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1880年-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縣一個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親孔繁慈，是清末貢生，早年做過票號生意，后開辦私塾授課。其母親龐氏，知書達禮，在孔祥熙4歲時，就親自教他誦讀《三字經》、《論語》，為其啟蒙，但不幸于1886年病逝。

　　孔祥熙原本是山西太谷名門望族，祖父孔慶麟是著名的票號老板，擁有“義盛元”等金融和商業行號。孔慶麟并非只懂賺錢的生意人，亦深明事理，為曉諭兒孫做人處世，特親撰對聯懸掛家中，“做幾件學吃虧事以百世使用;留一點善念心田使兒孫永耕”，橫額為“虛心味道”，后來孔祥熙在山西創辦“銘賢學校”，將其作為全校師生座右銘。

　　在母親病逝后的三四年中，孔祥熙一直跟隨父親在私塾學習各種儒家經典，因此打下了較好的國學根底。1890年，在父親的許可下，孔祥熙進入美國基督教太谷分會創辦的華美公學讀書;5年后，又經華美公學教師魏祿義推薦，升入美國基督教會在直隸通州開辦的潞河書院學習。在潞河書院學習期間，孔祥熙不僅正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喜歡運用基督教義抨擊滿清朝廷的腐朽統治，并在孫中山組織興中會、從事反清革命的影響下，秘密團結10余名同學成立了興中會通州分會(對外稱“文友會”)，進行反清宣傳。

　　1900年，孔祥熙因為畢業成績優異而被潞河書院推薦往美國歐柏林大學(OberlinCollege)繼續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達位于美國中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大學，主修理化課程;兩年以后，又兼習社會科學。1905年夏，孔祥熙從歐柏林大學畢業，又考入位于美國康涅狄格州的著名學府??耶魯大學，并于兩年后榮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孔祥熙考入耶魯大學不久，曾趕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拜見途經那里的孫中山。孫中山在接見他時諄諄教誨道：“不論興辦任何事業，都得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尤須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應自啟迪民智開始�！边@番教誨使孔祥熙大受啟發，他當即向孫中山發誓要追隨其從事革命工作，并要求加入同盟會。孫中山欣然應允。

青年孔祥熙（左）

　　1907年秋，孔祥熙學成歸國，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創辦了當地第一所中學“銘賢學�！�(英文名為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是山西農業大學的前身)。他自任該校校長，兼教史地、體育，并四處聘請外國傳教士及其他人才為教師，開設數學、生物、礦物、國文、音樂、經史等課程，培養德、智、體均衡發展的新式人才，從而為太谷教育事業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貢獻。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書院就讀時的女同學韓玉梅結為夫妻。3年后，武昌起義爆發，引發了席卷全國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黨人隨即起兵響應，于1911年10月29日光復了省城太原。太谷縣的清廷官吏聞訊后溜之大吉，遂使得該縣陷入了群龍無首、治安失控的無序狀態。與此同時，從太原潰敗下來的清兵又成群結隊向太谷方向流竄，對該縣的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形勢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將太谷縣城內的商團團員、巡警及其學生組織起來，成立太谷營務處，自任總辦，承擔起保境安民、維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后，當袁世凱派出一支清軍鎮壓山西革命時，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學生組成敢死隊，奔赴娘子關抗擊清軍;而他則繼續坐鎮太谷，負責維持地方治安。

　　孔祥熙是一個富有經商頭腦的人，在他開始走上經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時刻，他的結發妻子韓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這一意外的打擊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興闌珊。偏偏在這個時候，國內政治形勢又因為袁世凱鎮壓了孫中山等人領導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惡化。于是，孔祥熙只好壓抑喪妻之痛，追隨孫中山前往日本，從事革命活動。

　　孔祥熙到日本后，恰逢好友王正廷推薦他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他欣然就職，并以此為掩護，替孫中山等人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提供種種便利。1914年7月，孔祥熙協助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并成為首批宣誓入黨者之一。在協助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的過程中，孔祥熙結識了著名華僑資本家宋耀如的長女、時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宋藹齡。兩人于1914年春在日本橫濱結為夫婦。

　　1915年，鑒于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孫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回國，在山西秘密從事反袁活動。這年秋，夫婦兩人順利回到太谷故里。次年元旦，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在北京稱帝�？紫槲醌@悉后，寫下一份《上袁世凱書》，送交報館發表，對袁予以痛斥。在從事反袁活動前后，孔祥熙一面主持銘賢學校校務，一面擴大其商業經營活動。

　　1916年6月，袁世凱因復辟帝制失敗死去。此后，孔祥熙被閻錫山聘為山西督軍兼省長公署參議，積極協助閻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為內容的村政改革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立即組織銘賢學校師生予以聲援。1920年，山西發生罕見的旱災，他又出面向華洋義賑會借得100萬美元貸款，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修筑晉西和晉東公路來救災。使得眾多災民安然度過災荒，促進了山西交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使自己贏得了社會聲譽。

