著名清史專家張玉興先生說：“明清易代之際所涌現的忠貳兩大人群，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奇觀，它從正反兩個方面留給人們不盡的思考。”這種“思考”既關系到“嚴肅的社會道德觀念的導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同時也關系到包括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在內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認同”。[1]因此如何認識和評價忠與貳大量涌現這一歷史現象，歷來是人們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2]
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份?書中，命國史館編纂《明季貳臣傳》。他說：明清之際，洪承疇等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后金?清，而后者出于“開創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后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刑生，?顏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對降清的“勝國臣僚”表示極大的蔑視。他又說：
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勛績，諒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于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跡，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又頒發諭旨說：
著交國史館總裁，于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核，分為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于以傳信簡編，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論，庶有合于《春秋》之義焉。[3]
乾隆帝把降清的“勝國臣僚”稱為“貳臣”，并為他們立《貳臣傳》。由此，“貳臣”成了投降變節臣僚的同義語和代名詞。但從其后一個諭旨看，乾隆帝還是將“貳臣”分為“優”“劣”，要評判和分清他們的“瑕”“瑜”。
“貳臣”一詞在清代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乾隆中葉，清廷已從鼎盛局面開始下滑，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趨尖銳，各地反清斗爭風起云涌，此起彼伏，清廷猶如坐在火山口上。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為加強封建統治，從儒家的思想寶庫中重新摭拾“忠君”、“忠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漢官、漢將“大節有虧”，將其統統編入《貳臣傳》中。顯然，“貳臣”是一個反映封建正統思想的概念，今天應為我們所不取，新編《清史》自然也不會采用。
清代“貳臣”自然有貪生怕死、變節求生的共性，他們降后金?清之后，助紂為虐，替滿漢地主階級殺戮人民。例如，明清之際第一個投降的李永芳，當后金兵突襲撫順成功后，他即刻喪失信心，不作任何抵抗，尤其是在接到努爾哈赤的一封恐嚇信：“如果（你繼續對后金）作戰，兵射的箭不能識別你，如果被沒有眼睛的箭射中，就要死亡！”[4]便身著袍服，乘馬出城投降。又如，掌握南明隆武軍政大權的鄭芝龍，只因清廷“許以破閩為王”[5]，便不顧家人和部將的再三諫阻，更無視清廷南下大肆推行民族屠殺的血淋淋的事實，悍然降清。再如，洪承疇被俘之初，拒不投降，甚至“謾罵不已”，然而當范文程前往規勸時，見洪屢次拂拭掉落于承疇其身上的塵土，就得出結論：“承疇不死矣！其敝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邪？”[6]洪降清后，在東南、西南屠殺了數以萬計的無辜百姓。他們無視民族利益的罪行，無疑應受到嚴厲的批判。因此在辨“人物奸賢”上，“貳臣”們決不屬于“賢”者之列。但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討論任何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時，一定要將他們放在當時那個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時代中，進行辯證地分析。具體到明清之際的“貳臣”，每個人又有所不同：有純屬貪生怕死（如李永芳），有懷有個人野心（如鄭芝龍、吳三桂），有對明朝統治不滿（如洪承疇），有因明廷內部矛盾（如尚可喜）而降清者。因此，我們對“貳臣”應作具體分析。我以為，上述四種人中，前兩種人應予否定，這是毫無疑問的；即就“有對明朝統治不滿”和“因明廷內部矛盾”而降清者言，我們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籠統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后定。下面我們以馮銓、尚可喜、洪承疇為例，就他們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動，作一闡述。
