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演進的三個階段
有清一代學術，以對中國數千年學術的整理、總結為特點，經史子集，包羅宏富。260余年間的學術，既隨社會變遷而顯示其發展的階段性，又因學術演進的內在邏輯而呈現后先相接的一貫性。以時間為順序，大體可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清初學術，上起順治元年，下迄康熙六十一年。有清一代，順治、康熙兩朝，是一個創辟規模、奠定國基的關鍵時期。就一代學術的發展而言，清初的80年，也是一個承先啟后、開拓路徑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才人輩出，著述如林。其氣魄之博大，思想之開闊，影響之久遠，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足以同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相比美。清初學術，既有別于先前的宋明學術，又不同于爾后的乾嘉漢學，它以博大恢宏、經世致用、批判理學、倡導經學為基本特征。正是在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之中，清初學術由經學考辨入手，翻開了對傳統學術進行全面整理和總結的新篇章。
第二階段為清中葉學術，上起雍正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雍正一朝為時不長，實為清初學術向清中葉學術演進的一個過渡時期。因此，清中葉學術以乾嘉學術為主體。晚近著名學者王國維論清代學術有云：“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保ā队^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王先生以一個“精”字來概括乾嘉學術，最為得其肯綮。乾嘉學術，由博而精，專家絕學，并時而興�；輻�、戴震、錢大昕主盟學壇，后先輝映，古學復興蔚成風氣。三家之后，最能體現一時學術風貌，且以精湛為學而睥睨一代者，當屬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至阮元崛起，身為封疆大吏而獎掖學術，以道光初《皇清經解》及與之前后問世的《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為標志，乾嘉學術遂步入其總結時期。
第三階段為晚清學術，上起道光二十年，下迄宣統三年。嘉慶、道光間，國家多故，世變日亟，清廷已然內外交困。面對漢學頹勢的不可逆轉，方東樹、唐鑒等欲以理學取而代之，試圖營造一個宋學復興的局面。然而時代在前進，不惟漢學日過中天，非變不可，而且宋學一統早已成為過去，方、唐等人為其勾畫的復興藍圖，不過是一廂情愿而已。晚清學術，既非漢學的粲然復彰，亦非宋學的振然中興，它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隨著亙古未有的歷史巨變而演進。70年間，先是今文經學復興同經世思潮崛起合流，從而揭開晚清學術之序幕。繼之洋務思潮起，新舊體用之爭，一度成席卷朝野之勢。而與之同時，會通漢宋，假《公羊》以議政之風亦愈演愈烈，終成戊戌維新之思想狂飚。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間，“以禮代理”之說蔚成風氣，遂有黃以周《禮書通故》、孫詒讓《周禮正義》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諸子學之復興，后海先河，窮源競委，更成一時思想解放之關鍵。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學說誕生其間，以之為旗幟，思想解放與武裝抗爭相輔相成，遂孕育武昌首義而埋葬清王朝。腐朽的清王朝雖然無可挽回地壽終正寢，然而立足當世，總結既往，會通漢宋以求新的學術潮流，與融域外先進學術為我所有的民族氣魄相匯合，中國學術依然在沿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執著地求索，曲折地前進。
關于《清史稿·儒林傳》
《清史稿·儒林傳》凡四卷，前三卷入傳學者共284人，第四卷依《明史》舊規，為襲封衍圣公之孔子后裔11人。前三卷為全傳主體，以學術好尚而區分類聚，大致第一卷為理學，第二、三卷為經學、小學。入傳學者上起清初孫奇逢、黃宗羲，下迄晚清王先謙、孫詒讓，一代學人，已見大體。各傳行文，皆有所本，或史館舊文，或碑志傳狀，亦稱大致可信。因此，數十年來，幾輩學人之治清代學術史，凡論及學者學行，《清史稿·儒林傳》不失為一有價值之參考文獻。
然而由于歷史和認識的局限，加以書成眾手，完稿有期，故而其間的疏失、漏略、訛誤，又在所多有，從而嚴重影響了該傳的信史價值。姑舉數例，以見大概。
卷一《陸世儀傳》，稱傳主“少從劉宗周講學”。據考，陸氏雖于所著《論學酬答》中表示，劉宗周為“今海內之可仰以為宗師者”，但卻并無追隨講學的實際經歷。惟其如此，乾隆間全祖望為陸世儀立傳，才說陸氏因未得師從劉氏而“終身以為恨”。又傳末記陸世儀從祀文廟，時間亦不確。傳稱：“同治十一年，從祀文廟�！逼鋵崳K巡撫之疏請陸氏從祀，事在同治十三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飭下禮部議復，從祀獲準，已是光緒元年二月十五日。
又如同卷《顏元傳》，稱“明末，父戍遼東，歿于關外”�！笆弊植粚崱�，顏元父至遼東，系明崇禎十一年為入關清軍所挾，非為明廷戍邊。一字之訛，足見撰傳者之立足點所在。
