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中葉，法蘭西崛起歐洲，與各國互爭雌雄。羅馬教廷也欲借助法國勢力，消弱葡萄牙獨霸東方傳教的地位。1658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委派法國耶穌會教士巴流和另一教士蘭貝爾特為專使，東來督察安南教務，并管理中國長江以南數處教會事業。1660年，又派一名叫吉突蘭的教士為專使。督察南京教務，并管理朝鮮及中國北部數處教會事務，以擴大教廷的監督權。但是葡萄牙人堅決反對教廷專使插手中國教務，雙方矛盾發展。1690年，教廷為了緩和矛盾，在中國境內劃出南京、北京、澳門三大主教區，歸葡人管理。而葡人竟將中國各省盡數劃歸三大教區之內，致使教廷派來的專使、主教無插足之地。對此，教廷深為不滿。1699年，教廷派出大批傳教士為特使、主教來華，并明令葡人縮小其教區，而另辟八個主教區，歸教廷直接管轄。每一教區由教廷派遣一副主教，負責巡查監督中國教會。為防止在華教士反對，教廷又專門發下通知說，必須服從教廷所派主教的管理，教中儀式亦須遵守教廷頒布的命令執行。通過派遣專使、主教，教廷在東方布道事業中的統治權日漸增強。
正當羅馬教廷開始著手削弱葡萄牙的東方保教權時，在華各派傳教士，對中國的祭天、祭孔、拜祖等習尚風俗展開爭論：一派認為中國教徒祭祖、祀孔崇拜偶像，觸犯天主教十戒之一，教會決不容許；一派認為，凡中國習俗，與教儀并無大沖突者，均應不在禁止之例。爭論之初，范圍尚小，僅限于在華各教派內部。后來范圍日益擴大，而且從兩派不同意見變為派別的嫉妒，甚至影響到國際方面，不但在東方的傳教士都各自參與兩方面的陣線，就連歐洲各地教會也因此而有激烈的辯論。正當兩派激烈論爭之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張誠、劉英(即劉應)、洪若望，把“祭祖與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質”的問題提出來，詢問康熙皇帝。1700年11月30日康熙發布上諭，說中國的祭祖祀孔不過是一種崇敬的禮節，是紀念先祖過去的善行，并無宗教性質�？滴趸实鄣慕忉�，非但沒能使各派之爭冰釋，相反，反對耶穌會的教士們便以此為口實，說關于教會的事，不請求教廷解決，反倒去求中國皇帝。法國教士專門派人返回歐洲，把耶穌會士們的觀點添油加醋地向教皇匯報了。教皇克萊孟十一世便于1704年派遣多羅為教皇欽差，攜教廷禁約來華。禁約上寫道：“凡人天主教者，不許依中國規矩……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俱決斷不許行�！�
教皇克萊孟十一世任命教士多羅為欽差、第一特使，率隨員十人自羅馬出發，1705年4月抵澳門，12月4日到北京�？滴醯燮鸪醪⒉恢嗔_此來目的，是月31日在北京接見了他，此后又“賜宴、賜食及賜觀燈”。次年6月29日又第二次接見，賜游暢春園。但后來，康熙帝發現這位年輕特使與自己的觀點完全對立，便大為不悅，遂于1706年8月命其速離京都。多羅不得已，于8月20日離京都抵南京。多羅離京后，康熙帝為了使所有在華各派傳教士都能象耶穌會士一樣，熱衷于科學事業，遵守天朝法度!并規勸各派教士和好，平息“教儀之爭”，便諭令：凡遵守利瑪竇成規的教士，可領取北京朝廷頒發的紅票，準予在華居住、傳教。但多羅到達南京后，竟不顧康熙帝的反對，于1707年公布了羅馬教廷的禁令，并加上自己的解釋，譴責那些違背天主教教義的“異端稱呼”和“非法禮儀”，尤其不許教堂懸掛康熙帝賜書的“敬天”之匾，并威嚇說，凡違反禁令者，必須趕出教會。這就激怒了康熙皇帝，是年4月19日，他頒布上諭說：“自今而后，若不遵守利瑪竇的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并下令驅逐不領傳教紅票的教士。5月24日，多羅抵廣州，康熙命押往澳門，由葡萄牙士兵嚴加看守。
