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今存最早版本為嘉靖壬午(1522)刊《三國志通俗演義》，該書寫徐庶歸曹（操）故事，在卷之八第一則《徐庶定計取樊城》、第二則《徐庶走薦諸葛亮》和第三則《劉玄德三顧茅廬》，情節大略如下：1.徐庶助劉備計取樊城，大勝曹兵，為曹操所忌；2.曹操欲招降徐庶，乃用程昱之計，遣人至穎川賺取徐母來許都，誘使“作書喚之”。徐母罵曹，拒絕作書，操欲殺之；3.程昱勸使曹操不殺徐母，賺取徐母筆跡字體，偽造母書以招徐庶。徐庶接書，辭劉（備）歸曹（操）。劉備于長亭餞別徐庶，徐庶走馬薦諸葛；4.徐庶至許都見母，徐母憤恨其歸曹，自縊而死。按此故事原本《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載：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俄而（劉）表卒，（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庶并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彼煸劜芄�。[1](P914)《三國志》裴注所引各書以及《資治通鑒》等相關記載事體無異。其后數百年，至《三國志平話》演為：曹兵大敗，燒死不知其數�！适逶O宴待徐庶，筵宴畢，當日徐庶自思，我今老母現在許昌，曹公知我在此殺曹兵，與我為冤，母親家小性命不保！即辭先主，先主不喜。徐庶曰：“我若不還，老小不保。”先主、關、張三人與徐庶送路，離城十里酌別，不肯相舍；又送十里，長亭酌別。先主猶有顧戀之心，問曰：“先生何日再回？”徐庶曰：“小生微末之人，何所念哉！今有二人……”先主問誰人。徐庶曰：“南有臥龍，北有鳳雛……”[2](P806-807)對比可知，《三國志平話》此節乃取《三國志》徐庶本事輪廓，挪移變異，踵事增華。其與史載本事主要的區別：一是《三國志》說徐庶因母親隨軍敗逃，被曹兵所獲，不得已辭劉歸曹，而《平話》卻說他幫助劉備打了勝仗，因念及母親“現在許昌”，主動請辭，投奔曹操而去；二是《三國志》沒有寫劉備送別徐庶等事，而《平話》虛構其事并作了渲染；三是《三國志》說徐庶薦諸葛亮在歸曹之前并短暫與其共事劉備，而《平話》改寫為劉備為徐庶送別，徐庶于臨行之際薦諸葛亮、龐統以自代，后去曹營，徐庶與諸葛亮并未謀面。毫無疑問，這些改動的結果化生活為藝術，變史述為小說，是三國徐庶歸曹故事文學化的巨大飛躍。
又以《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與上引《三國志》及《三國志平話》對比可知，《演義》雖原本《三國志》，卻主要是襲用了《三國志平話》中情節，包括徐庶助劉備計取樊城、念母歸曹、劉備長亭送別、徐庶薦諸葛亮等。但在《三國演義》中，這些發生于劉備一方的情節只占全部徐庶歸曹故事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即發生于曹營方面的情節——曹操挾徐母為人質以招徐庶和徐母死節一大段精彩文字（以下或簡稱徐母故事），卻不出自今見羅貫中之前任何有關三國的資料（曹操、徐母在上引《三國志》與《三國志平話》文字中僅被提及）。這可以引起我們探討的興趣：是作者的創造？還是別有依傍？按《三國志》裴注為我們提供了尋求答案的線索�！度龂尽肪硪凰摹段簳こ剃艂鳌放嶙⒁靶毂娫u曰”，曾提及“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等事，并聯類以及于“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等事[1](P427)。這段話提示《演義》寫徐母故事與“昔王陵母”故事有所關聯。按《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載有項羽捉王陵母以招王陵事：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3](P522)班固《漢書》、司馬光《資治通鑒》等記載同此。