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激烈爭奪下中國半殖民地深化時期——爭奪路權

第21節日俄分割內蒙勢力范圍、列強爭奪中國路權的新高潮

辛亥革命爆發后，西方列強密切注視情勢的發展，力圖保持并伺機擴大在華的既得利益和特權；日本則企圖利用革命發生后出現的混沌局勢，積極擴張勢力，突出它在列強侵華中的地位。1911年10月24日，武昌響起革命的槍聲以后兩個星期，西園寺內閣作出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項決定：一、對我國東北，日本通過延長旅大租借地的期限以及對鐵路有關問題的明確規定，“使滿洲現狀得以永恒持續”，以便“一旦遇有可乘之機”，“采取果斷手段”，求得“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即變東北南部為日本殖民地；二、對關內各省，強調由于日僑多，貿易額大，以及日本企業日益增多的明顯趨勢等等，日本應在該地區占有優勢地位，并努力取得列強對日本的這一地位的承認。內閣會議還決定，在中國東北，日本應與俄國采取協同步調；在關內要同英國始終貫徹同盟條約精神，與法國等列強探討協調的途徑，并盡可能地跟美國結成伙伴關系。日本乘機擴大侵華的圖謀，主要由于列強之間的互相牽制，沒有如愿以償。美國一開始就防范日本在中國采取單獨行動。英國不接受日本要求兩國合作共同維護清朝統治的建議，認為關于中國政體問題，不宜從外部進行干涉。日本政府顧慮歐美列強的態度，沒有敢于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在行動上顯得躊躇不決，搖擺不定，遭到國內一部分人的不滿。日本“大陸擴張論”者、軍部中的野心分子要求政府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頻繁抨擊西園寺內閣的外交政策；國會中的反對派指責政府在大好形勢面前優柔寡斷，坐失良機；輿論界認為把制訂對華政策的領導權委托給英國人是“不安全的”，日本應該保持主動獨立的精神。報刊上還發表對袁世凱的攻擊性言論。元老派山縣有朋的意見更引人注目。他對朝鮮總督寺內正毅表示，由于英國沒有接受日本的對華政策，結果聽任清朝政府與革命軍達成協議。他主張協調日俄關系，與俄國進行“推心置腹”的磋商，以確定日本對滿洲的控制。西園寺內閣鑒于日英同盟受到非難，日俄合作的聲浪又日趨高漲，于1912年初，調整有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一、在繼續維護日英同盟的同時，加強同俄國的合作，趁俄國策動外蒙“自治”的機會，在內蒙伸展勢力；二、通過各種渠道進行侵略活動，并積極向長江流域擴張。此外，軍部中的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網羅清朝親貴和內蒙古王公，搞起了所謂“滿蒙獨立運動”。1912年1月14日，山縣有朋向陸軍大臣石本新六、前首相桂太郎等人遞交一份意見書，建議乘中國動亂的時刻，向東北派遣以兩個師團為限的兵力。他強調采取軍事行動之前，應與俄國“妥善商議”。16日，內閣會議作出決定，首先就劃分中國東北西部和內蒙古地區勢力范圍與俄國進行談判。這是日本推行滿蒙擴張政策的一個重大步驟。1月22日，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訓令駐俄國大使本野一郎正式向俄國遞交關于劃定內蒙古地區各自的范圍和延長東北西部分界線的具體方案，主要內容為：一、根據第一次日俄密約劃定的兩國分界線應加以延長：由托羅河（洮兒河）與東經什122度交叉點起，沿烏瓏楚爾河（交流河）及木什匣河（歸流河）至木匣河與哈爾達臺河分水線，再烏黑龍江省與內蒙古境界線至內、外蒙古境界線；二、以張家口至庫倫的大道為界，劃分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日本政府承認俄國對該分界線以西部分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國對該分界線以東部分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日本提出這一方案的目的，除了控制內蒙古東部以外，還在于由此進入直隸取得威脅北京、天津的有利的戰略地位。
