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國（公元前539?前330年）是人類歷史上首個地跨亞歐非的國家，以其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著稱，統治則以寬容見長。本文討論的印章圖案，正是波斯帝國上述特點的一個剪影。
該圖案保存在一塊直徑兩厘米左右，被火燒過的圓形封泥上，細節生動、清晰可辨（圖1）。正中是一株植物，從頂部花朵的形態判斷，很可能是株太陽花。植物中部有兩片對稱的葉子下垂，底部是一個葉狀的基座。植物上方掛著一輪新月，左右兩側對稱站立著兩頭野山羊。兩頭山羊皆扭頭回望，兩條后腿直立，一條前腿抬起并在花朵下方彎曲，但另一條前腿沒有出現。山羊的一對大角向內彎曲，角上布滿肋骨狀的隆起，這一特征與主要生活在阿拉伯半島、以色列、約旦和北非的努比亞野山羊相吻合。封泥背面留下了紙草紋理和捆綁紙草的細繩的痕跡（圖2）。橫豎交叉的細長條紋來自制作紙草紙的植物纖維，水平方向更寬、更深的凹槽則源于捆綁紙草的細繩。封泥的左右側面還有細繩穿過后留下的兩個洞眼。
圖1
圖2
這塊封泥出土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以北一處名為基底斯（Tell Kedesh）的遺址。從1997年到2019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莎倫?赫伯特和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安德烈婭?柏林（自2019年起任職于波士頓大學）兩位考古學家在此主持發掘。該遺址位于一個山地高原的邊緣，西面約36公里處便是地中海沿岸腓尼基城邦推羅的遺址。它所在的土丘規模驚人，南北距離長達一公里。
基底斯遺址最主要的發現是一處波斯和希臘化時期（公元前323?前30年）的建筑遺跡，上述封泥便來自于這一建筑物周圍的地層中。該建筑的面積可觀，東西長約56米，南北長約40米，始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間；其使用一直延續至希臘化時期，最終于公元前2世紀中葉在塞琉古王朝統治下遭到廢棄。從面積和布局來判斷，它兼有行政辦公和庫房儲存兩種功能，服務對象是幾十公里外推羅城邦的王室。除這塊封泥外，基底斯遺址出土的其他波斯文物僅寥寥數件，包括兩個玻璃的圓錐形扁印和一個碧玉質地的圣甲蟲扁印。這三個扁印的圖案都顯示出典型的波斯帝國風格。
上文描述的這塊封泥，其物理特征濃縮了遺址所在的黎凡特地區（又稱地中海東岸）書寫文化和檔案保存的眾多特點。受近鄰埃及文明的影響，這一地區使用墨水將文字記錄于紙草紙上。某些特定內容的文件，如行政文獻或法律文書，其紙草紙還被卷起，用繩系好，以泥密封，并在封泥上蓋好印章，以確保文件送達指定的接收人或其內容不被篡改。封泥背面和側面的痕跡進一步表明，它所密封的文件采用了一種最為可靠的密封方法，步驟如下：先用繩子在紙卷上打一個結，并用一塊封泥把打結處封�。浑S后再把繩子繞紙卷一圈或數圈，在封泥上面打第二個結；最后，用另一塊封泥把第二個打結處封住，并使之與第一塊封泥合二為一。所以，本文研究的這塊封泥實則由兩塊黏合而成。繩子在兩塊封泥中穿過，便在封泥的兩側留下了孔洞。紙草紙作為有機材料，在黎凡特地區的氣候條件下無法保存，所以我們無從得知這塊封泥密封的文件記錄了何許內容。但從采用的密封方法推測，該文件可能是接收人尚未打開的行政公文，或者是密封存檔、以備將來不時之需的法律文件。
上述密封紙草的方法在波斯時期才開始使用于黎凡特地區，證實了這塊封泥的年代為波斯時期。封泥上保存的印章圖案，則指向基底斯遺址與波斯境內兩河流域地區間的聯系。通過廣泛的比較和研究，我們發現，上述印章圖案與千里之外的兩河流域南部尼普爾城出土的十余塊楔形文字泥板上的印章圖案具有諸多相似之處。相似的要素包括圖案中間的植物，植物上方的新月，以及站立在植物兩旁的一對動物和它們的姿態。圖案最為相似的印章屬于一個名叫埃利巴?恩利爾的男性。在他印章的圖案中，立于向日葵兩側的動物是兩匹馬，而不是封泥圖案中的兩頭野山羊；但其他的構圖元素，包括動物的前腿僅一條可見，都高度相似（圖3）。
