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火種，萌發于一個人人心生絕望，又從絕望中生出無數愿景的年代。在絕望與各種愿景間抉擇徘徊，卻鮮有人能看清時代風潮卷裹下的虛幻與真實。
　　
　　1843年9月，廣西桂平大宣里來了一位談吐不俗、卻以外來苦力身份待人招雇的年輕人。

　　大宣里在桂平縣東北六十余里，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客家集市村落群，向來是多事之區，“蝗災甫息，盜賊復興，游匪外滋，土匪內迫”。（1844年《重修宣里新圩三界祖廟碑記》）
　　
　　這個名叫馮云山的廣東青年，求雇不成又靠拾糞易糧度日，同時四處勸人“敬拜皇上帝”。馮傳播的新教義，在當地客家人中頗有市場，以祖籍惠州的古林社人曾天養為例，自己皈依后又動員了全家男女老少，更走家串戶到處說動他人，此后數年間，僅他一人就發動了四百多人。
　　
　　馮云山的“敬拜上帝”之說，源自同為農村塾師的花縣老鄉洪仁坤。
　　
　　落第異夢
　　
　　對洪仁坤而言，道光二十三年（1843）本是一個徹底絕望的年份。
　　
　　這年夏天，自幼有“才學優俊”之名的洪仁坤四考秀才不中。每次初試必進前十，每次復試必在榜外，希望屢屢從云端高處摔落粉碎。而在六年前第三次落榜時，即便“悲憤交加，積郁成疾，猝然病倒”四十多天，洪仁坤仍沒有放棄科舉進取之路。(崔之清《洪秀全評傳》)
　　
　　這一次，這位30歲的老童生終于覺得自己此生已徹底無緣科場功名，于是憤恨發誓從此“不穿清朝服，不考清朝試，自己開科取士”。
　　
　　也是在這年夏天，絕望后回鄉做了塾師的洪仁坤，偶然間在書柜中重新發現了《勸世良言》。那是他六年前得自廣州街頭的基督教小冊子，但他當時稍作瀏覽便丟在了一邊。
　　
　　此番“潛心細讀”后，洪仁坤才發現這是一本“天賜奇書”，從書中“至高無上的真神皇上帝”，他聯想到了六年前三度落榜后的病中“異夢”：他被一位蓄金須、穿皂袍的老人迎上天堂，“取出了帶惡根的舊心腸，換進了圣潔的新肝膽”，然后和一位中年人一道斬妖除魔。
　　
　　讀完《勸世良言》后，洪仁坤宣稱，他夢中的金袍老人和中年人“就是皇上帝和耶穌基督”。而自己是“皇上帝的次子、救世主基督的胞弟”，受命下凡來助人“打倒人世間的一切惡勢力，直至高高在上的皇帝”，建立一個“天下男女皆兄弟姐妹”的人間天國（《太平天國起義記》）。病愈后他將小名“火秀”改成了“秀全”，爾后便以此名行走世間、攪動天下。（鐘文典《太平天國開國史》）
　　
　　從此，洪秀全一邊當私塾先生，一邊傾心構建著異夢中得來的別樣愿景。其中“有三十三重天”的天國世界，“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酷似中國民間神?的“皇上帝”，還有香燭、油燈、小尖角黃綢令旗，以及寫有“奉天令”字樣的小竹板，實際“與民間敬神儀式無異”。
　　
　　“腦又亂了”
　　
　　從這年秋天起，洪秀全開始四處宣傳他的新教義。但在村民們看來，洪秀全在那自稱“被請上了天堂”的四十多天里，經常大叫“天下百姓歸我管”，神志昏迷、行動癲狂，明顯是“腦亂了”。這次又到處講皇上帝，無非是“舊病復發、腦又亂了”。
　　
　　只有洪秀全的直系親屬們全部加入了拜上帝教，而族弟洪仁?還因為參與拜上帝教活動，被其兄長杖責并逐出家門。
　　
