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號稱完成了他們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使命：終于確認了中國核計劃的存在，并作出反應，試圖用軍事或外交手段來遏制中國的核計劃。然而，當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些處心積慮設計的打擊計劃轉瞬間化為泡影。中國昂首挺胸跨入了核大國的行列。

中國的核計劃始于50年代中期

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計劃始于50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向國家提出建議，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1955年1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一年后，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再次提到：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然而在60年代初，美國人對中國的核計劃并不十分清楚。直到1959年的9月，美國才得到了蘭州氣體擴散廠的照片。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國的有效圖像。而因為航程的關系，U-2偵察機也很難飛到羅布泊這樣深遠的中國內地。

1960年底，美國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采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钚。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會在1962年提供钚。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钚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而作為第一代的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钚。

動用各種先進手段偵察

就在中國核計劃被確認下來時，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爾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在肯尼迪入主白宮的頭兩年，沒人對中國核計劃進行全面分析。那些報告基本沒有講清楚中國核計劃的政治和軍事意義，而只是說，北京如獲得核能力，那將會危及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它會驅使許多國家接近中國，從而削弱美國的影響。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國的核計劃，美國情報部門也在盡力改進偵察手段。其中一個較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U-2飛機，攜帶高分辨率成像攝影機從臺灣起飛，前往大陸的深遠內地進行偵察。

另一項偵察手段，是使用間諜衛星。從1961年起，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進行代號為“科羅納”(CORONA)的衛星偵察計劃。這種間諜衛星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的膠片，從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數量的照片。1961年12月，科羅納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盡管當時美國人并不知道這就是未來的原子彈試驗場。1962年4月，美國的情報分析再一次推測，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钚為原料。分析人員認為，按照最快的時間表，中國將在1963年初爆炸一顆以钚為原料的原子彈。

一個月后，臺灣的U-2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但美國情報人員仍然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钚的反應堆。直到1964年U-2飛機和間諜衛星才偵察到中國正在酒泉建立一個钚反應堆。當時估計，它要到幾年后才能投入生產。由于對中國生產核裂變材料的能力無法準確把握，美國情報人員還是很難回答，中國究竟在什么時候爆炸第一顆原子彈?鑒于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钚為燃料已被確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斷是，中國將在1964年初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不過情報人員解釋說，如果遇見了“通常的困難”，爆炸日期可能會被推遲，例如推遲到1964年底或1965年。

軍方制訂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兩種方案

同情報人員專注于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心態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劃。在1963年1月22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關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因為肯尼迪相信，中國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時代，將成為我們美國的主要敵手”。一個有核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之后，無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說，蘇聯人對聯邦德國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哈里曼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么，“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劃。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

參謀長聯席會議于1963年4月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則就是使用強制手段。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干，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一起干。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李梅將軍在備忘錄中坦言，公開使用武力是不現實的。不管是進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復和戰爭升級。至于如何使美國的行為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

軍方對能否與蘇聯聯手對付中國表示懷疑。但行政官員們卻興趣盎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是第一個向蘇方發出試探的高級官員。5月中旬，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他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于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布，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他們認為這是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于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種復雜關系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最后，肯尼迪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

當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的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雖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

縱容國民黨發動突然襲擊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蔣經國造訪了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后，蔣經國又會見了邦迪，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并引起大的沖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蔣經國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對此，肯尼迪還是沒有完全放心。鑒于古巴豬灣事件的經驗，華盛頓和臺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準確的情報。

幾天后，蔣經國會晤中情局局長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小組，來研究派遣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約翰遜報告發出不同聲音蔣經國走后，肯尼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扼殺中國核計劃的各種可行性。其中，由美國飛機空投蔣軍破壞小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曾提出所謂“布拉沃(BRAVO)”計劃，即非常規作戰計劃。即由一個跨部門的小組來“考慮如何阻斷中共核計劃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之邀，考慮了一個常規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以多批次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這時，國務院的一個不同聲調出現了。這就是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所完成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有200多頁長，題為《共產黨中國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約翰遜報告指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里，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系，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國的核威脅減小到了最低程度。一個有核的中國，處在美國可攻擊的范圍之內，而中國對美國卻做不到這一點。他認為，中國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中國謹慎的、后發制人的軍事政策。