圖3
這十余塊泥板都來自著名的穆拉屬（Murashu）家族的私人商業檔案，起止年代為公元前454年到前404年。它包括近900塊泥板和殘片，是研究波斯帝國后期兩河流域最重要的材料。該檔案顯示，穆拉屬家族主要從事土地租種和借貸兩類經濟業務。波斯統治下的兩河流域實行土地分封制度：波斯王室把土地分封給居民耕種，居民相應上交實物或白銀作為稅收，并服兵役；分封的土地可以繼承，但不能買賣。在尼普爾城，受封者無力繳納稅收時，可以把自己的封地轉租給穆拉屬家族，獲得對方用白銀支付的租金收入；也可以用封地作為抵押，直接向該家族借款。受封者通過上述兩種方式雖然可以獲得現金收入，暫解燃眉之急，但失去封地，淪為佃農的風險大大增加。
鑒于基底斯遺址以東距推羅城40公里不到，我們可將其視為推羅城邦的后院。其出土封泥上保存的印章圖案與穆拉屬檔案中埃利巴?恩利爾的印章圖案的相似性引導我們猜想，活躍在兩河流域尼普爾城的穆拉屬家族與地中海岸邊的推羅城邦間可能存在著某種聯系。果然，在這一家族檔案中有六篇文獻提及推羅人。前朝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前562年在位）西征攻克推羅后，將部分推羅人流放至兩河流域南部的尼普爾城作為懲罰，這些推羅人從此在當地安家落戶。根據這六篇文獻的記錄，推羅人在尼普爾擁有封地，但已經將其轉租給穆拉屬家族以獲得白銀收入，或者以其作為抵押向該家族借款。顯然，這些居住在兩河流域的推羅人處于當地社會的中下層。此外，埃利巴?恩利爾作為證人，他的名字出現在上述六篇文獻的三篇中（但他的印章圖案并未出現）。這樣一來，埃利巴?恩利爾的印章圖案和證人角色，為確立推羅城邦轄下的基底斯遺址與尼普爾城穆拉屬家族檔案間的聯系提供了關鍵證據。
但是，穆拉屬家族的業務集中在尼普爾城周圍，并未遍及兩河流域，更沒有到達千里之外的推羅。與該家族發生經濟往來的推羅人，屬于尼普爾當地社會的中下層，與故國推羅城或者基底斯遺址建立直接聯系的可能性甚微。就推羅城邦而言，它的貿易和交往對象集中在地中海世界，與兩河流域南部沒有直接交集。
受其他證據的啟發，我們認為，基底斯封泥上的圖案，或許來自于一個從流放地尼普爾返回到故國推羅的推羅人的印章；他本人可能是上文提及的、被尼布甲尼撒二世流放到尼普爾城的推羅人的后代。根據《希伯來圣經》（又稱《舊約》）中《歷代志下》36：22?23和《以斯拉記》1：1?5的記載，波斯帝國的創建者居魯士大帝（公元前539?前530年在位）曾頒布詔令，允許在前朝遭到流放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的圣殿。19世紀末出土于兩河流域巴比倫城的《居魯士圓柱銘文》則揭示，除猶太人外，這一返鄉的政策同樣適用于在前朝遭到流放的其他族群。居魯士之后的波斯國王繼續實行這一安撫政策，使得被流放到兩河流域本土（主要是尼普爾地區）的其他族群，在隨后的一個多世紀中得以返回故土。
20世紀早期出土于敘利亞阿勒頗城附近內拉比鎮（Neirab）的楔形文字檔案則表明，被流放的族群返回故土時，有的家庭會把產生于流放地尼普爾城的文件一并帶走。該檔案包括27份文件，其中免息的白銀和大麥借據20份，財產文獻5份，以及兩份家庭文獻，年代從公元前6世紀中葉到前5世紀早期。這一檔案所屬的家族可能同樣在前朝統治下被流放到尼普爾城附近。該家族的后代成員或許也得益于波斯王室的返鄉政策，決定回到敘利亞地區的故鄉，并把部分家族檔案也帶回。
基于印章圖案的可比性、相關文本材料的解讀，以及猶太人和敘利亞人的返鄉經歷，我們認為，在基底斯封泥上留下圖案的印章，可能制作于兩河流域南部城市尼普爾，其主人是被流放至當地的推羅人后裔。這枚印章的主人后來回到故國推羅，并與基底斯發生某種關聯，或許就在該地任職，從而在一份紙草文獻的封泥上蓋下了自己的印章。
（歐陽曉莉［美］、安德烈婭?柏林，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波士頓大學考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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