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歷史上，雍正即位始終是一個引人注目而又難以解決的疑案。他本人特別強調兩點：其一，他與兄弟宗室絕無仇怨，按照康熙的遺令，合理合法地承繼大統。其二，所謂十四皇子說不過是他繼位前后，一些對他不滿的生事惑眾的謠言。他說，“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名節，故命朕纘承大統。”(《上諭內閣》，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責兄弟及大臣“(自繼位)百日之內，淆亂朕心者百端”(《上諭內閣》，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對第一點，清史學界已有諸多討論，并有截然對立的結論。一部分學者接受雍正的說法，認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則針鋒相對，認為雍正是篡權奪位。至于雍正強調的第二點，則甚少有人置喙。其實，后一問題同樣至關緊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敵究竟制造了什么樣的流言，北京城上層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時清廷內部的力量對比，對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權力斗爭不無助益。當然，這個問題比前一問題更難解決。對前者，我們尚可從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諸多文獻，做大膽的假設和推理。而后一問題，除了雍正及其手下過濾過的文獻，再無其他第三方的材料來勘對官方文獻的可信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清史專家金承藝先生繼孟森先生之后，對雍正即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爭史事考》，去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繼位問題用功至勤，所著論文，如集中所收《一項有關清世宗是否奪位的重要問題之探討》，分析透辟，視角新穎， 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樣，仍局限于清廷遺留的史著和檔案。這也可以想見當日雍正及其臣僚刪毀文獻之徹底。

　　值得慶幸的是，十八世紀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國內控制文獻記錄，卻無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國醫生約翰·貝爾(John Bell) 的《從俄國圣彼得堡到亞洲諸地的旅行記》(Travels from St.Petersburgh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806年版)，讓我們有機會從其他來源審視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內出現的有關皇位繼承的動態，從新的視角思考誰是康熙選定的繼承人。貝爾，英國醫生，出生在蘇格蘭， 1718年作為沙皇俄國派遣的伊茲馬洛夫使團成員，在京逗留三個多月。他對東方和中國興趣濃厚，接到俄國政府的邀請后，欣喜若狂，把這次出使中國的機會視為上帝對他的厚賜。他和使團從圣彼得堡啟程，穿越歐俄和西伯利亞，于西歷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兩年，到達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個多月，于次年3月2日離開北京(頁361)。

　　在京期間，貝爾和使團其他成員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見宴請。此外，他還和康熙皇帝的諸子諸孫、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穌會士、來華的朝鮮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來往。他不僅參觀皇宮王府，還訪問北京的市場店鋪，觀察中國商人討價還價的方式，記下滿漢軍民互相對罵的細節。貝爾長袖善舞，擅于交際，在短時間內就在中國人中交下幾位好友。他的旅行記展示了一個繁榮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遜于同時代西歐大都市的北京，與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對中國的觀感大相徑庭，是研究前工業革命時代英國人的中國觀的重要文獻。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間，將康熙逝世前有關皇位繼承問題的所見所聞記入自己的旅行記。當時在京外國使臣(如朝鮮燕行使)雖然不少，但只有貝爾留下了清楚明確的記錄，而且如下所述，貝爾在京期間，多次參加皇帝和皇子為使團舉行的各種宴會，他的記錄很可能是從當日權力斗爭的中心人物獲得的，堪稱有關康雍之際皇位繼承問題的一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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