康熙帝被激怒的原因，除了他親手御題“敬天”之匾，竟然被禁止在他所統治的中國懸掛，使他的神圣尊嚴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更為嚴重的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思想基礎，受到基督教義的嚴重挑戰，如果容忍退讓，愛新覺羅家族賴以統治的思想根基就會徹底動搖。因此，康熙帝采取了部分禁教措施，驅逐傲慢非理的教士。但康熙皇帝還是很開明的，就在多羅抵南京后，他立即派遣教士白晉、沙國安為清朝使節，赴羅馬謁見教皇，求一折衷調和辦法，以期多羅在南京的宣言及1704年教廷的法令有所變更。
但是中國皇帝的謙讓和容忍，卻遭到羅馬教皇的輕視。教皇克萊孟十一世不僅重申了多羅的南京宣言與1704年法令具有同樣的效力，而且還頒布了一道正式諭令：凡教士都必須宣誓恪遵禁令，絕對服從，否則將逐出教會；同時，他任命教士德理格、山遙瞻及馬國賢等5人為教皇特使，組成專使團來華，并于1707年8月1日在澳門為總主教多羅擢遷為樞機主教主持了儀式。
保守、頑固的羅馬教廷，對中國皇帝的謙忍毫不退讓，除堅持申明“諭令”的觀點，還另派秘使來華，指使方濟格等派的教士們抗拒清廷命令，排擠耶穌會士，把“禮儀之爭”的弦繃得更緊，從而使矛盾愈來愈尖銳。于是，本來就欲排斥基督教的地方官員，都站到教會的對立面，紛紛上疏彈劾，奏請禁教，驅除教士。
正當康熙帝舉棋不定、余怒未消之際，羅馬教皇的又一個特使、主教嘉樂•滿柴巴爾巴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9月26日抵澳門，并帶來教皇的公文。他于10月29日北上，12月25日抵北京城外。他向康熙帝派來迎接他的四人表示要求見皇上。12月29日，嘉樂發表保證書八項，康熙帝始允其覲見。但不久，嘉樂上奏了教皇公文，提出要純潔基督教禮儀。維護基督教教義，清洗耶穌會士的異端邪說�？滴醯坶喓�，大怒，便決心全面禁教。他在教皇的公文上批道：“歐洲人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的禮節”。此后，康熙帝又發現嘉樂攜來的教皇禁約內容更加荒唐，震怒異常，他在禁約上批示云：“覽此告示，只可說西洋人等小人，如何信得中國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從此未領有朝廷印票的傳教士紛紛被趕出中國。教堂、教產被剝奪。在各省傳教的耶穌會士，行動受到監視。發展教徒的工作受到阻撓。中國人也不敢違抗朝廷旨意，不敢自由出入教堂、崇信天主了�？滴醪∈�，雍正登基，嚴厲教禁的端倪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康熙末年，中國驅逐教皇使臣，下令全國范圍內禁教。這給羅馬教廷和教皇一個意外的打擊，所以，教皇立即改變了原有態度，再派使臣，準備收回成命，以挽救天主教在華的危機局面。正值雍正元年開始教禁時，羅馬教皇派葡萄牙籍教士麥德樂作為專使，來華謁見，經時任兩廣總督孔毓?向雍正疏通，并呈上羅馬教皇的信與禮物。信中寫道：“天朝君臨萬國，無所不有，就西洋所產些小物件進貢，聊盡誠意�！庇赫实垡姾螅髳�，開始準備松弛教禁，所以，他在麥德樂返歐洲前賜宴，“并賜妝緞、錦緞、大緞各十六匹，次緞四十匹�！焙笥钟�1725年11月13日發布上諭：“諭西洋教化王伯納地多：覽王奏并進方物，具有悃誠�！劣谖餮笤⒕又袊恕苌魇胤ǘ取拮酝茞蹞嵝簟薄Ｓ赫郎视枇他湹聵氛埱�，允許歐洲教士在華傳教，并全部釋放康熙朝禁錮于廣州的傳教士德理格、畢天祥、計有綱等，以示中外一體，寬大矜全之意。接著，又降旨，宣所有在華的歐洲教士務于1727年1月26日進宮召見。后來參加謁見的教士在回憶中說：“皇帝在大殿里同我們一起進餐”，開教態度甚明。由上可見，教禁情勢見緩，開禁自由傳教即在眼前。
