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形成和邊疆危機??中法戰爭（一）

第07節中法戰爭??第一階段（一八八三??一八八四）

法國侵略越南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對中國的戰爭。法國既然從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順化條約中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便立刻強迫越南統治者撤退包括黑旗軍在內的北越的抗法軍。當然，無論是越南人民，或者是黑旗軍，都沒有因此而停止反侵略的斗爭。但是，越南統治者的對敵屈服確實給這些抗法力量的活動造成了很大的困難。至于法國侵略者，他們為了實現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及早達到據越南而侵入我國西南的目的，開始以全力來對付中國。對付中國的方式不外兩種：或者以外交誘使清朝政府答應法國的要求，或者用武力迫令中國屈服。按照那些非常輕視中國的法國侵略分子的估計，一旦法國以武力打敗越南后，不必再用武力，清統治者就會自動地對法妥協。脫利古說：“當我們占領這個國土（指越南）并采取勇敢的行動時，那些只與強者協商的中國人，必將首先向我們讓步�！表樆瘲l約簽訂約一周之后，即一八八三年九月二日，茹費理就說：“我們要乘我們在順化玩的好手法的機會與中國談判�！庇纱丝梢�，法國首先想用外交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九月十五日，法國正式向中國提出一個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要點為：第一，從北越東海岸的北緯二十一度至二十二度之間某一地點起，劃定一線至老街（當時中國稱保勝），這條線以北到中國邊界之間的地帶為中立區，中法雙方都不得進占；第二，中國應開放云南的蠻耗為商埠。不言而喻，這個方案的前一點的含義是：那一條線以南的越南全部歸法國所有。整個方案的出發點是：以劃出一個狹小的中立區的辦法，使中國撤出駐越軍隊，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并且主動地向法國侵略者開放自己的“后門”。這個方案把侵略越南并據越南以侵略中國這兩個方面緊密地聯系起來了。法國在正式向中國提出這個方案以前，曾先探聽了英國的意見，想通過英國的調停促使清政府接受這一方案，使自己的目的便于實現。英法在中印半島和我國西南雖然有矛盾，但英國對于法國對越南本身的侵略，一直抱著觀望的態度；因此，從一八八一年以來雖然李鴻章一再勸說英國與越南訂約以牽制法國，英國卻不為所動。不僅如此，英國的商人以及一些政府官員，還曾想借法國的力量打開北越和中國的西南市場，以便英國人也能來這里進行貿易；甚至在一八八三年五月間，英國駐華使館的官員格維訥還表示了這樣的觀點。但到同年八月，法國因在越南北部和中部同時進行軍事行動而宣布封鎖越南海岸，英國感到這種措施可能對自己的貿易產生不利的影響，便開始不安起來。中法關系的緊張化對英國的商業利益必定會有更大的影響，英國為了防止這種情況，漸漸傾向于對中法在越南的關系問題采取較積極的態度。所以，當法國以自己的方案探詢英國的意見時，英國外相葛蘭斐爾（Granville）表示愿意進行調停。