馮銓于明萬歷末年中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之后，其父被東林黨彈劾而罷官。天啟年間，閹黨首領魏忠賢當政，殘酷迫害東林黨。馮銓認為復仇時機已到，立即投身于魏忠賢，并秉承魏的旨意，殘酷地迫害東林黨人。崇禎即位之初，清除閹黨，馮銓被定為有罪之人，削籍為民，賦閑家居。清順治元年（1644），攝政王多爾袞為籠絡漢族地主階級，書征馮銓。而馮銓為一己之私利，即爬進統治階級圈內，置多爾袞大力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于不顧，“聞命即至”[7]。像馮銓這種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呢？
尚可喜本是明駐守皮島的練兵游擊毛文龍義子。毛文龍被督師袁崇煥擅殺后，其心腹部將沈世魁不服，借機囚禁明廷任命的總兵黃龍，釀成兵變。尚可喜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果斷措施，迅速平定了兵變。但由此得罪了沈世魁，后者于兩年后指使部將誣蔑尚犯有罪行，并準備加害于他。尚可喜得此消息，怒發沖天，說：“吾束發行間，海上立功，血戰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喪亡，出萬死一生，計不過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擠之死地。今權歸世魁，欲殺一營將，如疾風卷籜，特易易耳。大丈夫將掃除天下，寧肯以七尺之軀，俯首就戮乎！”[8]于是憤然投降了后金。順治、康熙年間，尚可喜在鎮壓農民軍與南明王朝的抗清斗爭中效盡了犬馬之勞，為清廷一統大業立有功勛。順治十七年（1660）尚可喜受命鎮守廣東，吳三桂鎮守云南，耿繼茂鎮守福建，時稱“三藩”�？滴跏瓿酰锌上采鲜枵埱蟾胬线�鄉，受到康熙帝嘉獎。十一月底，吳三桂在云南舉起叛旗，耿繼茂孫精忠后在福建起兵響應。一時間，變亂的戰火燃遍了南部中國。尚可喜聽到自己的姻親耿繼茂叛亂的消息后，非常憤怒，上疏與其決裂：“今精忠背恩反叛，臣大義滅親，怒沖冠而恨切齒！”[9]吳三桂多次派人誘可喜叛清，可喜不僅不為所動，反將來使械送京師�？上驳膬鹤又藕笠矂衿浞辞�，受到怒斥�？滴醯蹖λ倪@些舉動大為嘉獎，下令將兩廣軍務交給他全權處理，隨后又晉其為平南親王、子之孝為平南大將軍，賞賜無算。尚可喜的舉動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吳三桂的算盤，避免變亂擴大，使清廷贏得了一些平叛時間�？滴跏迥�，尚之信乘可喜病重之機，舉旗叛清，但由于尚氏家族大多聽信可喜“一日尚存，當盡一日之心”、“仍事先帝”的囑咐，不予合作，致使廣東的反清活動未有多大聲勢。這在一定意義上瓦解了三藩的反清活動，對維護一統大業是有利的。因此，尚可喜死后，康熙帝派朝廷大員賜祭，并頒發諭旨說：“王功蓋天下，人所共知，忠心為國，晝夜靡寧。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變亂�！盵10]
但是，尚可喜在清一統大業過程中貪婪成性，嗜財如命。早在崇德年間，他對明軍戰斗中，就多次“私得人戶、金帛、牲畜，法司以奏”，并受到太宗的嚴厲斥責:“此豈王自得，必散于眾兵耳�！盵11]出鎮廣東后，又把廣東變為自家之天下，肆無忌憚地大肆兼并民田，在海州、花山一帶擅立多處“王莊”；與民爭利，“遍搜厚利，于稍可經營之處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橫行剔括，以歸私橐。又其子孫親戚并翼下官丁亦無不漁獵射利，以奪民間之恒業”，僅從鹽埠、渡稅、總店、漁課、市舶五項中，每年即可收入數十萬兩。[12]尚可喜和吳、耿的倒行逆施，使三藩又形成了一股獨霸一方、割據稱雄并危害一統大業的反動勢力。所以，尚可喜在清初可謂有功有過。
再來看洪承疇。據說，洪承疇年少時，一次與學館教書先生洪啟胤對對聯，他以硯臺做答隨口說出：“黑硯臺，硯臺黑，為官鐵骨叮當當包黑。”[13]短短的十五個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惡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為之人的不凡報負。降清之前，洪承疇對明廷可謂忠貞不貳，效盡犬馬之勞。崇禎十一年(1638)，他奉命“專督關中”，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俘獲闖王高迎祥，將李自成打得“大敗，以十八騎走商洛。關中賊略盡”[14]。然而卻因權臣楊嗣昌的一紙“屢戰無功，有縱敵之罪”的誣告信，被崇禎帝削去兵部尚書之職，改赴遼東，主持抗清事宜。明清兩軍松山之戰時，洪承疇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撫鎮亦每日食米一碗”，洪為此連續上疏十八道，“惟望大兵（按指明軍）速至，以救倒懸”[15]。不料，這些求救書均為監軍、太監高起潛私自扣下，導致援軍始終沒有到來，洪承疇等人兵敗被擒。這些事，在洪承疇的頭腦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揮之不去。