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儀的連橫之術，奠定了秦帝國之后半個世紀的外交策略，也成為秦帝國霸業的重要基石之一，正如李斯所說：“惠文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公元前337年，對于張儀來說，是個充滿不得志與屈辱的時光。這位戰國隱世奇才鬼谷子的高足，魏國公室之后，由于家道中落，正屈就在楚國首都郢，充當楚國令尹昭陽君門下一名下等門客。不甘于終日飽食君祿的張儀，屢屢試圖獻計進言，但一概如石沉大海。更令其憤恨難名的是，在一次宴會上，昭陽君在酒性之余，拿出楚王賞賜的珍貴玉璧傳視四座，紛亂狼藉間，玉璧竟無故在席間遺失，“貧而無行”的張儀，莫名其妙地被疑為嫌犯，忍受了令尹手下慘無人道的拷問刑求，“掠笞數百”。嘴硬頑固的張儀當時并沒有被屈打成招，當他拖著遍體鱗傷的殘軀回到家中，聽到妻子不禁埋怨說，若是他不走求學游說之路，哪里來如此飛來橫禍時，奄奄一息的他卻豪興大發，聲稱只要自己的三寸之舌尚在，就有逢雨化龍、意氣風發的一天。

　　縱橫游說之士，欲想實施胸中的錦繡韜略，權謀機變，必須首先得到一國君王的青睞，才能出將封相，執掌大權。與張儀同為鬼谷子門下高足的蘇秦，此時已經擔任趙國之相，力使東方六國實現“合縱”，聯手抗秦。是年(公元前330年)秦國大良造公孫衍(號犀首)新破魏軍于雒陽，生擒魏將龍賈，《史記·張儀列傳》中記取了一段敘事生動、曲折跌宕的故事：蘇秦急于派人游說秦惠王，使其兵鋒暫緩對準發起合縱的趙國，遂相中了郁郁不得志的同門師兄弟張儀。但又恐張儀至趙后貪戀相府中的優裕，所以苦心孤詣，等待張儀前來相見后不敘同學之誼，分尊卑而坐，饗其粗茶淡飯，并不時出語譏刺，迫使張儀一怒之下西去入秦。

　　雖然這一段描述引人入勝，但其事很可能有誤。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證明，蘇秦活躍之年代，較之張儀要晚許多。而根據《呂氏春秋·報更》篇中的記載，資助張儀入秦的是諸侯小國，周天子直屬王畿附庸“東周國”的國君昭文君，這位小國諸侯雖封土狹促，籍籍無名，但慧眼識人，直言“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他慷慨地贈送張儀千金之資，勸其西入爭霸天下的秦國尋求功名發展。

　　入秦后，張儀的“以連橫之策破六國合縱”的外交大戰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欣賞，遂拜張儀為客卿。云夢秦簡《秦法律令》對于客卿功績之考核，有如下記載：“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奔纯颓溆杀O察官吏考核其功過，一旦稽考評議達到水準，可當正卿。在秦20級軍功爵制等級中，第10級左庶長以上，至第18級大庶長，都為“卿”級別，可見秦國對于客卿之禮遇重視。張儀上任后，立即著手推行其連橫外交的第一步，“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他在連橫之初曾指出，“夫秦之所以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魏國是合縱的核心，楚國是合縱舉足輕重的后盾。魏國既服，會在六國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進而制服楚國，合縱自然會失去根基和力量，難以取得成效。

　　張儀的連橫外交基礎，即是秦國對六國一系列勢不可擋的軍事勝利：公元前328年，秦國公子華、張儀率軍隊攻陷魏國重鎮蒲陽。張儀又建議秦王，將蒲陽還給魏國，并派公子繇到魏國去當人質，作為威逼利誘魏國屈服的香餌。一切妥當后，志得意滿的張儀親臨大梁勸說魏王，驚慌失措的魏惠王于是割讓上郡15個縣與秦國，張儀回國后被任命為秦國國相。

　　公元前322年，張儀辭去秦國國相職務，只身入魏，擔任魏國國相，魏以張儀為相，傳統史家于此一律斥責魏惠王昏聵懦弱，開門揖盜。但從另一方面講，魏國固然是看中了張儀的外交經驗，但也是迫于秦的壓力，而向秦做出的友好姿態，是魏國試圖通過張儀而跟強秦聯絡的一種方式。而此時各國也經常任命出自他國的“客卿”為相，諸如蘇秦佩六國相印，著名縱橫家公孫衍也分別相于秦魏之間，再加上這些客卿的功能大多為外交，所以我們似乎能夠推斷出，這些客卿所擔任的“相”類似于今天的外籍高級顧問以及駐外大使，除了外交與軍事外，不能涉足其他領域的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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