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之役淞滬守軍撤退前夜，盛傳稅警總團王賡旅長在上海租界幽會前妻陸小曼，被日軍逮捕并丟失重要軍事地圖，致使守軍不得不退，并致輿論大嘩。關于此事的真相，有多種解釋……

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役，粵系的十九路軍和中央系的第五路軍，在上海與日軍苦苦“膠著”33天后，忽然在一夜之間，匆匆退出淞滬，撤至第二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面后方，均受危險，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御。”（見十九路軍1932年3月2日電）然而民間卻流傳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認為：因為在南市一帶負責指揮的王賡旅長，急著要到禮查飯店會晤他的前妻陸小曼，而且居然帶著軍用地圖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結果被跟蹤而來的日本特務當場活捉。軍用地圖的機密為日軍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云。

對此，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中亦有提及：“敵增加兵力后，我軍召開軍事會議。王賡以稅警團旅長身份與會，散會后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當時在會場上散發的）。王當晚跑到租界舞廳跳舞，被日軍偵知，將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第二天，日本報紙吹噓俘虜十九路軍旅長王賡云云……當時上海戲劇、文化界曾編排‘王賡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

“王賡獻地圖”和1931年“張學良伴舞失東北”一樣，鬧得滿城風雨。馬君武曾寫《哀沈陽》二首，大大地譏諷了張學良“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無獨有偶，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以“五石”的筆名寫了一首仿吳梅村《圓圓曲》的《后鴛湖曲》，載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報》，大大譏刺王賡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丟失地圖之事，全詩頗長，最后幾句云：

一月拒倭方雪恥，忽然退走東南傾。

退兵只為輿圖失，虛實安能教敵悉。

卻向香巢訪玉人，未防鷹隼攫來疾。

才知女寵原禍水，破國亡家皆由此。

痛哭連城人盡俘，心傷千里室如毀。

王賡是陸小曼的第一任丈夫，1918年自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后，返國進入北洋政府陸軍部任職。1920年與陸小曼在北京結婚，當時王賡26歲，陸小曼18歲，才子佳人，令人稱羨。1924年王賡應西點軍校老學長溫應星（中國首位西點軍校畢業生）之召，參加中東鐵路警衛工作，任哈爾濱警察廳廳長。

他只身赴任，把陸小曼留在北京娘家，這不啻給早已和陸小曼相識的徐志摩一個乘虛而入的機會。徐與陸的戀情，喧囂塵上，王賡自知已無法挽回，嘗言：“小曼這種人才，與我是齊大非偶的。”于是同意與陸小曼離婚。當時上海的報紙曾登出醒目的標題：“王賡讓妻，氣度非凡。志摩娶婦，文德安在？”以此形容他們三人的處境。

失去嬌妻的王賡，在軍旅中也并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總部參謀長，離開孫后，又成為唐生智部下，但都未能有所作為。1930年，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顧名思義，那本該是一支用于緝私征稅的非正規部隊，但在宋的苦心經營下，卻變成了一支連當時甲級正規軍都無法比擬的精銳部隊。宋子文是留美出身，稅警團領導人當然也要由美國軍校出身的人擔任才夠格。第一任、第四任總團長是溫應星、第二任總團長是王賡，都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

王賡領導的稅警團在上海，從1930年到1932年初，過的都是太平日子，不過操練、巡邏、緝私而已。直至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為了抗拒日本軍人和浪人的橫蠻侵略，在閘北地區跟他們打起來了，警衛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都趕過來支持。在上海的稅警團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在番號上它被改成了隸屬八十八師的獨立旅，王賡任旅長。

1932年2月27日傍晚，響了一整天的槍炮聲沉寂下來，脫離戰場的王賡騎著一輛摩托車穿過了外白渡橋，進入公共租界。據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于感日（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后，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王賡隨身帶有守軍戰線配置的輿圖和文件，一并落入了日軍手中。而王賡為何以一個戰地軍官的身份，于戰事尚在進行之時，到非戰地區的公共租界去呢？

