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辛丑條約》的空前屈辱及李鴻章的悲涼離世，宣告了舊外交的慘敗與終結的話，那么亦是從辛丑開始，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這標志了在內外交困的時代，在李鴻章的經驗教訓里，中國近代外交醞釀著又一次艱難啟程。

　　1900年7月，素來莊嚴整肅的廣州天字碼頭，一派陣仗威嚴的場面。自清朝雍正年間以來，天字碼頭就被指定為官方碼頭，但凡官員走水路至廣州或離開廣州都經由此地。在這一日，廣東那些顯赫權要的人物又紛紛聚集到此，這一次，他們將要送別的是一位77歲的老人，也是當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鴻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國同時宣戰以來，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時，剛到廣州就任兩廣總督不久的李鴻章，便接連收到來自北京的電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紓國難。7月8日，清廷又任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廣州的李鴻章得此消息后，方才決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間，李鴻章在近日亭與他廣東的同僚作別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為“安平號”的輪船。那天，天氣甚熱，李鴻章身穿藍色細葛短衫，著魯風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鴻章又重新回到了權力的巔峰，他即將赴任的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國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職位。而且，曾經被舉國唾罵為“賣國賊”的他，此刻重新身負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對李鴻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確，從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鴻章開始處理外交事務算起，近30年里，他幾乎參與了其間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動，可謂中國外交第一人。李鴻章也頗為自負地對前來送行的南海縣令裴景福說：“舍我其誰也!”

　　盡管他依然堅忍而“肯任勞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難料，而歷史終歸是又一次將“人情所最難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邁衰老的身上。

　　聯軍對京城分界管轄

　　離開廣州5天后，李鴻章抵達上海，原擬轉由運河北上赴京，但當時的形勢，卻讓李鴻章感覺不到絲毫議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滯留，以待時機。直到9月份，清廷徹底改變了與聯軍對抗的立場，并同意對此前縱容義和團的王公大臣做出懲處，才令李鴻章看到了議和的資本。

　　1900年9月14日，李鴻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輪，在俄國軍艦的護送下離開上海北上，6天后，抵達天津。10月1日，李鴻章在天津接任直隸總督，然后略作籌劃，于當月11日最終抵達北京。

　　此時的北京，已不再是繁華富庶的都城，而是一處被清廷遺棄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帶著光緒皇帝逃離紫禁城，就在當天，聯軍攻破京城。

　　3日之后，聯軍便接管了這座都城。各國對北京進行了分界管轄：前門外大街以東，歸英國管;大街以西歸美國管;前門內大清門(中華門)以東至東單牌樓，英國管;大清門以西，至西單牌樓，美國管;崇文門以東法國管;宣武門以西英國管，……各國洋兵均在本國所管界內，或衙署公廨，或廟宇會館，或住宅鋪戶，分隊駐扎。

　　各國劃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內的鋪戶住戶，不拘貧富，各于門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國地界，旗上即用洋文書寫“大某國順民”。有的則用漢文寫“不曉語言，平心恭敬”貼于門前。更有甚者，則按某國旗號樣式，仿做小旗，插于門前。

　　1900年10月11日，當李鴻章來到這所大清的都城時，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內名義上還由清政府管轄的區域只剩下兩個小院而已：一處是李鴻章寄寓的賢良寺，另一處是慶親王奕?的住處。而事實上，慶親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槍護衛，李鴻章所住的賢良寺則有荷槍實彈的俄國兵日夜把守，正如當時的外國報紙所言：奕?“如一囚徒”，李鴻章“實際上是受到禮遇的俘虜”。這便是辛丑談判時兩位清朝代表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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