對比可知，《三國演義》徐母故事與《史記》、《漢書》陵母故事為同一機杼�！妒酚洝贰ⅰ稘h書》為古代文人必讀書，羅貫中“考諸國史”[4]，據《三國志》等編撰《三國演義》，徐母與陵母故事的雷同，應當是他從裴注進而《史記》、《漢書》所載陵母事受到啟發而來。毛宗崗于《三國演義》本回“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于別室養之”句下評曰：“不殺徐母者，懲于王陵故事也�！崩顫O也評曰：“操不殺徐母，有鑒于王陵故事也�！盵5](P452)其都以小說寫曹操不殺徐母與史載楚漢之際王陵母故事相關，也給人感覺似乎《三國演義》徐母故事直接脫化自《史記》、《漢書》陵母事，其實未必。深入考察可知，從《史記》、《漢書》的記載到羅貫中《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還曾經由中間環節的轉換。這個作為中間環節的就是《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有關王陵及陵母故事的民間文藝包括野史小說。
楚滅漢興以后，王陵及陵母故事流傳，一入于《史記》、《漢書》的記載，一由于街談巷語的增飾演為民間口傳的小說。至今《史記》、《漢書》的有關記載可見，當時口傳的這類小說無考。但是，尚有今山東省嘉祥縣漢武梁祠《王陵母圖》畫像殘石及題記，顯示當時有王陵母故事口頭流傳的痕跡。近人王重民先生《敦煌本〈王陵變文〉》一文考“此圖（按指漢畫像石《王陵母圖》）所表現之故事，已較《史》、《漢》為復雜，而漸入于小說之域”[6](P596)。此后約八百年間，又有今存敦煌遺書《漢將王陵變》，屬晚唐五代俗講的變文，原帙亂殘，經王重民先生整理成今本[7]，使我們能方便地知道這一故事流傳至唐代的具體面貌。其梗概如下：1.王陵與灌嬰斫楚營得勝，為項羽所忌；2.項羽欲招降王陵，乃用鐘離末計，從綏州茶城村捉取陵母，逼使“修書詔兒”。陵母知漢當興，嚴詞拒絕，遭刑辱；3.漢使盧綰去楚營下戰書，見陵母受苦，回告漢王。漢王準王陵入楚，救其慈母；4.王陵請盧綰相隨入楚救母，至界首，綰先入探，陵母于項羽前口承修書招兒，賺項羽寶劍，自刎而死。以本文開篇所列《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梗概相對比可知，二者情節雷同有以下幾點：1.王陵、徐庶各在戰勝后為敵方所忌；2.項羽、曹操各用屬下計策挾其母以相招誘；3.項羽、曹操各曾使其母作書相招，被拒絕，并招致唾罵；4.王母、徐母各自殺，為漢朝死節。這第一點雷同處甚至關乎故事總體構思的合理性，而第二、三、四點集中顯示徐母與陵母故事大略如一。這也不會是偶然的巧合，而表明二者可能有直接淵源的聯系。但是，羅貫中沒有看到過嘉祥漢武梁祠石刻；《漢將王陵變》也早在10世紀末就已封存于敦煌石窟，并且宋真宗朝曾明令禁止僧人講唱變文，此篇也不大可能有別本在世間流傳，至羅貫中的時代更加不可能看到。所以，《三國演義》徐母故事與《漢將王陵變》陵母故事的淵源關系又不可能是直接的。換言之，《漢將王陵變》向《三國演義》徐母故事的過渡，還應當另有中間環節的過渡。這個成為中間環節的應是宋元話本或雜劇。宋吳自牧《夢梁錄·小說講經史》載：“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8](P103)洪邁《夷堅支志》丁集卷三《班固入夢》條有“今晚講說《漢書》”的話，又據今存元至治《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可以相信此前早就有《全相平話前漢書正集》，這些說話——話本之中，必有項羽捉陵母以招王陵故事。又，元鐘嗣成《錄鬼簿》載有顧仲清《陵母伏劍》一本，當然就是演王陵及陵母故事。另外，王國維《曲錄》載有元王伯成《興劉滅漢》一本，也可能涉及這一題材。