法國的方案提出后，曾紀澤與法方開始就這個方案舉行談判。在此同時，脫利古與李鴻章之間的接觸也在天津恢復。英國從本身利益的要求出發，開始采取行動來影響中國：在倫敦，葛蘭斐爾促使曾紀澤同法國妥協；在天津，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巴夏禮也勸李鴻章對法國讓步。但這時中國舉國上下對法國侵略者十分痛恨，順化條約訂立的消息更使這種激憤情緒高漲起來。清統治者鑒于鄰國的危亡以及本國所面臨的威脅，大多主張對法采取強硬態度。同時，廣州所發生的人民群眾反對外國侵略者的大示威，也促使清政府堅定自己的立場。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二日，海關英籍職員羅根（Logan）在廣州街上無故杖擊聚集的中國平民，接著更以手槍打死了中國兒童一名，傷成年男女各一名，一時引起了群眾的憤怒九月十日，英輪“漢口”號上的葡萄牙人狄亞士（Diaz）無端把一個中國人推擠落水，致被淹死。不到一個月工夫竟發生命案兩起，使得當地人民對于外國侵略分子的憤怒象火山一樣迸發了出來。在第二件命案發生后，群眾沖入沙面租界，舉行了有力的大示威，在盛怒之中燒毀了外國人一些房屋，他們以這種樸素的斗爭形式為自己的死難同胞表示強烈的抗議。這次群眾示威表面上好象只是對于英國及其所庇護的殺人犯的抗議，但實際上它與越南問題有著密切聯系。李鴻章在當時就對脫利古說：“廣東民情最稱強悍。即如越南之事，法人恃強欺凌，粵民在越者甚多，咸懷忠憤，是以遇事生釁。若法越之事早有定局，必不致生此枝節。”所以應該說，沙面事件同時是中國人民對法國侵略越南的一個抗議行動。沙面事件發生于法國正準備向中國提出前述的方案并請英國調停的時候，所以法國立刻利用這個事件來慫恿英國，想使英國給自己以充分的支持，以造成對中國更大的壓力。但英國并沒有因此采取進一步的調停步驟。清統治者既主張對法強硬，又受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激昂情緒的推動，便決定拒絕法國所提出的方案。中國當時沒有力量履行保護全越南的義務，但又不能容許完全被法國奪去，因而提出以北緯二十一度即河內為界，界線以北歸中國保護的辦法。這個提案為法國悍然拒絕。到十月下旬，中法談判沒有取得協議而告結束。前此不久（九月十二日），法國已任命巴德諾（J.Paten?tre）為駐華公使；至此（十月二十三日），命令脫利古返回日本，延展巴德諾的上任日期，只留謝滿祿（deSemallé）駐北京為法國使館代辦。脫利古在離開中國以前，向李鴻章的代表馬建忠說：“本國業已電諭統領古爾貝（Courbet，通常譯作孤拔，原任法國北越艦隊司令，十月底任北越法軍統帥），飭令添兵到齊，務令將在北圻境內凡手持兵械者盡行掃清。古爾貝已電告本國，謂‘北寧一城，駐有中國官兵甚多，如何辦法’？本國電答以‘凡在北圻境內手持兵械，無論系中國官兵與否，皆以土匪論，一概驅逐’。故古爾貝俟下月初水陸并進，攻擊北寧，且出奇兵，抄襲其后，斷其退路。此計勢在必行！”法國侵略者顯然要用武力對付中國了。
事實上，在法國與中國進行談判期間，它曾加強了在北越的軍事力量，積極進行了攻擊中國軍隊的準備。所以在十月底，即對中國的談判中止后，茹費理就公然宣稱將以武力強占紅河三角洲上包括山西、興化、北寧等在內的主要城市；這些地方正是中國當時著意防御的，其中北寧一地，完全為中國的正規軍駐守，更為中國所重視。茹費理的聲明實際上等于對中國的正式挑戰。清政府不得不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十月底，清政府頒諭褒獎劉永福。這說明當時的形勢需要這支英勇的武裝力量擔當更嚴重的抗敵任務。十一月初，清政府密諭兩廣軍政當局：“目前辦法，總以固守北圻為主，倘法人侵及我軍駐扎之地，則釁自彼開，自不能不與接仗�！笔�七日，曾紀澤正式照會法國政府，確切聲明在茹費理宣稱要占領的地區駐有中國軍隊，警告法國慎重將事，以免引起沖突。前此一日，總理衙門也以同樣的意思照會法國及各國駐華使館。十一月底，清政府命云貴總督岑毓英前往北越，指揮當地的軍事。中國這種比較堅定的立場，不但符合本國的利益，而且也符合越南人民的利益。十一月中旬，越南軍隊在中國軍隊的幫助下，同海陽一帶的法國侵略軍接連發生戰斗；同時，北越人民紛紛舉義，四出打擊法軍。這些都牽制了法國軍隊，使其軍事活動不斷遭受困難。但是，因侵略者向北越陸續增援，華軍防地被攻擊的危險仍在與日俱增。