俄國同日本一樣對內蒙古懷有野心。它同意日本提出的瓜分原則，但不接受方案的第二部分關于以張家口至庫倫的大道作為東、西內蒙古的分界線的建議。2月20日，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向本野申述俄國不同意的理由。他說：庫倫大道是俄國商人進入北京、天津地區的必經之路，如劃入日本勢力范圍，勢必斷絕俄國進入直隸的一切通道，等于迫使俄國放棄以往根據條約所享受的各項權利，不符合雙方對等的原則。由于日、俄兩國都想控制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通道，談判一開始就碰到了障礙。日本政府急于加強與俄國的合作關系，兩國關于劃分東北西部和內蒙古勢力范圍的首次秘密談判擱淺后不久，3月19日，外務大臣內田電示駐俄大使本野，表示準備在劃定內蒙古分界線問題上對俄讓步，將分界線稍向東移動，以內蒙古東部四盟和西部二盟的境界線為雙方的分界線。4月20日，本野照會俄國，申明日本無意妨礙現時庫倫——張家口商路的自由與安全，或損害俄國的條約權利，日本愿將分界線定于該路以東，希望俄國提出具體見。5月1日，俄國提出分界方案，主張以北京經線即東經116度27分為界線，俄國承認日本在上述經度以東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上述經度以西的內蒙古以及這一地區境外的中國領土享有特殊利益。俄國方案除了確保庫、張大道劃入俄國勢力范圍以外，還企圖把內蒙古以西的今寧夏、甘肅、新疆等廣大地區劃入它的勢力范圍。日本對以北京經線為雙方分界線沒有表示異議，但反對俄國提出的對內蒙古以西地區作為其勢力范圍的要求。5月10日，內田訓令本野向俄方聲敘，要日本承認俄國在中國西部的特殊利益，不符合日本原擬簽訂協議的范圍，在國際上會產生不利后果，并且日本由此不得不相應提出福建省特殊利益的問題，徒然使問題復雜化。他指示本野，在不得已時只能以“宣告中止這次交涉”為要挾，迫使俄方撤回上述提議。俄國開始仍想以密約形式保留這項要求，但遭到日方拒絕以后，終于被迫撤回，這樣談判才得以繼續下去。1912年7月8日，日本駐使大使本野一郎與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在彼得堡簽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關于劃分兩國在中國東三省西部的勢力范圍，基本上按照日本1月24日提出的第一點；關于劃定東、西內蒙古各自的勢力范圍，則按照俄國提議以東經116度27分為分界線。日、俄簽訂密約劃定彼此在中國東三省西部和內蒙古的勢力范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日、俄兩國關系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它們在與列強爭奪中國的斗爭中取得了有利地位。日俄談判第三次密約期間，軍部中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極力主張在中國東北采取直接行動，支持長期在中國活動的川島浪速出面策劃“滿蒙獨立運動”。川島自1886年來中國活動，于二十世紀初年任清政府民政部北京警務學堂總監，與該部尚書肅親王善耆過往密切。武昌起義后，他與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密謀分裂中國的計劃。1912年1月清帝即將退位，川島加緊聯絡滿族親貴和內蒙古王公組織宗社黨，策劃“獨立”。川島進行這一系列的陰謀活動時，得到日本參謀本部和朝鮮總督府的支持，前者派遣高山公通大佐等加以協助，并由參謀本部次長福島安正直接指揮。經過一番精心策劃，川島先后幫助宗社黨主要頭目肅親王善耆以及內蒙古喀喇沁王、巴林王等人從北京潛逃，又以大倉洋行名義給予喀喇沁王、巴林王借款，簽訂了以蒙古礦山作抵的借款合同。2月2日，在北京守備隊長菊池武夫安排下，善耆化名金晏怡與一行六十多人潛往旅順，匿藏于“關東都督府”顧問官邸內，在日本監護下展開活動。當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態度曖昧，所謂“滿蒙獨立運動”一時有所發展。川島于2月16日自旅順到達奉天（沈陽），直接同福島安正保持聯系。與川島同時或先后到達奉天的還有高山公通、國會議員佐佐木安五郎等十多人。這些人麇集一地，秘密籌劃，積極準備發動事變。