　　直系親屬以外，最早的“皇上帝”信徒，是洪秀全的莫逆之交、同為塾師的花縣禾落地村人馮云山。馮云山也是科場失敗者，但一試后便絕了再試的念頭。找到信仰后，按照“只拜獨一真神”的教義，馮回家把他之前供奉的佛像神像儒教書籍以及孔孟牌位全部搗碎了燒掉。
　　
　　洪馮兩人又砸爛了村里的神像、拆去私塾里的孔子牌位，還定制了兩把重數斤、長三尺的“誅妖劍”。但這沒有如愿引起村民們的“覺悟”，反而令洪馮兩人再也收不到學生。
　　
　　本地傳教無果，洪馮兩人于1843年4月2日背著“斬妖劍”，和馮家侄兒馮瑞嵩、馮瑞珍一起離家外出，在廣東各州府傳道。此時正值廣東民眾在鴉片戰爭后強力“反對洋鬼進城”，勸人敬拜“皇上帝”的四人傳教小組，自然也被斥為“從番”。
　　
　　一個多月后，見事無望，馮瑞嵩、馮瑞珍先回花縣了。洪馮則繼續游歷，荒山野嶺跋涉四天后，終于來到粵西北連山八排瑤區，卻又發現語言不通無法交流。
　　
　　既不容于廣東相對穩固的鄉村宗法社會，又在痛恨“洋鬼”的普通民眾中毫無市場，洪馮的廣東傳教之路，至此已到盡頭。
　　
　　血色廣西
　　
　　爾后，馮云山認為接下去“最好到廣西，廣西山多人野，最好召集英雄，買馬聚糧”。顯然，馮云山此時就已有舉兵自立的念想。
　　
　　廣西素來“邊徼蠻荒、地瘠民貧”，嘉慶末年以來，更是天災人禍不斷，以致土地時有荒廢。洪馮入廣西傳教前近一百年間，廣西耕地總面積從一千多萬畝減至了896萬畝。
　　
　　耕地減少的同時，卻有大批五口通商后無法再依賴傳統產業謀生的移民，從湘粵贛閩各省涌入廣西，導致全省人口急速膨脹。1753年，廣西全省人口僅1976000人，到1851年竟達7823000人。此消彼長，1840年代廣西人均耕地竟不到一畝二分，遠低于當時中國人均4畝地才能勉強養活一個人的農業生產力標準。事實上，地力偏弱的廣西，基本生存所需人均耕地面積還要更高些。（北京圖書館編《太平天國資料》第四部分）
　　
　　人地矛盾凸顯之下，因習俗、語言迥異而長期存在的土客沖突，也隨著雙方對土地、水源、乃至科舉錄取名額的激烈爭奪，進而在19世紀上半期演變成了動輒成千上萬人參加的大規模械斗。械斗中失敗的一方，往往是人盡屠戮、村寨全毀、幸存者流離失所。
　　
　　洪秀全即將抵達的潯州府貴縣、桂平一帶，械斗尤為激烈。
　　
　　1843年5月21日，洪秀全來到貴縣賜谷村的表哥王盛均家，會同先期到達的洪家堂兄弟洪仁球、洪仁政開始傳教。
　　
　　賜谷及其周邊，是一個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村落群。常與土人械斗之外，潯州客家人的生活也并不富足。以王盛均家為例，從廣東嘉應州（梅州）遷來后，艱難經營30年才小有產業，盡管瓦房、院落、土地、牲圈等一應俱全，然而賜谷周邊一如整個廣西，田少人多，因此王家同樣頗為拮據。小地主尚且如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客家貧民，自然活得更為艱辛。
　　
　　因此，洪馮在當地傳教的同時，也常為客家人代書訴狀以抵制土著鄉紳壓迫，或盡力為村民教讀、治病，加上兩人“文才甚高、言詞動聽”“聽者又多是客家人，語言相通，感情融洽”，短短幾個月間，就有“皈依受洗禮者逾百人”。
　　
　　但洪馮對此成果并不滿意，又搗毀了村北的“六烏廟”以擴大影響力，那六烏廟里供奉的，是一對相愛不成殉情的男女，男為失意秀才，女為落魄歌女，深得村民同情。這舉動一如他在花縣老家拆掉孔子牌位那樣，并未引來更多信眾，反而招致了當地人的反感，以至于布道小組在賜谷再度無法立足。