　　1923年，孔祥熙根據孫中山的指示，赴東北秘密結交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以貫徹孫在當時推行的“聯奉反直”的斗爭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攜帶孫中山所著《建國大綱》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軍閥的干將馮玉祥。馮玉祥因此傾向革命，并于同年10月發動了北京政變，使得直系軍閥的統治迅速崩潰。1925年3月12日，受馮玉祥邀請赴北京共商國是的孫中山與世長辭。在孫中山逝世前夕，孔祥熙日夜陪侍其左右，并因此成為著名的《總理遺囑》見證人之一。孫中山逝世后，他又擔任治喪處主任，悉心為其料理后事。

　　不久，北方政局趨于混亂�？紫槲跄擞�1926年春去美國游歷，并接受母校歐柏林大學贈予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在旅美期間，他為銘賢學校募集了100余萬美元的辦學基金。同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戰爭，在短短半年內就殲滅了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部隊，將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紫槲蹩吹竭@一大好的革命形勢后，于12月從美國趕往廣州，擔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兼廣州國民政府代理財政部長，總攬后方財政事務，支持北伐戰爭。1927年1月，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并于3月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該部部長�？自趶V州宣誓就職，但事實上并未赴任。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后，孔祥熙極力勸說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蔣介石，為其當家理財，并和夫人宋藹齡一起促成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事。從此，他的政治命運便和蔣介石緊密聯系在一起。

　　1928年3月，在蔣介石的提攜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長。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在擔任這兩個要職的三四年時間內，他不僅兩度發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及建國實業計劃”，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計，而且在有關專家的協助下，主持制訂了《工會法》、《商會法》、《票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保險法》、《工廠檢查法》、《漁業法施行細則》、《農村合作社暫行規程》、《礦業監察員規則》、《中央農業試驗所章程》等100多種經濟法規，試圖依靠法律手段來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另外，他還試圖通過采取一系列經濟政策舉措如厲行工商注冊、創辦工商刊物、籌辦國貨銀行、推進國際貿易、實行關稅保護、提倡勞資合作等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由于對九一八事件(事后由張學良的自述中證實不抵抗政策是由張所下)而遭到國內部分勢力的反對，被迫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哲娍偹玖盥殑��？紫槲鯙楸硎九c蔣介石共進退，也于同月底辭去了實業部長職務。次年3月6日，在和主要政敵汪精衛達成了分權協議(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而由蔣掌管軍事)后，蔣介石正式復出，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隨后，他委派孔祥熙以“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的名義出訪歐美，實際上是要孔向德、意等國商洽購買軍械、飛機事宜。

　　1933年3月，孔祥熙從歐洲回國，隨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積極協助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施廢兩改元，以在中國確立統一的銀本位幣制。同年10月，因為反對蔣介石要增加“剿共”軍費等原因，個性剛烈的宋子文毅然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職務。蔣介石隨即敦促孔祥熙接任這兩個職務，以為他“剿共”內戰提供財政支持�？紫槲跤�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長，又于11月初就任財政部長，并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財政部長之初，一方面明確提出要以“開源節流”為理財方針來解決國家的財政困難，并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強調“有急需增加的新預算，亦不能因節流而停止”，并一再保證要盡力為蔣介石發動的“剿共”內戰籌措軍費，“務期早日肅清匪共”。為此，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圖實行的平衡預算的財政政策，實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來為蔣介石的“剿共”提供軍費。

　　后來，由于受西方干涉主義經濟思潮和抗日戰爭的影響，他又將赤字財政政策長期化，試圖以此來促進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為國民政府堅持抗戰提供軍費。也就是說，他在長達11年的財政部長任內，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財政政策。而在奉行這一財政政策的同時，他為了維護國民政府的統治，又在繼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關政策舉措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在財政金融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舉措。推動了特定時期內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財政金融制度的現代化，又為國民政府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提供了財力支持和物質保障。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之后，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資格代行蔣介石的行政院長(蔣于1935年12月復任該職)職權。其間，他一邊以處變不驚、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風，與地方大員和駐蘇、日、英、美等國使節保持密切聯系，以穩定內政和外交，一邊以確保蔣介石的生命安全為最大目標，協同宋子文、宋美齡等國民黨內的主和人士，竭力遏制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的武力“討伐”圖謀，最終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后來，他在撰文回顧這一段經歷時說：“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長，自念當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諸大計，萃于一身，責任重大，設有一著之誤，即將淪國家于萬劫不復，尤苦時機急迫，不容有從容探索余地�！边@番話語既反映了他在西安事變發生后雖力持鎮靜而又不得不倉卒應對的復雜心態，又折射出他為和平解決這一重大歷史事變進而拯救國家命運所作出的積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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