但是，一般說雜劇后起于話本，加以顧仲清、王伯成皆元中期人，所編陵母故事雜劇當然晚于話本。所以，作為《漢將王陵變》情節向《三國演義》徐母故事過渡中間環節的，首選應當是宋代說《漢書》的話本，其次才是雜劇。明代甄偉作有《西漢演義》，敘陵母事略同《漢將王陵變》，大約就參考過這種宋代說《漢書》的話本抑或顧仲清、王伯成的雜劇。羅貫中時代早于甄偉，《三國演義》敘徐母故事與《漢將王陵變》的雷同，也應是直接從宋代說《漢書》話本或顧、王的雜劇挪借而來。但是，《漢將王陵變》又如何演為宋代說《漢書》話本的內容，也還是考察這一題材演進過程必須弄清的又一中間環節。
這一中間環節的特殊性，表現為民間藝術形式間的相互影響。具體地說，從《漢將王陵變》到宋代說《漢書》話本中陵母故事，是宋初佛教俗講與市民說話代興和前者為后者吸納的結果。話本是說話藝術的產物。說話藝術早在隋唐已經發生。但是，唐代俗講盛行，說話似乎一度成了俗講的附庸。敦煌遺書中《唐太宗入冥記》、《前漢劉家太子傳》、《韓擒虎話本》等本是在俗間講說的話本，雜存于各種講說佛教故事的變文中，而如《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等講說歷史故事的作品，卻取變文的體例或冠以“變文”的名題，都顯示入宋以前唐五代很長時期中，說話——話本曾被視為俗講——變文的一種，隨俗講——變文一并流傳。然而，即使在俗講——變文最受俗眾歡迎的興盛時期，也有來自各方面的反對，乃至一再遭到朝廷的禁止[9]，至南宋王灼作《碧雞漫志》，已稱“至所謂俗講，則不曉其意”了[10](P524)。在這俗講——變文逐漸式微的過程中，原被俗講——變文裹挾或籠罩的說話——話本重又獨立發展，逐步占據民間講唱文學中的主導地位；而當初被作為俗講——變文內容出現的歷史故事也應時蛻變為講史的內容和形成新的話本，《漢將王陵變》向說《漢書》話本中陵母故事情節的轉化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完成的。從今本《漢將王陵變》可以見到后來可能發生這種轉變的文本特征。該篇末“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一鋪”的題記，應是暗示了俗講“楚滅漢興”故事，不只“王陵變一鋪”，而是各種“楚滅漢興”故事編年敘述的長篇講唱。換句話說，《漢將王陵變》只是“楚滅漢興”長篇俗講中的一節，故其題義當為“楚滅漢興”“漢八年”之“王陵變”。如果這個推想符合實際，那么人們常常感到奇怪的唐代盛行的變文，到了宋代突然湮沒無聞一事，就可以在其自身演變的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釋了。即唐五代以來，特別入宋以后，持續不斷的政治壓力，使俗講——變文逐漸式微，有的不得不改頭換面，融入市井中方興未艾的說話——話本，促進了這一民間文學藝術形式的發展�！俺䴗鐫h興王陵變”一類歷史題材的俗講，也就在這過程中一變而為“今晚講說《漢書》”之類的講史；話本流傳，相應部分遂成為元末羅貫中《三國演義》寫作徐母故事的直接依傍，而《漢將王陵變》則是它在唐代俗講——變文中的祖本。這個事實說明，宋元話本小說特別是講史類話本的發展與唐五代變文有某種承接關系。具體說來，宋代講史話本未必盡為宋人的原創，有不少可能是因襲唐代俗講變文加工改造再創作的作品，研究者有必要多加注意唐代俗講——變文與宋代講史乃至與其他話本小說的聯系，使對話本小說史的研究真正做到上下貫通。這不僅是要把講史話本與話本小說的歷史向前追溯至唐代佛教俗講的影響（前輩學者已有過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關系對講史等話本小說歷史變遷全過程的描述及其所形成文本特征的說明。例如，唐五代俗講——變文在“楚滅漢興”等等故事之外，是否也有關于三國的俗講——變文？《三國志平話》漢家君臣冤報故事的入話是否就由彼而來？這自然又不限于變文在話本小說史演進中作為環節的作用，可以思考并值得探討的東西很多。