　　
　　之后，洪秀全有些灰心，打道回府了，馮云山則堅持繼續游歷傳道，于是來到了廣西。
　　
　　馮云山先到大宣里，站穩腳跟后，又將目光投向了西北三十里外的紫荊山區。紫荊山區“路沿山畔，河干曲折，上則峭壁千仞，下則深崖百尋”，160年后的當代，它仍是桂平最偏遠的區域之一。站在金田村太平天國總指揮部遺址所在的山崗上遙望西北方，可見兩座突兀山峰間的一處隘口，金田起義紀念館講解員張新易說，那就是紫荊山區的入口。
　　
　　此地明代便曾有瑤民起義，清代康熙年間起廣東客民入山墾殖，使得荒僻之地漸有田園村落，爾后“商旅接踵”，但匪盜也緊跟商旅步伐，開始出沒于這險要的通衢之地。
　　
　　在這里，馮云山得到了當地富人曾玉珍的鼎力支持，曾又拉攏了同為“紫荊四富”的茶地趙家。此前，曾家與石人村秀才王作新、王大作兄弟爭購良田，彼此結怨極深。
　　
　　這期間，另一支加盟拜上帝教的重要力量，則是以客家貧民楊秀清、蕭朝貴為首的紫荊山“燒炭佬”。楊為人義氣、處事果決，威望極高，是當地人公認的民間領袖。楊秀清又于1845年介紹蕭朝貴加入了拜上帝教，蕭朝貴則“機變善謀”，兩人很快成為拜上帝教的骨干分子。
　　
　　命運的幻覺
　　
　　到1847年8月底，散布在紫荊山周邊各個村屯的拜上帝教信徒，已超過兩千人，占整個山區人數的一半以上，還建立了拜上帝會團體。這些信徒更把新信仰帶到了紫荊山外的鄰近地區。
　　
　　對楊秀清、蕭朝貴、李秀成這樣“家寒無食”的客家赤貧農民而言，加入拜上帝教就意味著“全家食飯”，更重要的是，再也不必擔心在和土著團練的械斗中“落敗畏逃”、被迫舉族舉家遷徙。
　　
　　土客沖突激流席卷廣西，無論貧富貴賤皆被挾裹，因此，樂于加盟拜上帝教的，也不僅僅是這些客家貧民。
　　
　　在天國火種源頭的金田村，客家小地主韋昌輝有錢無勢，一直被土著大族藍家、謝家壓制。科場失敗后，韋昌輝花錢捐了個“國子監生”，并在家門前高懸“成均進士”匾額，藉以炫耀鄉里。藍如鑒卻買通縣里差役，乘黑夜將“成均”二字鏟去。第二天就又告發韋家冒充進士，將韋父押赴親圩團局，罰去300銀子后才算平息此事。
　　
　　金田紀念館的陳永湘先生則說，直到20年前，當地故老間還流傳著大量類似韋家這樣的小地主、小自耕農，如何一步步被官府、土著鄉紳逼上造反絕路的故事。此外，韋家這樣的所謂“殷實”，當時也面臨著因政府財政匱乏、白銀奇缺而導致田賦雜捐水漲船高的危機。
　　
　　生存危機交織著私仇家怨，韋昌輝最終在1848年10月捐出全部財產、帶領全家加入了拜上帝教，和洪馮一起奔向未知的人間天國愿景。
　　
　　同樣身為富裕階層而加入了拜上帝教的，還有金田村幾十里外平南的客家人胡以晃，胡家占有的山場田地橫跨平南、藤縣和金秀瑤山三縣區，可謂富甲一方，但仍是當地卓姓土豪的欺凌對象。
　　
　　總結廣西客家對拜上帝教的整體心態，南開大學中國近代史博士后王明前認為，廣西客家人是逐次分批遷入的，難以形成穩定而強大的宗族社會，因此在與土人的斗爭中特別依賴自身的團結與互助，如集體性地以家庭為單位尋求新的組合方式。
　　
　　因此，客家人“很容易接受拜上帝教條所規定的財產公有的要求，并勇于舍棄田園，離鄉遠征。”
　　
　　“此外，正統宗法社會以外邊緣族群的身份，更使客家人形成了封閉排外、又容易接受極端化意識形態的特殊心理。而土人相對淡薄的鄉土觀念，也使他們更容易對‘人間天國’產生向往。”（《太平天國與廣西客家社會》）