恰在這時，雍正之弟�？滴醯牡诎俗佑诳滴醭茨曛\立之事發，牽扯到耶穌會士及皇室中的叔伯兄弟、奉教的蘇努及其家族。雍正帝一見，與教士關涉甚多，勃然大怒，一面下令迫害蘇努一家，一面下令嚴厲禁教，并遷怒于教廷使臣麥康樂的到來。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圓明園召見馬蓋朗等耶穌會士，大罵天主教，把它與那些邪惡教派相提并論，并發布上諭，立行禁教。此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反教高潮。教禁使康熙末年已經皈依天主教的30萬中國人藏身無處，外國教士也盡行驅逐于澳門：或困居于廣州教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
此時，羅馬教皇對中國發生的變化束手無策，唯一可遷怒的對象，便是耶穌會士，1727年，教廷命令耶穌總會會長，立即把在華的會長馬若瑟，巴多明、馮秉正和卜文起召回羅馬，理由是，有人控告他們擁護中國的禮儀。這幾位會士嚇壞了，立即寫信請求免予召回。教廷1736年10月5日通知，如果他們宣誓廢棄一切偏袒“中國禮儀”的言行?則可繼續留在中國。他們照教皇的命令作了，一場風波才暫告結束。
乾隆繼承雍正朝禁教政策，終其世而不變，羅馬教廷始終難以過問中國傳教之事。惟一事可值一提：在教士協助下；乾隆時期不少中國青年教徒到歐洲學習。其中受到教廷關注者有八人，均在羅馬那不勒斯神學院學習，1750年3月卒業。時教皇正因中國教會日形衰落。西方教士難以立足，乃召此八人赴教廷，由四名樞機主教加以甄試。試畢，教皇大為褒獎。此后，中郭元性、趙多明、趙西滿、蔡文安等四人被教皇派回中國工作。郭元性被指定為未來的四川總主教。
然而，肇起于康熙年間的“禮儀之爭”，在歐洲仍未結束。教皇克萊孟十四世在盛怒之下，于1773年發布解散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命令。在華會士均被降為俗人，但仍在北京管理教堂，以俟繼任者，且允準他們暫時可于暗中繼續傳教。嘉慶承父之業，仍襲原有政策，傳教士的社會地位及活動依然如故。為了力促改變現狀，1804年，教皇發敕書命供職北京欽天監教士畢學源轉任南京主教。該敕書由華人教徒陳若望晉京遞交。陳若望于該年9月抵京完成任務。南返時，在京供職的教士們竟違清廷“凡在京洋人未經朝廷許可不得擅行與外間通信”之禁，托陳攜帶發向澳門及本國函件。陳南下路過江西時，以形跡可疑被捕，從行囊中查出一張由海道至直隸、并注有漢字的地圖。實際上，這張地圖的地點名稱，“俱系各派傳教地點”，教士欲呈送教皇，以行仲裁，解決各派爭奪傳教地的糾紛。但該圖卻被指認是傳教士刺探中國軍情、向英國傳遞的情報。由此導致了1805年教案，這場蕭墻之禍持續了十年之久。
歷史進入19世紀，羅馬天主教廷為了加強對遠東尤其是對中國經營近二百余年的傳教成果，便設法調整與基督新教的敵對關系，同時，設法與中國清政府互派使節，借以加強教廷在中國的保教權。