而在近幾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常常是株守一家或限于一體、一代的情勢下，話本小說研究上溯源流以對其發展變遷作出新的說明的工作總體上還比較欠缺；就變文與講史等話本小說而言，由于敦煌學與古代小說學各為專家專門之學，這二者的關系在長時期中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從而有關歷史的聯系基本上仍在隱晦之中。這是一個有待專家關注的課題，本文借《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與俗講變文《漢將王陵變》淵源的考論，希望對這一課題研究工作的開展能有些微推動的作用。
總之，以上分析可以使我們這樣認為：羅貫中《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原本《三國志》，一由《三國志·諸葛亮傳》所載徐庶事衍為《三國志平話》的描寫，成為故事中劉備與徐庶交往情節的基礎；一由《三國志》裴注的啟發，遠祖《史記》、《漢書》的記載和漢代傳說，其更接近的根據是唐五代俗講變文《漢將王陵變》，而以宋代說《漢書》的話本或《陵母伏劍》等元雜劇中陵母故事為直接的依傍，寫就故事中曹操、徐母故事情節；——合二為一，形成徐庶歸曹故事構架。我們據有限資料看到的這一演進的過程已比較復雜，而歷史的真相無法復原，實際的狀況即其?蘊化生的過程會更為錯綜繁復。對此，本文無法作出更具體的說明，但是，已足以使我們看到《三國演義》成書與唐代俗講——變文關系的密切，并因此受到啟發，即《三國演義》研究亟需視野的擴大與方法的更新。首先，在題材形式演變研究資料的發掘利用方面，《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從歷史到小說的演進過程表明，《三國演義》的取材即其對史傳與民間傳統的繼承，固然以前代關于三國的各類文獻為主，卻也有從諸如《史記》、《漢書》及說《漢書》一類話本等其他非三國文獻中的挪移化用。因此，《三國演義》成書過程及其他相關研究固然應當首重三國資料的發掘利用，卻又不可畫地為牢，以為“說三分”的藝人特別是偉大的小說創作家羅貫中只是基于三國舊聞編述纂集，并無別樣的參考借鑒，從而把它深層次的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忽略或遺忘了。應當說，這種研究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有必要加以彌補或救正。為此，《三國演義》的研究不僅要就“三國”論《三國》，而且還要注意《三國》與“三國”之外世界多方面委宛曲折的聯系，以求更深入地把握《三國演義》與傳統文化的廣泛聯系。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為此，研究者必須樹立統一的歷史觀念和加深對文學發生過程的真正了解，認識到任何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其實只是統一的歷史網絡中的一個結，與之相連的一切都是它賴以存在的條件和參照物；研究者注重這個“結”的本身，同時也可以從這一切的角度加以觀照，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們相信，新的觀念與認識將會給《三國演義》研究帶來新的開拓變化，就是研究《三國》以三國為主，而不唯三國，更擴大到從全部傳統文化的背景上理解闡釋這部偉大的著作，以最大限度發明和凸顯《三國演義》作為傳統文化無邊無際的網絡中一個“中國結”的特征。其次，上述資料的發掘利用不僅有考察《三國演義》題材形式演變的意義，也潛在地有作品思想內涵與前代文化聯系的新發現的可能。具體說來，本文所考《三國演義》徐母故事借自宋元話本、唐五代變文、漢代有關傳說故事、《漢書》、《史記》等，不只是情節形式的挪用，而且包含了以徐母比陵母、以劉（備）曹（操）比劉（邦）項（羽）的意義，表現了作者以宋儒所謂漢代得天下之正加強尊劉貶曹傾向的比較極端的用心。從而可以看到，羅貫中《三國演義》擁劉反曹的政治傾向，不只是繼承了朱子《綱目》與民間說話的傳統，而還有作者自覺的選擇與發揮強調。這與傳統的看法就有了區別。