所以當洪被生擒后，皇太極親自出馬，問寒問暖：“上(按指皇太極)自監視，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嘆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16]這里的“瞠視久”和“嘆”四個字，充分顯露了洪承疇當時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爭。此時此刻，他必定會聯系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也必定會把崇禎帝的剛愎自用、猜忌心重、動輒屠戮臣僚的性格、作法與皇太極的以誠待人、禮賢下士的品質作出比較，從而說出“真命世之主”的話。洪承疇降清后，與皇太極在朝廷上有一番對話：“上語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將帥力戰被獲，或力屈而降，必誅其妻子，否亦沒為奴。此舊制乎，抑新制乎?’承疇對曰：‘舊無此制。邇日諸朝臣各陳所見以聞于上，始若此爾�！盵17]從洪承疇的回答話語，可以看出他對崇禎帝濫殺臣僚的作法是不滿的�？梢姡\統地說洪承疇的降清是貪生怕死似乎不足服人。
洪承疇降清后，終皇太極之世，并未受到重用。世祖順治帝即位后，他才先后受到攝政王多爾袞、順治帝的重用。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這樣評價洪承疇：“（洪）出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盵18]從順治二年至十五年的十余年間，洪承疇身膺重命，摧毀了腐朽已極的南明諸王朝，消滅了殘明勢力，擊敗了農民軍的聯明抗清。他指揮的清軍，所到之處，注意“招徠撫輯”，使飽受戰亂之苦的農民和下層群眾稍得復蘇“民情安悅”[19]；對邊疆少數民族實施“因俗而治”、“用安遠人”的“一勞永逸之計”[20]；洪承疇在順治帝親政前后，多次上疏強調，遠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學為首務，為此希望順治帝努力學習漢文，熟讀六經，如能“朝夕進講，則圣德日進，而治化益光矣”[21]。順治帝親政后，接受了洪承疇等人的建議，刻苦學習漢文，并認真地吸取漢族皇帝的豐富的統治經驗。在順治帝的帶動下，整個清統治集團加速了尊孔崇儒、習學漢文化的進程，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所有這些，有利于減少社會經濟的破壞，減輕農民的負擔，緩和階級矛盾，同時對于清初統治者的銳意圖治，迅速促進滿漢與邊疆少數民族的融合，對于促進清朝一統局面的迅速到來，均有裨益。這是洪承疇一生的重要功績和重大貢獻，是應該而且必須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可見，我們今天評價尚可喜、洪承疇一類“貳臣”，應該站在整個中華民族和大一統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
如所周知，“大一統”思想和“華夏文明”，數千年來一直浸潤著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這是一種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們具有無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為全體中國人不斷前進的精神力量。
“大一統”思想，要求人們統一于華夏，統一于“中國”。然而，這“華夏”與“中國”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大民族主義，而是多民族間的融合體。正如---_歷史學一代宗師楊向奎先生所總結的 _??華夏文明發展過程中自身逐漸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歷史哲學體系”公羊學派的理論所說：
《公羊》中的“中國”、“夏”與“夷狄”，不是狹隘的種族概念，它定義于政治與文化的水平，夷狄可進為“中國”，“華夏”可退為“夷狄”。
“中國”、“夷狄”之別在乎“尊尊”，“尊尊”是倫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東漢）時王室已亂，而左右上下莫能正，敗壞無行，是“中國”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國，是“中國”不能主“中國”。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國，中國當然可以入主中國。這是《公羊》之最勝義……。這種理論對于維護中國之一統，以及民族間的團結與融合都起了無比的作用。[22]
按照公羊學派的這一理論，我們就不難理解清廷入主中國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了。明朝末年，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三股政治勢力：明朝中央政權、農民起義軍、滿族貴族建立的后金?清政權。顯然，這三股勢力，不論哪一方，只要能結束明末以來的嚴重內亂，統一全國，都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抵御外來勢力的入侵，有利于維護大一統和祖國領土的完整，因此都應予以肯定。那么，這三股勢力中，誰能擔此重任呢?
