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面再談這一時期的"銀賤錢貴"問題�！ 〖螒c后期以前，全國除個別地區、暫時性的出現"銀貴錢賤"現象外，總的情況是"銀賤錢貴"，即低于政府規定的1∶1000 的銀錢比價，制錢八九百文甚至七百多文即可換銀一兩。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復雜，但主要原因，是外國廉價白銀的大量流入，造成銀錢比價低，政府仍始終以固定的1∶1000的銀錢比價衡量錢值，便顯得"錢貴"， 進一步說，這種銀錢比價中的"錢貴"概念，并不等于錢自身之貴，更不能以所謂錢少而貴說明這種銀錢比價中的"錢貴"。實際情況是錢的鼓鑄投放量并不小，只是錢之鑄造量趕不上大量白銀流入量的增加，所以銀錢比價始終在1∶1000的線下�！ ∶鞒笃谝院�，外國的白銀不斷流入，且呈遞增趨勢，很多學者都注意到這一問題，并作了不少研究。清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亂，隨后收復，全國，解除海禁，對外貿易發展，乾隆中變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后，并未能減少外國對華貿易量，且不斷增加，（注：詳見拙著《清朝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9頁。）所以白銀內流量也一直在增加。關于這一時期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學者們也作過不少考察， 據彭信威根據外國資料所作的估計， 道光以前的140年間，大約有幾億兩之多。（注：彭信威《中國貨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頁。） 對于當時的所謂"錢貴"，清政府官員也只是直觀地認為是錢少而貴，因而主張加大鼓鑄量。雍正繼位伊始，朝臣便集議指出："錢價騰涌， 總緣制錢尚少……錢多而價自平"， （注：《清朝通考》第4981頁上。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十通本。）因而增卯鼓鑄，且以收買銅器、減少制錢含銅量來解決銅源之不足。乾隆以后，進一步加大京局鼓鑄量，并令地方各省復爐、增卯，由乾隆四年至三十三年，福建、陜西數省復爐，云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多省，皆令增爐加卯，（注：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219《戶部·錢法·直省鼓鑄》，及《清朝文獻通考》第4994-5022頁。版本同上。）其中云南7 個鑄錢局鑄爐多時達116座。中央二局，乾隆七年、十六年、 二十五年三次加大鼓鑄量，比雍正年間增加了近一倍（77卯：152卯）。 這一時期云南產銅正旺， 自乾隆初至嘉慶十六年，年產量一直在一千萬斤以上，只7個年份為900多萬斤，（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史資料》第1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49-351頁。）也為京局、 地方鼓鑄錢文提供了較為充足的幣材。至乾隆三十五年時，由于"官錢廣鑄流通"，已是"邇年錢價平減"，（注：《清高宗實錄》卷503之末。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條。）因而乾隆三十六年以后，由于一些省份已"錢價平賤"，鑄錢最多的云南已銀一兩換制錢一千一二百文，中央開始令一些省局減卯或停爐，直到嘉慶元年才全部復爐。中央寶泉、寶源二局只是減卯，嘉慶四年"全復舊卯"，至嘉年十一、十二年又增加卯數（見前表）�！ ≌怯捎谇逭潭ǖ刈非�1∶1000的銀錢比價， 在白銀不斷流入增加的同步過程中，不斷增加制錢鼓鑄量，銀與錢這兩種貨幣都呈遞增趨勢，在社會中的流通量都大量增加，這也是乾隆之時的物價較康熙時成倍增長，呈現較緩和的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這與"幣荒"、"錢荒"的結論恰好相反。上文所謂"官錢廣鑄流通"，以及民謠所誦"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注：昭＠①《嘯亭雜錄》卷1 《純皇初政》，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頁。）也說明當時社會上制錢流通量之大，而不是錢荒，更何況社會上還流通不少私鑄銅錢。 考察清代是否存在"錢荒"、"幣荒"，不能只看錢幣制錢的數量，更主要的，還要看銀的數量，以及它是否滿足社會需求量。因為在清代，擔當貨幣職能的主幣已是銀而不是錢，這與明中期以前及元以前的各王朝時期大不一樣。只要白銀基本滿足了社會需求，擔當了主幣職能，即使是錢少，也不是真正的錢荒或幣荒，而是"零錢"少的問題。實際上這一時期銀很多而非不足。更何況錢也多，乾嘉時期，以制錢所體現的物價指數也比康熙時期大為提高，康熙初1公石的米價是制錢600文左右，乾隆后期已漲至2000多文，（注：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頁。）除了人口增多抬高了米價外，也說明當時制錢之多而造成其實際上的貶值，而不是幣少錢荒或錢少而貴。 字庫未存字注釋： �。愧僭譃槟居壹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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