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隴文化
　　秦隴地域位于黃土高原，西起河西走廊，東抵太行山脈，北界內蒙古高原，南限秦嶺，古老的黃河穿越本區，肥沃的關中平原與隴中黃土高原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與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中國地域區分的文化類型里，秦隴文化是典型的農耕與游牧文化交融區。從大范圍看，農耕與游牧這兩種特征迥異的經濟、文化類型一直處于沖突碰撞和長期對壘的過程，朔方漠北的游牧民族往往進攻中原腹地的農業民族，造成雙方水火不融。實際上從秦隴地域上看，農業、畜牧始終互補互攝，決非兩個自我封閉禁錮的系統，數千年來“以農帶牧，以畜養農”成為本地區經濟、生活、文化的基本形態。在一定的意義上，秦隴文化是農耕人與游牧人的共同創造，是農業文明與畜牧生活的交匯整合，是兩者結合的典范代表。

秦的崛起與統一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對秦隴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秦是遠古嬴姓部族的一支。周宣王時，命其首領秦仲討伐西戎。秦仲戰死后，秦莊公
終破西戎，收復西犬丘并在當地定居，秦的地位得到周王室的肯定，秦國的歷史由此開端。但在春秋列國中，秦的地位一直比較低下。作為一個諸侯國，它無法與齊、魯、晉等相提并論，“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但也正因為如此，加上中原的禮儀教化對它影響甚微，就使秦隴之人在努力改變卑下現狀的內在動力下，敢于懷疑周天子的絕對地位，這就促成了秦人性格中的某種叛逆性。這種叛逆性在秦襄公被冊封為秦國的第一個國君時就敢于在祭祀中“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駒、黃牛、羝羊各一云”而表現出來。按禮制，白帝是天帝之一，只有周天子才可祭祀，秦襄公是沒有資格祭祀白帝的。這種叛逆性，在戰國時代的諸侯大兼并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戰國諸侯之間雖然攻伐激烈，但對于周天子名義上的共主地位還都有所顧忌，不敢染指，而秦卻敢于消滅周赧王的正統王室，又在公元前249年消滅周王室的最后一支——東周君，徹底結束了周朝八百余年的統治。應該說，正是秦人的這種叛逆性，促成秦國有足夠的勇氣打破傳統等級的規范，從而由弱變強，統一天下。

　　秦在建立初期因國小力單，無力向東擴展，就轉而向西戎各部族發動戰爭，擴充力量。秦穆公時，向西“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在關中的崛起也促進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并形成“民風尚武，民氣勝于六國”的地域特點，秦國的軍隊被稱為“虎狼之師”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當然，在尚武風氣的背后，也暴露出秦人性格中的野蠻殘暴成分。秦人的野蠻性有時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如公元前260年，秦軍圍攻趙上黨，趙將趙括突圍失敗，被亂箭射死，四十萬趙軍向秦軍投降，秦將白起竟把他們全部坑殺。這一事件雖不應排除白起個人性格中的殘暴因素，但也多少反映了秦人普遍具有的暴戾性格。當這種殘暴再搭配君主的極權，就難以避免地形成威猛治國的局面，而當它超過人民的承受力時，國家就可能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無法長久。這可能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在秦日漸強大的歷史進程中，秦隴之民還養成一種強烈的事功精神。從秦穆公到孝公再到昭王、莊襄王及至始皇，從百里奚、商鞅到范睢、李斯，就是這一精神的突出體現者。秦人的事功精神源遠流長，它建立在文化功利主義取向之上，與秦文化的叛逆性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種追求事功的精神，決定了秦人在強國之路上采取法家的主張而絕棄儒學。同尚武精神一樣，秦人的事功精神也有反面因素，那就是非道德主義傾向，即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秦人處理邦交，攻伐時，往往背信棄義，翻云覆雨，如秦對楚懷王的欺騙及造成屈原的悲劇就是明顯的例子。這種行為與道德準則大相徑庭，雖然使秦國在統一的過程中如虎添翼，但也使六國人更加痛恨秦的統治。這就使秦的統一只是國土的統一，而人心反而在一次次的軍事與政治勝利中喪失殆盡，并且在統一大業完成后，始皇帝仍不肯收斂事功的程度，大興土木，強征人民戍邊長城，嚴刑苛政，最終使統一帝國的崩潰一發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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