對于這件事，后來陸小曼在1961年寫了文章澄清。她說當時外界謠傳她避難于禮查飯店，但其實她因病纏綿床笫，已在四明村臥病好幾個月。關于這件事，是王賡親口告訴她母親的，因她母親一直和王賡感情很好，在他們離婚后，一直有來往。她說王賡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是要找他在西點軍校同班的一個美國同學——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為什么由他指揮打向日本總司令部的炮，老是因為一點小差錯而不能命中目標。

因此此行并非私會陸小曼，“卻向香巢訪玉人”完全是詩人的想象了。陸小曼說：“……因為當時租界上是不能隨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賡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員將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來，因其中確有不少的要緊文件，不能落在日軍手內。因此，捕房內的中國人就答應將皮包代為保藏。

外界流傳的帶了作戰地圖去投日本人這句話，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沒有幾天，日軍就在金山衛登陸，所以外邊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國領事館向日軍將他要了出來，由中國政府加以監禁、審訊。由于各種的證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證件，才算查清了這件案子，始予釋放。”

筆者偶閱《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見其中亦有口述筆記談到：“在淞滬戰爭的時候，有許多將領，尤其是廣東將領在戰場上打得疲乏的時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這幾乎是很普遍的現象，他們認為日本軍隊不會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動，王賡便是抱著這種心理的一個人……外面人說（劫去的）皮包里有軍事地圖，可是據軍事方面有關人說，皮包里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單，并無軍事地圖。真相如何，自然我們無法確定，說他去獻地圖是決不會的，假定他要出賣軍事秘密，在當時租界里有的是門路，決不會做得這樣笨。至于他的行動不檢點，敢于如此的輕舉妄動，真是絕無可恕。”

羅家倫認為王賡到公共租界去的動機與陸小曼轉述王賡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據莫雄（時為稅警團總參議，王賡出事后接總團長）在《淞滬抗戰中的稅警團》一文說，王賡此行之前曾與宋子文密談過，可能是肩負某項重大使命，而非如傳言所說是去“跳舞”或與小曼重拾舊歡。

莫雄又說，王賡回到總團后，在寢室內清出大堆軍事絕密文件，如我軍作戰方案、比例圖，敵我雙方的兵力配置圖等，悉數交給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國領事館回訪“西點軍校”同學。莫雄問何事？王答“過兩天你會明白”，堅不吐實。由此觀之，陸小曼轉述王賡的說法，并無為親者諱之嫌，是可信的。

根據莫雄的說法，則根本是無“圖”可獻。王賡的學長溫應星的兒子溫哈熊將軍在其口述歷史中也說：“王賡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也是委屈得很，別人把他說成是帶著地圖投降日本，其實根本沒這回事，但以訛傳訛之后，就好像變成真的了。”

眾口鑠金，當時對“王賡獻地圖”可說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

然而，“退兵只為輿圖失”嗎？當然不是。我們看3月2日十九路軍為退兵事在南翔發表的通電，說退兵之因有四：瀏河方面前晚有日軍數千人登陸，當時我方駐于該處之軍隊，其數甚少，寡眾懸殊；日人又用飛機投煙幕彈，使我軍處于煙霧迷漫中，方向無從捉摸，致敵軍得以潛自登岸。該地既為敵軍占領，我軍腹背受敵，在江灣廟行大場等處之軍隊，不得不退，遲則全數犧牲，此不得不退卻者一。

我軍左翼被壓迫過甚，敵軍于前日開炮達數千發，飛機不時投彈，我軍軍械不如敵軍，只能用步槍抵抗，萬難發展，此不得不退卻者二。昆山方面之橋梁已被日機炸彈炸毀，不能運輸，前后殊難呼應，此不得不退卻者三。我方援軍為數甚少，日方日有軍隊來滬，其兵力已達十萬，以我疲乏之師，敵彼生力之軍，自難取勝，此不得不退卻者四。

面對強敵，其實“總撤退”早已進入了淞滬守軍將領們的議事日程。十九路軍的宿將丘國珍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道：“總撤退……其必然性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不過，這責任應由誰負之，此當待后世治史者之評論……”此外，徐志摩好友吳宓并非知兵之士，但他當時 亦曾撰文表示“淞滬之役的終于敗退，早已成為定局，絕非區區一張軍用地圖所可旋轉乾坤”，這不失為持平之論。不管王賡是不是真的獻過地圖，都絕不能對淞滬之役的終局產生任何決定性影響。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300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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