正當川島等人緊張進行陰謀活動的時刻，英國政府提出了警告。2月16日，駐日大使竇納樂奉命向外務大臣遞交一份照會，指出：“根據清帝退位的上諭，袁世凱乃是接受委任建立統一南北（包括滿洲在內）的新共和政府的人，……在滿洲發起任何分裂活動，從保全中國領土來看都是不利的�！瘪v華公使朱爾典也勸告趙爾巽不要反對共和制度。英國不同意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免引起連鎖反應。它支持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要求日本采取合作態度。由于英國的壓力，加上日本外務省與參謀本部之間本來就有分歧意見，2月20日，首相西園寺訓令關東都督大島義昌，要他取締川島浪速等人的“滿蒙獨立運動”。福島不得不發出“至急歸國”的電報，召川島返回日本。川島浪速回國后，一些陸軍軍官仍然沒有停止活動。有的以游歷為名或偽托信教到各地串連，有的“易服留辮，偽為蒙人”，暗售槍枝，“以圖交歡各旗王公”。為了策動叛亂，這些人繼續搜羅武器，在內蒙古糾合一批“勤王軍”，在大連、海城、遼陽訓練宗社黨人。他們準備了“大清帝國勤王師”的關防和委任狀，私制“龍旗”和軍用票，約定在8月10日起事。5月下旬，日人魁邊龍伙同善耆兒子左憲章從大連偷運武器前往內蒙古。這批武器運到鄭家屯附近時，遇到奉天后路巡防營統領吳俊升的阻擊，在混戰中，三名日本人當場被擊斃，左憲章所部死傷、被捕共二十多人，四十多車軍火被繳獲。遭到這次挫折以后，所謂“滿蒙獨立運動”無形中停頓了下來。日、俄上述秘密談判開始后，中國政治局勢發展很快。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兩天后孫中山提出辭職，15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這樣南北算是統一了，帝制的中國變為共和的中國。雖然這不過是換了一塊招牌，中國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但列強卻由此面臨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當時人們把承認問題看得異常重要，以為不經外國承認，中國在國際上就站不住腳，對國內政局穩定也有極大的關系。列強利用中國內部形勢的擾不寧以及人們渴望得到外國承認的焦急心理，故意拖延時間，乘機漁利。日本在承認問題上，帶頭協調各國的行動，主動提出承認的條件，顯得格外活躍。就在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后不久，2月21日，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訓令駐英、俄大使，分別向駐在國政府遞交備忘錄（即第一次倡議書），提出以下各點作為承認的條件：新政府必須明確承認各國根據條約或成案、慣例在中國享有的一切權利、特權和豁免權，負責償付外債。備忘錄強調，各國應步調一致，采取聯合行動，在華的權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隨后日本又將上述內容，照會其它各國政府，征詢它們的意見。俄國贊同日本的主張，英國原則上表示同意，法德也聲明愿與日本采取共同行動，只是美國的態度稍有不同。袁世凱上臺后，美國輿論界表現出熱情的姿態，一再呼吁及早承認太平洋彼岸的“姊妹共和國”，國會議員還聯名提出一項敦促政府承認中華民國的議案。但美國政府鑒于在承認問題上處境孤立，只得對日本的倡議表示有保留的贊成，即在“不拖延的情況下”同意與各國協調行動。這樣日本備忘錄原則上為各國所接受。在英國的積極支持下，日本又主動地承擔起擬訂關于承認新政府條件的較具體的草案，作為2月間提出的第一次倡議書的補充，并于3月23日遞交各國政府。這份草案主張只有在中國建立起鞏固的、具有實力的并能履行一切國際義務的新政府時，列強才能考慮承認問題。它要求新政府全面承擔和履行與外國政府、團體和個人過去所簽訂的條約、協定、契約、合同以及有關約章、條例上規定的權利、特權、豁免權、債務、特惠及轉讓等等，非經有關各國政府同意，一律不得加以改變和廢