“明亡于神宗”，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崇禎帝即位后，從父祖和兄長（即明神宗、光宗、熹宗）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危機四伏、行將傾覆和滅亡的爛攤子：朝廷腐敗已極，內部黨政激烈；太監之受重用，加深了朝廷與各級官吏、領兵將領的矛盾；文臣武將貪污賄賂公行；賦稅加派嚴重，土地兼并更趨激烈，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百姓怨聲載道。而其個人極強的猜忌心理、亂殺臣僚、政令朝令夕改，更促進了明朝的覆亡。由此可見，明朝已不可能擔當統一中國的大任。
由李自成和張獻忠領導的兩支農民起義軍，不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加之兩支起義軍內部矛盾重重，企圖互相吞并，都決定了他們也不能擔此統一大業的重任。
滿族的前身是長久以來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龍江一帶的女真族，其先民肅慎氏早在西周初年即向周王“貢?矢石?，其長有咫”[23]，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只因滿族居關外荒僻之地，而被中原的封建皇朝視為“夷狄”。到了明末，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舉兵反明，建立了“后金”。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建國號為“清”。從此，清政權在皇太極的領導下，仰仗八旗制度為清軍的崛起所奠定的社會基礎，又積極吸取漢族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社會經濟日趨繁榮，軍事實力比明廷、農民起義軍均為強盛，加之皇太極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又具有較高的軍事指揮才能，滿族貴族內部上下協調，步調一致。所有這些，都使后金?清政權處于蓬勃向上的發展階段。歷史事實充分證明，明清之際的三股勢力中，只有被稱為“夷狄”之類的清政權才能“匡王室而尊尊”，即擔當統一中國的大任。固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后金?清自努爾哈赤、皇太極以來，向明中央政權要分裂，自立為國，不承認自己是明人、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四分五裂局面的出現。乾隆修《明史》時，也還不承認清朝先世是明朝邊關守將，竭力掩蓋努爾哈赤被明封為“龍虎將軍”的事實。他竟數典忘祖，大談“我大清興于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各系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其臣子也�！盵24]清入關后，又實行一系列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給漢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帶來重大災難。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加以批判的。實際上，這也是當時人、乃至后來學者對一統大任擔當者?清統治者心存猶豫之處。但不管怎么說，明清之際擔當一統大任的非清莫屬，這應該是無疑問的。我們不應用清統治者的民族屠殺政策來否定其承擔一統大業的身份。
由上所述，可知尚可喜、洪承疇等人于崇禎年間降清，既是無奈之舉，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應加以肯定。
我們說尚可喜、洪承疇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只是就清廷不自覺地承擔了一統重任而言的。至于有的學者把他們與張治中、傅作義相提并論，是不恰當的。因為張、傅是投奔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明與清都是封建皇朝，都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代表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尚、洪則都是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們無論是為明還是投清，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們既然是地主階級的代表，自然都賦有地主階級的貪財如命、唯利是圖的本性。要他們像無產階級革命家那樣，在敵對勢力面前視死如歸，甘灑熱血，是不可能的。這里還要提及的一點是，有學者認為，我們不要一提起“貳臣”，就罵他們“背叛祖國，背叛民族，背叛人民”。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的“祖國”從來都是封建地主階級對人民進行專政的國家，他們之為“祖國”服務，實際上只是為封建皇朝服務，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他們從不是“人民”，不可能為整個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服務，相反卻總是與人民對立的。所有這些，都是由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本性決定的，都是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要時刻注意的。
我們今天評價尚可喜、洪承疇一類“貳臣”，重點不是在“奸賢”上，而是應充分肯定他們為清一統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動、所作的貢獻（前面已說過，就是乾隆帝本人，對“貳臣”也不是一罵到底，而是有分析的，即分為“優”和“劣”，“瑕”和“瑜”）。
這樣說來，是否就可以將“民族大義”、“民族氣節”完全拋棄而不顧呢？絕對不是。
“民族大義”、“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立世的根本。如果拋棄它們，這個民族就失去了希望，最終也就會為世所拋棄。
清廷入關后，強制推行?發、圈地和投充等法令，實行極為殘酷的高壓統治，同時對所征服的地區繼續實行瘋狂擄掠、大肆屠殺，如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即是。這就使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原來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漢民族和廣大下層人民群眾奮起反抗清廷的高壓統治就是正義的，值得大書特書的。