再如同卷《唐鑒傳》，記傳主“咸豐二年，還鄉”亦不確。此傳源出曾國藩為傳主所撰《墓志銘》，曾文記唐氏由江蘇還鄉，作咸豐三年。而傳主嗣子爾藻撰《行述》，于唐氏還鄉事記之甚詳。云三年正月，“由蘇至浙，意欲回楚”，因南昌道阻，遂“僑居武陵，暫為息足”。四年正月啟程，又應友人邀，逗留江西白鹿洞書院，“冬月始抵長沙”�？梢�，唐鑒晚年返鄉，當依《行述》作咸豐四年十一月。
戴震為乾隆間大儒，影響一時學風甚巨。在《清史稿·儒林傳》中，戴氏本傳舉足輕重，不可率爾操觚。然而此傳則疏于考核，不惟于傳主著述題名、卷數每多不確，而且于重要學行亦似是而非。傳稱“年二十八補諸生”，不確。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均作乾隆十六年補諸生，時年29歲。此其一。其二，傳稱“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亦不確。惠棟、戴震相識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歲，確為忘年之交。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終身未曾與戴震謀面，“忘年交”云云，無從談起。疑系張冠李戴，將沈大成誤作沈彤。其三，緊接“忘年交”后，傳文云“以避仇入都”。倘依此一行文次第，則先有與惠、沈訂交，隨后傳主才避仇北上。其實大謬不然。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揚州結識惠棟、沈大成。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沈學子文集序》，言之最明，文繁恕不過錄。
戴震弟子段玉裁，亦入《清史稿·儒林傳》，傳云：“玉裁少震四歲，謙，專執弟子禮�！睋迹髡鹕谟赫�，段玉裁生于雍正十三年，相去何止四歲！《清史稿》此傳源出《清史列傳》，《列傳》已誤，又復以訛傳訛，實是不該�！爸t，專執弟子禮”，“專”字不通，“謙”后逗號多余，當依《清史列傳》原文，作“謙焉執弟子禮”。
他如于呂留良、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人之視而不見，拒不入傳，則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歷史觀之使然。
有鑒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傳》之訛誤，爬梳史料，結撰信史，已是今日學人必須認真去做的一樁事情。
關于《清儒學案》
清代史料，浩若煙海，一代學術文獻，亦足稱汗牛充棟。以文獻長編而述一代學術，前人早已建樹篳路藍縷之功，其間業績最為卓著者，則是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學案》。
《清儒學案》纂修，工始于1928年，迄于1938年中，由北京文楷齋刊刻蕆事，并于翌年七月，在京中修綆堂書店發售，歷時達十余年之久。這部書雖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實則是一集體協力的勞作。全書凡208卷，入案學者計1169人。上起明清之際孫奇逢、顧炎武、黃宗羲，下迄清末民初宋書升、王先謙、柯劭?一代學林中人，舉凡經學、理學、史學、先秦諸子、天文歷算、文字音韻、方輿地志、詩文金石，學有專主，無不囊括其中。它既是對清代260余年間學術的一個總結，也是對中國古代學案體史籍的一個總結。惟因其卷帙浩繁，通讀非易，所以，除上個世紀40年代初，容肇祖、錢穆等先生有過評論之外，對其做專題研究者并不多見。
同《清史稿·儒林傳》相比，《清儒學案》的入案學者已成數倍的增加，搜求文獻，排比成編，其用力之艱辛亦非《史稿》所可比擬。盡管一如《史稿》，由于歷史和認識的局限，《清儒學案》的歷史觀已經遠遠落伍于時代的前進，疏失、錯訛亦所在多有。然而其文獻價值則無可取代，應當予以充分肯定。今日學人治清代學術史，《清儒學案》實為一不可忽視的重要參考著述。
《清儒學案》承黃宗羲、全祖望二家開啟的路徑，采用學者傳記和學術資料匯編的形式，以述一代學術盛衰。這樣一種編纂體裁，或人自為案，或諸家共編，某一學者或學術流派自身的傳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對于諸如此一學者或流派出現的背景，其學說的歷史地位，不同時期學術發展的基本特征及趨勢，眾多學術門類的消長及交互影響，一代學術的橫向、縱向聯系，尤其是蘊涵于其間的規律應當如何把握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又都是《清儒學案》一類學案體史籍所難以解答的。一方面是學案體史籍在編纂體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這樣一種矛盾狀況，足以說明學案體史籍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傳入，融會中西而有章節體學術史的問世。梁啟超挺然而起，以“史界革命”的倡導，完成《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結撰。以之為標志，學術史編纂翻過學案體史籍的一頁，從而邁入現代史學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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