中法在越南的關系一天比一天緊張，當時流言四起，并且傳聞法軍可能攻擊中國沿海的口岸。英國為了自己的遠東貿易，對這種局勢更加不安。十月底，格維訥一反五個月以前的論調，轉而強調說，如果中法戰爭爆發，勢將給英商帶來“巨大的”損失。英國政府明確而婉轉地向法國表示“渴望和平解決”，并提出把中法爭執交歐洲國家或美國仲裁的建議。在這時，法國為了減少英國的疑慮，一再提出決不主動攻擊中國港口的保證。但英國的疑慮并未完全消除，從十一月下旬起，它首先聯合美、德兩國，隨后又邀請俄國、日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建議統一它們在華艦隊的行動，遇有緊急情況時共同保護在華外僑。除俄國對英國的答復不很肯定外，其他各國都響應了英國的倡議。這個倡議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它是準備對付中國人民的，即想以各國艦隊的聯合示威來壓抑中國各口岸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激昂情緒；第二，它也是警告法國的，使法國不致任意騷擾中國的通商口岸和妨害各國在中國的貿易。總之，英國的倡議表達了許多侵華國家對中法緊張局勢的不安。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初，英國在繼續促使中法關系的“和平解決”，可是法國在北越的軍事部署已漸就緒，決定在這里對中國采取武力行動了。法軍當局決定向紅河三角洲的華軍防地發動攻擊，第一個目標確定為山西。
法國的軍事行動在十二月中開始了。當時山西的防軍主要是黑旗軍，同時也有數營正規的桂軍和滇軍。這些正規軍的協防山西，是因為該地對保衛云南的門戶有很大的重要性。為了使法國軍隊清楚地知道山西城是中國正規軍的防地，他們曾明明白白地“張旗，著號衣，列隊三日”。然而侵略軍仍毫不猶豫地按照預定計劃在這里展開了猛烈的進攻，這就是直接對中國宣告了戰爭的開始。中法戰爭是從一八八三年十二月的山西之戰開始的，中國被迫實行了軍事抵抗。法國侵略軍依靠優勢的裝備，很快在十二月十六日占領了山西城。他們在這里殺害俘虜，屠戮居民，搶劫財物，把殖民者的“火和劍”的痕跡留在越南的土地上和中越人民的記憶里。山西之戰的可恥勝利使法國資產階級及其喉舌們興高彩烈，他們“耽迷在狂熱歡騰的頌歌中，宣稱說：色當（Sedan）被山西掩蔽了”。意思是說山西之戰彌補了法國在普法戰爭期間色當一役的敗績。軍事上的一時勝利進一步助長了法國侵略者的野心，例如，就在這時，法國政界有勢力的法萊西訥（deFreyci-net，他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幾次擔任外交部長和內閣總理等職）竟發出一種惡毒論調，主張強力向中國奪取擔保品以迫使完全承認法國在越南的侵略權利，這就是后來法國所強調的所謂“擔保政策”。一八八三年底和次年初，在中國和外國都流播著法國將要占據中國一個海島并索取軍費的傳聞。這在清朝政府中引起了驚慌，同時也驚動了英國。英國非常害怕法國奪取舟山，因為這樣會造成對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既得利益的威脅。法國不能不又一次向英國保證決不主動攻擊中國的港口。其實，法國當時的主要目標還是北越，它在占領山西后繼續調兵遣將，企圖在北越戰場上給中國軍隊以更大的打擊，從而迫使清統治者完全屈服。一八八四年二月，米樂（Millot）繼孤拔為法軍統帥，圖謀大舉侵犯北寧。中國防軍雖受命堅守陣地，但由于清朝將帥們的昏庸、怯懦、互不協調以及軍紀廢弛，龐大守軍對法軍的進攻竟不能作有效的抵御，于是侵略軍長驅直入。三月十二日，法軍侵入北寧，十九日陷太原，四月十二日占興化。中國軍隊一時呈現一片混亂。法國利用軍事勝利的形勢，對越南和中國都展開了進一步的政治脅迫。四月底，法政府命巴德諾去越南，訂立最后的保護條約。六月六日，這樣的條約在順化簽訂。