在反抗清廷高壓統治和瘋狂屠殺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人物而論，李定國、鄭成功、史可法等人堪稱我們中華民族精神的楷模，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李定國在民族危難之際，毅然挑起了“聯明抗清”的大旗。他在順治年間，聯合南明永歷王朝，在湖廣、四川、廣東、廣西、云貴的西南戰場，取得了擊斃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兩位“名王”的大捷，引起了清廷的極大震動。鄭成功在其父鄭芝龍決定降清后，毅然拒絕與其同行，并告誡其父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后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25]。順治年間，鄭成功領導的東南抗清戰場，與李定國領導的西南抗清戰場遙相呼應，有力地打擊了清廷的高壓統治和民族征服政策。順治十八年（1661），他為了在臺灣建立抗清基地，在臺灣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舉驅逐了竊據臺灣40年之久的荷蘭殖民者，收復了祖國的神圣領土臺灣。史可法在順治二年初清軍圍困揚州時，寫下了遺書：“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份也！”[26]充分表達了誓死不降清的決心。后揚州失守、史可法被俘。面對清將多鐸的再三勸降，他又毅然表示：“吾為天朝重臣，豈可茍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愿速死從先帝于地下！”“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27]在生死面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他們盡管對舊皇朝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動上確是反對清統治者民族壓迫和屠戮，具有正義性，符合當時廣大人民（尤其是漢民族）的利益。值得我們永遠歌頌。
由上所述，我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從大一統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不注重其一時一事，而是看其一生是否對大一統 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貢獻。
[1] 張玉興：《明清易代之際忠貳現象探賾》第35、1頁，《明清史探索》，遼海出版社，2004年。
[2]我以往也和許多人一樣，對“貳臣”是痛恨的，罵他們為“漢奸”、“喪失民族立場”、“背叛民族利益”等。近幾年，學習公羊學派的“大一統”理論后，覺得評價歷史人物并不像人們一罵這樣簡單。
[3]以上引文分見《清高宗實錄》卷一0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卷一0五一，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
[4] 《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
[5]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四《雜傳。鄭芝龍》，頁423，中華書局，1959年。
[6]昭?：《嘯亭雜錄》卷八《洪文襄之降》。
[7] 《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辛丑。
[8]尚其憲：《尚氏宗譜》卷一，《先王實跡》。
[9] 《清三藩史料》二《平南王尚可喜題》。
[10]分見勒德洪、明珠等總纂《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張允格《續元功垂范》，康熙十五年。
[11] 《清史稿》卷二三四《尚可喜傳》。
[12]以上引文均見雍正《廣東通志》卷六二《藝文四》。
[13]轉引自王宏志《洪承疇傳》，第5頁，紅旗出版社，1991年。
[14] 《清史稿》?二三七《洪承疇傳》。
[15]分見《明清史料》乙編，第四本，《兵部題御前發下原任寧夏鎮標參謀官汪振東奏稿》；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洪承疇降大清》。
[16]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疇傳》。按，有學者經過考證，認為皇太極親自勸降洪承疇之事，屬子虛烏有。但如從洪降清的整個過程來看，清廷的勸降是合乎邏輯的。就是說，皇太極即使不親自出馬，那么他很可能派一重臣（例如范文程）去勸降，并傳達其旨意。事實上，范文程已經充當了清廷勸降使者，只不過他是否受皇太極所派，是否傳達了后者的旨意，因無確切資料而不好輕下結論。
[17]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疇傳》。
[18]趙翼：《?曝雜記》卷二《洪經略行狀》，頁39，中華書局，1982年。
[19] 《清史列傳》卷七八《洪承疇傳》。
[20] 《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經略洪承疇揭帖》。
[21] 《清世祖實錄》卷十五，順治二年三月乙未。
[22]以上兩段引文見楊向奎口述《楊向奎學述》，第112?11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 《國語》卷五《魯語》。
[24]阿桂等撰修：《皇清開國方略。序》。
[25]江日升：《臺灣外記》卷之二，第7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三《遺書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冊，《集部?別集類》，第2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7]黎士宏：《書殉揚州事》；《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冊，《集部?別集類》，第2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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