最先倡導教廷與中國互通使節的，是教皇格列高里第十六世。他在任時，適值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簽訂前后，他于1833年派曾在中國擔任南京主教的羅主教來華，負責復興中國教務，及與清政府協商通使事宜。條約簽訂前夕，此人曾與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面商，迫令清廷準羅馬教廷派駐使節之事。具體是如何交涉的，迄今文獻無考。
整個19世紀，教廷所做的努力，都為中國的保教權問題和派駐使節問題。早在18世紀末，繼基督新教盛行，葡萄牙逐漸喪失了海外霸權，只有法國是較強的天主教國家。但葡萄牙仍不愿放棄對中國的保教權。拿破侖上臺后，1802年8月28日在他給羅馬教皇的信中寫道：“我希望您能給中國傳教事業增加新的生力。不必對圣座隱諱，我之所以要這樣做，與一般宗教利益無關，而是為了使中國的傳教事業擺脫英國人的手掌�！边@樣，葡萄牙與法國展開了對東方及中國保教權的爭奪戰。1834年4月，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保護者的義務為由，頒布教諭，取消它對中國傳教的保護權。1846年4月，教皇敕令在內蒙西灣子傳教的法國教士孟振生為專使，并接管葡萄牙管轄的北京主教區�！吨蟹ㄌ旖驐l約》簽訂后，教皇又下諭令此后要完全用法國護照派遣各國天主教士到中國，而且教士對中國官府的交涉，也要完全由法國領事館辦理。1851年，中國各教區主教在上海召開會議，聯名呈請教皇，把中國保教權交給法國。
教廷在倒向法國的同時，也沒放棄與中國通使的努力。1859年，教皇庇護九世訓令湖北徐主教與清廷磋商通使事宜，然，徐主教在啟程赴京前忽病，竟至沉疴去世，通使之議權且作罷。
從《天津條約》簽訂到1870年，中國各地“教案”紛起，揭露了外國教士的不法行為，清政府也不得不注意這一嚴重同題，便頒發了旨在取消外國在華天主教保護權的《傳教章程》。但羅馬教廷對清廷照會中提到的教士罪行，完全裝聾作啞，而且為態度最蠻橫的法國教士竭力辯護。因為教廷知道，法國是“利用教士做政治甚至軍事偵探”的。1870年以后，教廷和教皇完全投靠法國。1871年普法戰爭后，法國成立第三共和國，執政的共和黨雖然對�；实奶熘鹘淌渴菙骋暤�，但對中國天主教保教權卻十分重視，而羅馬教廷照舊依附法國施行對中國天主教保護。法國對中國天主教保教權的終止，是在1905年法國與梵蒂岡絕交之后。
1881年，法國天主教河南主教安某，敦促羅馬教皇與清廷盡快互通使節。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教廷怕因此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工作，翌年2月1日，教皇良十世致書光緒皇帝，聲明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并非法國委派，皆取決于教廷的命令，應屬教皇管轄。與此同時，教廷加緊通使活動。1885年6月7日，在英籍德國人德璀琳的慫恿下，李鴻章把處理與教皇關系之事委托于天津稅務敦•約翰辦理。教廷聞迅，抓住時機，立即于8月14日任命AntonioAgliardi為羅馬教廷駐華大使，并決定于9月25日啟程來華，然，終因法國多方梗阻，終未達目的。
李鴻章計擬與教廷通使時，適任駐法公使許景澄也為贊同通使者之一，甚至在他臨終前，曾還多次囑托其學生陸徵祥，注意此事。故而，民國政府成立后，陸徵祥兩度出任外交總長時，曾多次設法與教廷磋商通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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