它對中國的政治進攻，則是采取了另外的形式。三月下旬，中國粵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與法國海軍艦長福祿諾（F.E.Fournier）在香港相遇。福祿諾以前曾到過天津，深知德璀琳是李鴻章的親信，能起相當大的影響，便乘北寧失陷不久、法軍得勢的時候，通過德璀琳進行誘和的試探。隨之，德璀琳帶著福祿諾致李鴻章的密函到天津。四月十八日，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報告興化被占的消息后，緊接著說：“粵稅司德璀琳到津，密稱：晤法水師提督，擬調兵船入華，將奪踞一大口岸為質，若早講解，可電請本國止兵等語�！敝链�，法國的誘和（實際上就是脅和）倡議，經過層層轉折，終于提到了清最高統治者的面前。
清統治者正在接二連三的軍事挫敗的消息中驚慌焦慮，為了掩飾敗績，云南、廣西兩省的巡撫已經被撤換，中央政府的當政者恭親王奕?等被黜退，改以禮親王世鐸領導軍機處，貝勒（后為慶親王）奕?主持總理衙門，而實際大權操在醇親王奕?（光緒帝生父）的手中。這些人正好出來辦理對法講和，于是清政府便授權李鴻章與法國代表舉行和談。福祿諾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規定了一個講和的先決條件，這就是必須先撤銷曾紀澤的駐法公使職務。法國侵略者憎恨曾紀澤的基本原因是由于連年來在中法談判中，曾紀澤的態度一貫比較強硬，但福祿諾的借口則是說曾紀澤不久以前發表過“中國此時雖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失守師丹（即色當）之故事也”的言論，據說這樣的話傷害了法國的“尊嚴”。四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明令撤換曾紀澤的使法的職務，暫以駐德公使李鳳苞兼代。這是對法國表示自己求和的“誠意”。德璀琳在法國侵略者與清政府間居中拉攏的活動刺激了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他想把這件事搶到自己手里，急忙電令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英國人金登干（J.D.Campbell）前去巴黎尋求機會。金登干匆匆成行，打算與法國政府當局直接接觸。但是晚了一步，因此沒有達到目的。茹費理當時已決定通過專以福祿諾同李鴻章談判的途徑來實現誘和的愿望。五月五日，福祿諾到天津。以前，他還自稱給李鴻章的信只是“一人私見”；現在，則是受命同李鴻章舉行初步談判的官方代表了。當福祿諾首途來天津時，法國兵艦紛紛開到上海。五月一日，法艦隊司令利士比（Lespés）在上海表明“暫留各艦在南……。法艦在中國與東京海面，半月內保無動靜”。這實際上是給清政府定了一個屈服的期限。而清政府也確實產生“和議如不能成，（法艦）即前往江寧”的揣測與顧慮，可見法國的恫嚇馬上就發生了效力。為了指導對法國的談判，清政府給李鴻章規定了幾項“最重要”的條件：第一，越南對中國的“世修職貢”應當繼續。第二，“通商一節，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無不可；如欲深入云南內地，處處通行，將來流弊必多，亟應豫為杜絕”。這就是說，云南邊境不開放通商。第三，要保護黑旗軍。第四，不賠款。五月六日，李鴻章與福祿諾舉行會談。其實這不是什么認真的談判，只不過是一方動議，他方承諾而已。福祿諾表示：法國愿意“尊重并保護”（最后簽訂的中文約文譯作“保全助護”）中國南部毗連北越的邊境，因此，中國應將駐在北越的軍隊“立即”（中文約文譯作“即行”）撤回邊界，并應“尊重”（中文約文譯作“概置不問”）法國與越南朝廷之間已簽訂的及即將簽訂的一切條約。李鴻章對這一切都沒有異議，只是說：以前的越法條約約文中有傷及清政府體面的地方，應該加以刪改。