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朝開始，至嘉道咸間，吏治日復敗壞。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經被“整合”到“耗羨”中的各種苛捐雜稅，紛紛重出江湖，“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兩項改革，自此都走入了泥潭。

康熙要維持官場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頭”就只好留給下一任領導核心雍正來處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大清王朝迎來了更為腐敗、更為貪婪、當然也更為危險的新時代。

1712年4月4日，農歷二月二十九日，清明節。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離大清國定都北京已經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語??“胡人自古無百年運”，應該越來越強烈地縈繞在康熙的心頭。此前那個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僅僅生存了97年。留給大清國突破歷史宿命的時間，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勢并不樂觀。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后，危機重重：土地兼并嚴重，流民泛濫，這不僅造成了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也成為嚴重的不安定因素。

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決定：永不加賦！

“永不加賦”

“永不加賦”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體系的運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為苛政。

清晨，康熙召開了一次由大學士和六部九卿參加的中央全會。

康熙明確宣布“永不加賦”，即以“現今”的人丁數為征收錢糧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國家也不再加收人頭稅。

此時的大清國，已經進入了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好時光。但是，盛世之下的隱憂是，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數”，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賦”的時候，也只有區區2034萬。大量的人口，為了逃避繁重的賦稅，選擇了成為“黑人”，沒有申報戶口。而在經濟大發展的時期，這些“黑人”卻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開荒??開荒就意味著要與繁雜的苛捐雜稅對接。

于是，一個吊詭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種，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兼“失戶”農民成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團，卻同時享受著土地兼并和“黑工”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并且因為其自身家庭人數稀少，而承擔著與其資產規模并不相稱的較低稅賦，并因此而拉低了整體的財政收入。這對于一個政權而言，是個巨大的風險。經過多年的積累，已經有了一定家底的康熙，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自此，“永不加賦”這場減輕農民負擔的大運動，掀開了序幕。

與大清官方的自我表揚不同的是，“永不加賦”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體系的運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為苛政。

造成異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問題�！坝啦患淤x”的定額稅，要層層分攤，最后具體落實到每家每戶。作為“分子”的稅賦是固定的，但是，作為“分母”的人丁數卻是變動的，這就造成了操作層面的巨大成本和變數，這為地方胥吏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

體制內的改革者們，將矛頭指向“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同時征收田賦和丁稅的雙軌征收制，提出了“攤丁入畝”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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