　　
　　而出身貴縣小康之家的石達開，或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石達開俠義好施且常為人排難解紛，十六歲便有“石相公”之稱，雖是客家人但離土客械斗的漩渦較遠。然而當洪馮專程前來拜訪、邀其共商大計時，石達開卻當即“慨然允諾”。
　　
　　美國學者孔飛力認為，“語言的不同和長期以來的離群索居意識，導致了客家人亞文化群的命運幻覺——由離群的受壓感而產生一種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話和有戰斗性的救世主義。而洪秀全‘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天地之中人為貴’的拜上帝信仰，正為廣西客家人提供了這樣的救世主義。”
　　
　　生活壓力較輕、卻樂于加入拜上帝教的曾天養、石達開等人，或在此例。
　　
　　被“上帝”拒絕的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在紫荊山區日漸壯大的同時，洪秀全在花縣家中完成了《原道覺世訓》等理論著作，還到廣州拜會了美國傳教士羅孝全。不過，當洪秀全講述“靈魂升天”的異夢、以及從教義到儀式都中國化的拜上帝教時，羅先是表示莫名其妙，繼而覺察到那是“政治的宗教”，便拒絕為洪秀全施水洗禮。
　　
　　被“上帝”拒絕后，洪秀全于1847年7月21日離開廣州，步行前往廣西。途中被強盜奪去了銀錢行李，以及那把劍鞘上刻有“洪”字的誅妖劍。幸得幾名江西商人相助，才從梧州進入廣西。事后，洪秀全把這次旅行中的逢兇化吉，說成是皇上帝的暗中相助。
　　
　　8月27日，洪馮在曾家小樓書館里再度相見。以一己之力奔波三年的馮云山，對洪的到來亦喜出望外。洪秀全雖然沒有到過紫荊山，但其形象連同升天異夢，都早已經馮云山之口銘刻于信徒心中。
　　
　　這時，女信徒楊宣嬌照搬洪秀全升天異夢，自稱十年前曾患大病將死，靈魂升上天堂，得一老人言“十年后將有一人自東方來，教汝如何拜上帝，汝當真心順從”。
　　
　　楊的應時說夢，更加重了洪秀全在信徒中的分量。
　　
　　此間，洪馮每天派人在遠近鄉村派發宣傳冊，告訴人們“將有瘟疫，相信者得救”。正巧廣西多個州縣發生瘟疫，于是更多民眾加入了拜上帝教。
　　
　　將中國風俗習慣與自己在廣州教堂學習到的基督教儀式結合，洪秀全又制定了更為完整的拜上帝教入會儀式。而由統一儀式產生的組織認同感，使得拜上帝教迅速形成一個以紫荊山區為中心，包括貴縣、平南、象州、武宣等幾十個州縣中的無數個村落據點，甚至廣東的高州、信宜、化州等多個州縣，也有少則數十、多則上千人皈依。
　　
　　天父天兄下凡
　　
　　石人村王氏兄弟等鄉紳，最早嗅到了拜上帝會“與一般股匪迥異”的氣息。最初，王作新對馮云山詆斥神佛大為反感，看到馮在書館門口貼的對聯“暫借荊山棲彩鳳，聊將紫水活蛟龍”后，更斷言“逆謀見矣”，遂四處奔走告誡鄉人“勿為其所惑”。
　　
　　10月26日，洪秀全以“迷惑皇上帝子女”等罪名，砸爛了象州甘王廟里的甘王神像，還以“太平天王”之名“寫天條及王詔貼壁”。此舉引發了一股毀廟風潮，王作新先祖王東賢、王東城倡議建立的蒙沖雷廟，也遭毀壞。
　　