李鴻章的這種提法，所涉及的僅是約文的措辭問題，而不是反對越南與法國間的條約的實質，所以福祿諾答應在以后的越法條約中避免有礙清政府體面的字句。接著，福祿諾提出要中國賠款的問題，李鴻章當時表示不能接受。其實，福祿諾提出這個問題，本來就是以此作為索取滇桂各省通商利益的討價手段，所以當李鴻章表示反對時，他就收回原議，提出：中國既不賠款，就應該允許在毗連北越的邊界開放通商，以后議訂詳細的商約稅則時，還應該“于法國商務極為有益”。對福祿諾這些要求，李鴻章當即在原則上表示同意。以上是李鴻章、福祿諾協議的要點，決定訂入一個簡明條約中。要點既已解決，李鴻章的代表與福祿諾經過商談，議定在這次簡明條約簽字后三個月內雙方派人會訂詳細條約。至于這次的簡明條約，應以法文為準。李鴻章與福祿諾在兩三小時的一次會晤內，將重要問題都議妥了，
這樣迅速達成協議的談判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這說明法國是在急切誘和，清統治者在迫切求和，前者認為北越的戰爭不必再打了，后者認為不能再打了。福祿諾說：“此為止兵之約，不得不速�！鼻‘數乇磉_了兩方的心情。李鴻章、福祿諾的協議與清政府原來規定的條件之間是有距離的。李鴻章自以為“所爭者在上國體制，不徒在區區一越南”，實際上按照他談判的結果來看，越南固然是被放棄了，就連所謂“上國體制”也沒有保住，因為：第一，既然“尊重”越法間已訂和將訂的條約，就等于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第二，雖沒有許可法國深入云南通商的明確協議，但中國邊界通商無疑是已經允許開放了。這兩點在李鴻章、福祿諾的協議中是很清楚的，并且顯然違背了清政府所列舉的條件。但李鴻章牽強附會，竭力證明他所達成的協議與原來的指示相符；清政府后來雖也說那個協議有“殊未愜心”之處，在當時卻認為與原來諭令“尚不相背”，所以是“事可允行”。五月十一日，李鴻章、福祿諾分別代表中法在雙方達成的協議上簽字，這通常稱為李福天津簡明條約。法國從這個條約中滿足了它當時侵吞越南并窺伺中國的全部愿望，當然心滿意得。茹費理打電報給李鴻章，稱他“為國名臣，深于閱歷”，使法國侵略者不勝“欣幸”。對法國說來，此后主要的問題是中國軍隊撤出北越，同清政府議定詳細條約。福祿諾在離開天津前，即在五月十七日，幾乎是用命令的方式，把法方片面規定的在北越全境向中國軍隊原駐地分期“接防”的日期通知李鴻章。李鴻章沒有肯定同意這種規定，又沒有明確反對，也沒有立刻把這件事報告給清中央政府。簡明條約在英國侵略者中引起了不安。一則是德璀琳拉攏李鴻章、福祿諾談判有功，對清統治者的影響加強了，而他當時已是“在柏林受歡迎的人”，所以赫德開始擔心，“對于他（指德璀琳）這正在增長的權勢，我所畏懼的倒不是他將代取我的地位，而是德國的勢力將因他而高漲，英國的勢力卻衰沉下去”。再則是，李福簡明條約使法國得以搶先從越南打開中國的“后門”，英國在中國西南同法國進行競爭勢將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所以那個條約剛一簽字，英國就著手研究它的貿易可能受到的影響，同時香港的英國商人叫喊著要開放西江，香港總督除了主張開放西江外，還敦促英國政府加緊侵略緬甸，以便英國能從上緬甸侵入云南。這些都是英國要與法國爭奪中國西南地區的表現。簡明條約在清統治集團內部引起強烈的不滿。李鴻章成了眾矢之的，許多人以對條約簽字者的個人抨擊來表示對條約本身的抗議。清政府雖然同意了簡明條約的內容并授權李鴻章簽字，但不能不深深感到反對妥協的朝議的壓力，因此在訂約后還一再嚴令負責北越軍事的將帥“督飭各軍，仍扎原處，進止機宜，聽候諭旨”。這樣一來，李鴻章更加不敢以福祿諾片面規定的法軍預定在北越接防的日期向朝廷奏報，而滇桂前敵將帥也就不敢私自撤防。