類似的情況還可以舉出《三國演義》曹操殺呂伯奢故事的構思，可能受有《伍子胥變文》的影響。按《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本文及裴注僅敘及曹操因疑誤殺了呂氏家人及賓客，呂伯奢以外出幸免。《三國演義》敷衍其事，增飾為曹操在離開呂家出逃的途中又遇到呂伯奢而殘殺之；其出手毒辣與居心不良招致陳宮的責難，陳并因此離他而去。這部分增飾的情節，固然是作者塑造這一人物妙手偶得又順理成章的杰作，又似乎只是故事情節即形式的演進，其實不然。與《伍子胥變文》稍加對照，就可以發現在形式的借用中，也幾乎不可免地沿襲了變文相應部分構思之理——曹操答陳宮責難說：“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眾來追，必遭其禍。”[5](P49)這與《伍子胥變文》文字雖有較大不同，但是，其所執之“理”，卻與《伍子胥變文》寫漁人堅持回家中為子胥取食，子胥卻疑他“不多喚人來捉我以否”[7]的想法，有相通之處。這里，我們還無從斷定羅貫中是否也是經由宋元話本或雜劇從《伍子胥變文》受到啟發，——那將是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之事，——但是二者之間情景略似，神理相通，有所傳承，卻是不爭的事實。筆者認為，在一些卓有成就的三國學者提出的“三國文化”背景下繼續深入開掘的基礎上，《三國演義》研究也還需要進一步樹立統一的大歷史與文學的觀念，放眼全部傳統文化的背景以為參照，把一部書的學問做得更大，以期有新的更多的發現。在這一方面，已經有學者做出了努力。例如，程毅中先生論《梁公九諫》第八諫武則天以下油鍋相迫，而狄仁杰仍堅持進諫，然后“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鍋”的情節說：“這種手法常見于民間說唱，是故作驚人之筆。元人雜劇《賺蒯通》和《三國志通俗演義》第十八卷鄧芝使吳一節，就使用了這樣的情節，可見其間有相通之處�！盵11](P263-264)這無疑是在傳統文化的廣大背景上對三國戲曲小說情節來源的一個新的發現和正確論斷。而在全部傳統文化的背景上，類似的發現應該不止于此，研究者任重道遠，可做的事情正多。這里還要順便說到，以上考論《三國演義》徐庶歸曹故事源流，首先當然是揭示了故事構成的資料基礎。這一基礎對羅貫中《三國演義》的編撰當然有重要意義。但是，如果考據能不迷失于細節，則應當看到羅貫中寫作徐庶歸曹故事，不只是靠了這一基礎和好象是東拼西湊的手段，而是登高望遠，成竹在胸，以意為之，隨手捏合，筆補造化，獨具匠心。他的天才表現與貢獻在于：一面參考各種前代的資料，需要有選擇去取的高明眼光；另一面融鑄這東挪西借來的材料，使之成為與全書血脈連貫、呼吸相通的有機生命體，更要有生死肉骨、化腐朽為神奇的才華；更重要是他踵事增華、筆補造化的功夫，如不僅沿《三國志平話》把薦諸葛之事放在送別之末，而且改《平話》并薦臥龍、鳳雛兩人為專薦諸葛，帶言龐統。不僅襲用項羽迫王陵母作書招兒情節，而且在徐母拒絕之后寫程昱賺其筆跡字體偽為母書以行其奸，等等，則非真才子、大手筆莫辦。至于《演義》為劉備、徐庶之交注入無限深情，揖讓往還，抑揚頓挫，一唱三嘆；以徐母故事強化尊劉貶曹，用意深微，慷慨悲涼，使此節描寫超出單純敘事的層面，成為古典小說中少有的富于詩意的“有意味的形式”[12](P4)，那就不是一般考論所可以說明，而需要從文藝學和美學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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