　　王氏兄弟由此更加認定洪馮意在“爭王奪國”，便借機調動團練，抓走了馮云山和另一骨干盧六，又買通官員，要求官府以謀反罪殺掉二人。但馮云山自辯“遵旨敬天，不犯不法”，堅決否認有謀反企圖，并反告王家兄弟誣陷。
　　
　　馮盧被抓，洪秀全卻一籌莫展，決定去廣州找兩廣總督耆英討一張合法傳教證書，然而在廣州活動了二三個月，毫無成效。
　　
　　紫荊山那一頭，沒有洪馮的拜上帝教會眾們群龍無首，眼見骨干們束手無策，而團練卻日漸緊逼，教徒們開始人心渙散。
　　
　　1848年3月3日，拜上帝會骨干又聚會商議，楊秀清忽然跌倒在地，人事不省。一片慌亂中，楊秀清忽地一躍而起，手作劍戟狀指著眾人厲聲說道：“眾小子聽著，我乃天父也。”
　　
　　“天父”稱“該有百日磨難，這是對會眾誠心的考驗”，還要求各地教徒同心協力，渡過難關。然后大喊一聲“回天去也”，隨后楊秀清一陣亂抖，又昏倒在地，片刻后睜開眼睛，仿佛大夢剛醒。
　　
　　這是楊秀清建立個人威權的開始，不久后，“天兄”耶穌也下凡了，傳言者是蕭朝貴。與之相反的，則是洪秀全關鍵時刻缺席，從此在楊蕭心目中留下了懦弱、不負責任的印象。
　　
　　一個曾被“上帝”拒絕，爾后卻席卷大半個中國的拜上帝教國家，至此終于誕生。
　　
　　天國遺蹤
　　
　　從桂平市區出發，先乘中巴車到金田鎮上，然后搭村民的摩的，在鎮中心旁邊的一處小岔道口直行4公里，水泥路的盡頭，就是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國的金田大校場。
　　
　　那是一處平坦的山岡，左靠犀牛潭，右依金田村，滿眼碧草幽幽。160年前，天國火種便從此處發源，爾后燃遍大半個中國。
　　
　　160年后，天國火種早已寂滅，而從馮云山在當地點燃火種、到它蔓延出的天國前史種種，仍在當地一代代村民的口中流淌。
　　
　　“跟洪秀全的人，都是全家一起走了。”村民翁珍說，當然也不會還有什么天國后人留在村中。村里“還算天國遺跡”的，是1970年代按照當年民居樣式重建的韋昌輝故居，現在也已經被重重茅草包圍——真正的韋昌輝故居，當然早已被清軍焚毀。1980年代，人們還在韋昌輝故居地下發現了兵器和炭爐焚燒的痕跡，韋宅“天國兵器鑄造點”的猜想，由此終被確認。而天國的兵器存放點，則是在大校場左側犀牛潭下的一處隱密巖洞中。
　　
　　清政府眼里的“首逆”、天國袍澤眼里的“北奸”，韋昌輝或許不曾想到，自己舉家加入天國，最后竟是如此結局。而更為吊詭的是，為他在世上建起唯一一處“北王廟”的地方，正是被他憤恨棄去的故里。甚至于到1970年代，還有韋姓人士冒充韋昌輝后人，來到金田村要求拿回屬于其“祖先”的韋家故地。
　　
　　說到底，天國火種，萌發于一個人人心生絕望，又從絕望中生出無數愿景的年代。在絕望與各種愿景間抉擇徘徊，卻鮮有人能看清時代風潮卷裹下的虛幻與真實，即便是風潮的引領者如洪秀全、楊秀清等人自己。風潮退去后，人們終于看到一條崎嶇的血路，從身后曲折而來，但許多人選擇了永遠不可能到達愿景彼岸的岔道，就此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只留下一串串帶血的足印。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338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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