六月間，法軍在北越進兵，執行“接防”的計劃。二十三日，準備“接收”諒山的法軍到達北黎（中國當時稱觀音橋）以北的諒江，再向前就是奉令扎守的華軍陣地了。為了避免沖突，中國守軍派代表向法軍進行解釋；但法軍統帥驕橫異常，毫不尊重信使，竟以咄咄逼人的姿態簡單地回答說：“一點鐘內，法國軍隊將繼續前進”。當其與中國軍隊相接時，更聲稱“和與不和，三日內定要諒山”。說畢，法軍就開槍攻擊。中國守軍憤慨異常，被迫還擊，勇猛地打退了傲慢的侵略軍。這次事件通常稱為“北黎沖突”。北黎沖突立即成了法國向中國擴大侵略要求的借口。事件發生后，法國把破壞李福天津簡明條約的罪名加在中國身上，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要中國立刻從北越撤軍，并向法國賠款。七月九日，茹費理照會李鳳苞，要中國提供忠實執行簡明條約的擔保，要清政府在《京報》上公布即刻從北越撤兵的諭旨，向中國索取至少二億五千萬法郎的賠款，并威脅說：以上各點如無滿意答復，法國將采取直接行動來自行獲取擔保品和賠款。十二日，謝滿祿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把這些要求向總理衙門直接提出，限期七日照辦。事情很清楚，法國利用北黎沖突為口實，除了堅持李福簡明條約必須照舊實行外，又增加了兩項新條件：第一，向中國索取巨額的“賠款”；第二，要中國給法國“擔保”，以保證履行簡明條約和支付賠款。什么是法國所想象的“擔保品”呢？這就是由法國占據中國一個沿海口岸，并征收那里的關稅。法國堅持這種要求，這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謂“擔保政策”的具體內容。清政府認為北黎沖突出于誤會，力求避免因此而引起和平局面的再度破裂。它的具體主張是：當時正在由越南首途來華的法國公使巴德諾應趕快到天津或北京，依照李福簡明條約的規定同中國代表早日議定詳細條約，這樣一面定約，中國軍隊即可一面撤退。為了使法國滿意，清政府在七月十六日明令滇桂兩軍一月內由北越“全數撤竣”。但是，清政府堅決拒絕賠款，反對超過簡明條約以外的任何新要求。七月一日，巴德諾已到上海，但是他不再北上，也不同意舉行議定詳細條的談判。法國堅持首先滿足它的擴大了的侵華要求，這成為中法當時爭執的焦點。清政府為了向法國表示委曲求和的誠意，決定派人到上海與巴德諾會議。七月初，總理衙門派赫德前往上海；接著又命令上海道邵友濂與巴德諾接談。赫德到上海后，想一手包攬這次談判，自稱“經理此事，頗費苦心，若他人攙評無益”。但他同巴德諾接談后，竟建議清政府接受法國的賠款原則，說是“償款萬不能免，而名目可不拘定”。這同清政府的主張直接相背，所以為總理衙門所拒絕。
清政府任命兩江總督曾國荃為代表與巴德諾舉行談判。法國將七月十二日的最后通牒的限期延到月底，曾國荃于二十五日到上海。這時中國的著眼點仍在議定詳細條約，而法國仍堅持由中國接受賠款原則為前提，表示賠款數目可以商議減少。曾國荃雖受有“兵費賠款，萬不能允”的嚴令，但在李鴻章的慫恿之下，竟于三十日擅自答應以銀五十萬兩（合三百五十萬法郎）償給法國。清政府責備曾國荃這種行動為違背朝旨，“不知大體”，巴德諾則因其數目太少，“近于戲弄”，堅決不允。曾國荃的談判也毫無成果。法國為了實現擴大的侵華要求，除了在外交上以最后通牒向清政府實行恫嚇外，更準備對中國本土進行直接的軍事威脅。北黎沖突后，法國將它在中國和北越的艦隊合成遠東艦隊，任命孤拔為統帥，并命令他與巴德諾共同協商，設法使中國屈服。謝滿祿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法國海軍當局就命孤拔乘機把軍艦分別開進福州和基隆，其目的一方面是要脅迫中國接受法國的條件，另方面則是作好軍事準備，以便隨時發動攻擊，占領中國這些口岸，作為所謂“擔保品”。法國海軍就這樣利用中法交涉正在進行的時機，狡詐地完成了侵略中國本土的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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