約翰遜建議，一旦中國核試驗成功，美國應向所有友好國家再次承諾，它將幫助它們對抗中國。這既可以對抗中國的壓力，也能防止其他亞洲國家單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仍然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看作是對美國的巨大威脅。然而不管怎么說，約翰遜與他的前任不同。他沒有公開評論中國的核計劃，也極少提到要采取步驟打擊它。

羅伯特。約翰遜的報告中提到，如果要贏得世界輿論對美國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圍訂立防止核擴散和對核材料生產進行的核查協議。一旦協議進入談判中，中國再公開無視它，就給了打擊它的口實。然而，當這類協議能夠進入談判時，中國大約已經完成了核試驗，成為一個“現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況下，法國是不可能支持這樣的協議的。此外，約翰遜還認為，要蘇聯默認美國對中國的打擊，是“絕對不可能的”。1964年4月底，國務卿臘斯克曾經把一份高度壓縮的約翰遜報告呈送給約翰遜總統。鑒于臘斯克的這個做法，美國最高層對約翰遜的觀點應該說是認可的。

謀求蘇聯聯手遭拒絕

1964年初，美國從秘密渠道得知，中國在1964年將肯定爆炸原子彈。1964年8月初，間諜衛星發現，在羅布泊試驗場，已經樹立起鐵塔和其他設備。據此，情報分析得出結論：“羅布泊地區明顯的可疑物體表明，那里是一個試驗場。它在為兩個月后的使用做準備。”但對于中國究竟在何時爆炸原子彈，美國人還是沒有把握。中國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這使得“核危險”這個話題成為總統星期四午餐會的重要內容。參加聚餐會的通常是約翰遜班底的核心人物，他們是：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恩、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國務卿臘斯克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會上，他們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權衡，在中國按自己時間表爆炸原子彈，與美國采取單邊不宣而戰的打擊兩者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其可能性只在“軍事敵對”這樣的事發生時才可成立。此時，一則信息鼓勵了這些顧問們。9月15日，赫魯曉夫就中蘇邊界問題發表談話。他威脅，蘇聯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性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這是蘇聯第一次暗示，它有動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但在華盛頓，當邦迪希望與多勃雷寧就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問題“做一次私下和認真的談話”時，多勃雷寧還是老話，說中國的核武器對蘇聯和美國說來，并不重要。它只會在亞洲造成“心理影響”，而對蘇聯政府說來無足輕重。

8月底和9月中旬的衛星偵察表明，羅布泊試驗基地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一位訪華的馬里政府成員提供消息說，中國準備在10月1日也就是國慶節時爆炸原子彈。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橫空出世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西部的荒漠上空，騰起了巨大而美麗的蘑菇云。美國設在各地的13個情報觀測站中，有11個立即捕捉到了這個蘑菇云所釋放的巨大電磁脈沖。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檢查從輻射云中收集的灰塵時，他們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認定的钚，而是U-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這意味著，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發展的。

核爆炸后幾小時，約翰遜總統發表聲明說，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諾對亞洲的保護。但中國同時發表的聲明卻落地有聲：一、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二、中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應被銷毀。在臺灣，蔣介石被核爆炸震驚了。這爆炸聲對他反攻大陸的夢想不啻沉重一擊。蔣提出在中國大陸研制出核運載工具之前，摧毀它的核設施。但在美國人那里，蔣碰了軟釘子。

在這場以武力阻斷中國核計劃“鬧劇”的末尾，還有一個小插曲：1965年春，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不知通過什么渠道偵知，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擊美國的領土夏威夷或西海岸。

海軍甚至還設想，中國會引發一場“催化戰爭”，即中國使用其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攻擊美國本土，而使美國誤認為是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從而迫使美國核反擊。當時的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曾向國務院提出建議，應在中國導彈潛艇的處女航行時，將它擊沉。后來的事實證明，美國海軍已經緊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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