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讀二十四史，常見歷代關涉當朝"制度"的各類"故事"，因而，"故事"與"制度"的關系問題也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與研究。記載遼朝史事的《遼史》中也有與遼朝各項制度相關的"故事"。筆者不揣淺陋，僅就《遼史》"故事"中反映的遼朝諸制形成及其流變，略作探考，冀望方家教正。

前朝"故事"：中原漢制之援引

遼朝諸制有不少是承唐仿宋的，譬如官制中的"南面官"，《遼史·百官志》即言其"如唐制也"。遼制中援引中原漢制而形成者，在《遼史》的文本敘述中，有些也是在"故事"中出現的。比如禮制中的"朝會禮"�！哆|史·穆宗紀上》載：應歷元年十一月"乙亥，詔朝會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漢禮"。這就是說，遼朝的"朝會禮"應該是耶律德光借用中原王朝漢禮而創制。史實的確如此。《遼史·禮制一》即云："太宗克晉，稍用漢禮。"而"借用"之過程，《遼史·儀衛志四》亦有記載：遼滅后晉，"大同元年正月朔，備法駕至汴，上（遼太宗）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自是日以為常"。盡管耶律德光滅晉后在汴京僅僅駐扎三個多月便匆忙北歸，但契丹人卻把包括"朝會禮"在內的后晉整套禮儀制度，以及支撐完成各種儀式程序的"硬件"——"太常樂譜、諸宮懸、鹵簿、法物及鎧杖"（《遼史》卷4《太宗紀下》）等，統統帶回塞北草原。這則"故事"告訴我們，源自中原漢禮的遼朝"朝會禮"形成于太宗朝末期，穆宗即位后，又將其進一步明確并繼續推行之。

同漢魏、兩晉援引秦漢"故事"形成的好多"制度"相似，遼人講前朝"故事"，引中原漢制而形成的某些制度，也多為不便草擬成文或無法形成制條者，只能是遇事效法前朝"故事"中具有參考價值及借鑒意義的成例，作為處理現實棘手問題的依據。比如，遼朝末年，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在女真大軍的追擊下，一路潰敗西逃。此情此景，頗與當年"安史之亂"發生后，唐玄宗棄長安逃奔巴蜀有些相似。玄宗西逃，率兵北上的太子李亨在部下的擁戴下，于靈武即皇帝位，是為唐肅宗。天祚皇帝在金兵的追擊下西逃，一些仍在內地的契丹貴族、文武臣僚等，便提議仿照唐肅宗即位做法，立遼興宗之孫、秦晉國王耶律淳為帝，希望其重組契丹鐵騎，擊潰女真軍隊，光復遼之天下�！哆|史·天祚皇帝紀四》即云："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在沒有成文法律規約的情況下，只能用前朝"故事"之成例，作為特殊時期皇位轉移的制度依據。

本朝"故事"：現行制度之沿用

契丹（遼）政權建立后，統治者根據客觀實際，陸續制定并頒行了諸多法制規章，以便各級軍政官員及廣大民眾遵照執行。遼在建國之初及至前中期制定的某些法制規章，沿用到遼末都沒有改變，這在《遼史》"故事"中也有所反映。例如遼朝前期制定的契丹皇帝車駕巡游，節度使等地方官員要有所"進獻"的制度�！哆|史·張儉傳》云："統和十四年，（儉）舉進士第一，調云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圣宗獵云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愿以為獻。'"這則"故事"表明，遼朝節度使"進獻"制度應是制定于圣宗即位初期或之前。另據《遼史·道宗紀五》記載：大安三年十月"罷節度使已下官進珍玩"。道宗皇帝詔令節度使以下官員此后不再"進獻"，并不包括節度使本身。如是，該制應該延續到了遼末。

遼朝北部、東北及西北邊疆地區，分布著數量眾多、名稱各異的游牧、漁獵民族或部族。遼朝政府根據他們的不同狀況及與中央政權的親疏關系，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其中包括定期"朝貢"制度。比如，遼朝政府對生女真實行羈縻式管理，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生女真部族"朝貢"制度，因為《遼史》所見從道宗咸雍年間開始的生女真"朝貢"活動已頗為頻繁。生女真"朝貢"制度具體內容是什么？除了《遼史》記載的"進馬""貢良馬"及籠統的"遣使來貢"外，詳細者鮮見。然《遼史》中一則遼末"故事"，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遼朝政府制定的生女真"朝貢"制度相關內容，提供了線索。史載，天慶二年"二月丁酉，（天祚帝）如春州……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遼史》卷27《天祚皇帝紀一》）。這則"故事"表明，除了命其貢納土特產品外，還要求各部酋長在距離遼帝春捺缽地春州"千里內者""來朝"，并在"頭魚宴"上表演民族舞蹈等。這就是說，道宗朝制定的生女真"朝貢"制度，到遼朝末年仍沒有改變，還在沿用。

本朝"故事"：現行制度之變革

遼代，也有些制度在制定并執行一段時間之后，會隨著所處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比如某些地方的賦稅制度，地方官可能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議修改某些條文（如納稅額度）。這在《遼史》"故事"中也有所反映�！哆|史·耶律抹只傳》即云："統和初，……（抹只）遷開遠軍節度使。故事，州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抹只表請折錢六，部民便之。"《遼史·圣宗紀三》卻記耶律抹只所任為"大同軍節度使"，"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抹只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這說明減稅利民之事發生在云州（舊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當然，該"故事"不管發生在何處，耶律抹只奏請修改稅制條文的事實應該是存在的。這則"故事"表明，遼朝前期曾規定民眾向國家納稅可以糧折錢，標準是"斗粟折五錢"；為減輕民眾納稅負擔，耶律抹只奏請朝廷批準，斗粟改折六錢。其建議得到了朝廷的認可，此地的賦稅制度便發生了改變。

圣宗朝之前，遼朝中央負責刑獄事務的機構是夷離畢院�！哆|史·國語解》云："夷離畢，即參知政事，后置夷離畢院以掌刑政。"這一制度到圣宗太平年間發生了變化，中央最高軍政長官北、南兩院樞密使開始過問獄訟之事。這有《遼史》"故事"為證�！哆|史·刑法志上》即云："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離畢主之。及蕭合卓、蕭樸相繼為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圣宗朝刑獄制度之所以發生改變，原因是"小民犯罪，……不能動有司以達于朝"；"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茍免"。于是，圣宗皇帝便詔令："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遼史》卷61《刑法志上》）將一些訟案的終審權收歸樞密院，由中央最高軍政長官樞密使"覆問"裁決，目的是想減少因辦案官員收受賄賂、暗箱操作而產生的法制腐敗。當然，夷離畢職掌刑獄并沒有因為兩院樞密使的介入而取消�！哆|史·刑法志下》即云：道宗清寧"四年，復詔左夷離畢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即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問。無冤然后決之，有冤者即具以聞。'"可見，到遼代后期的道宗朝，主抓刑獄事務仍是夷離畢的職責所在，只不過是增加了樞密使的"覆問"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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