除。日本補充草案強調列強承認的重要條件是新政府必須有力量穩定國

內局勢。由于袁世凱不愿離開統治中心到南京就職，授意嫡系部隊在北京、保定、天津等地在2、3月間先后制造騷亂和兵變，加上俄、英對外蒙、西藏各有野心，列強便以局勢混亂為借口，推遲了對北京政府的承認。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死。孫中山當時正在日本訪問，他與剛下臺的前首相桂太郎密談中表示對袁世凱不滿。桂太郎說：“以予所見，哀終非民國忠實政治家，終為民國之敵，為先生之敵”，慫恿孫中山反袁。宋案發生后，孫中山聞訊立即趕回上海，力主先發制人，興兵討袁。但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行動遲疑不決。當事實真相于4月間被揭露出來后，全國范圍內激起強大的反袁浪潮。袁世凱決定實行軍事鎮壓，國內形勢再度緊張起來。宋教仁遇刺前，美國新當選總統威爾遜不顧其他列強的反對，準備單獨承認中華民國。美國駐華代辦衛理3月18日報告國務院說：我們率先承認中華民國，“將極大地增進對我們已有的好感，而且可用來阻止其他國家提出不公平的承認條件�！�4月1日，他又報告說：“各國承認共和國無疑會在民眾心目中加強袁世凱的地位，也會增加即將召開的國會的聲譽，有助于平息已出現的騷亂和久已存在的對動亂的擔心�！毙l理認為袁世凱雖然不是“理想的總統”或者“出類拔萃的”政治家，但如果要在混亂與袁世凱兩者之間作出抉擇，那么“我們承認袁政府越快，對中國以及美國在華的利益越有利�！�4月2日，美國正式照會各國政府，宣布準備于4月8日中國首屆國會開幕時，承認中國政府。美國的這一舉動顯然是對袁世凱的有力支持。美國的態度引起其他列強的不滿。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認為美國的行動“違反外交禮節”，日本外務大臣牧野伸顯指責美國袒護袁世凱而與南方革命派為敵。美國政府否認自己違背了協調行動的諾言，并表示決不顧慮南方一派的活動而改變預定的步驟。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開幕，秘魯、古巴率先承認袁世凱政府，美國于5月2日遞交了承認書，墨西哥和巴西也接著承認中華民國。秘魯、古巴在美國影響下承認中華民國，日、英擔心會引起連鎖反應。兩國政府經過密商后，日本又于4月19日提出關于承認中國新政府的第二次倡議書，主張在中國能繼續維持穩定局面，又能根據以往條約及慣例履行國際義務時，各國應盡可能地同時宣告對中國新政府的正式承認。為了不致損害在華利益，英國不再堅持必須由中國政府發表正式宣言保證履行國際義務作為承認條件，主張在國會選出正
式總統后，由當選總統發一聲明，表示中國政府將嚴格尊重其所承擔的一切條約義務，外國人將根據既成慣例享有一切在華特權和豁免權。到6月中，英、日等列強與袁世凱政府雙方就承認問題大體達成協議，只待最后確定總統聲明的文稿。由于袁世凱動員軍隊準備進攻起兵反袁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南北兩軍隔長江對峙，日、英等國再次推遲了承認的日程。中國內戰即將爆發，日本又一次玩弄兩面派手法，乘機撈取實利。它一方面與外交團協調行動，宣布嚴守“中立”，另方面暗中參預南方革命派的武裝反袁。駐華日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向參謀本部提出以所謂的“人道和道義”名義，要求盡可能援助革命派，至少應予以便利。1913年夏，三井財團特派員森恪電告在南京的黑龍會會員山田純三郎，提出一項“收買滿洲計劃”，即由日本提供兩個師團的裝備和二千萬日元的現款，作為革命派“讓予”東三省的交換條件，與南方革命派接觸。華中日本派遣軍司令與倉嘉平派出該軍參謀充當李烈鈞部隊的“顧問”。日本的活動暴露了它分裂中國的險惡用心。8月間，正當中國進行內戰時，兗州、漢口相繼發生當地駐軍拘留日本軍官的事件。9月1日，張勛辮子軍攻陷

南京，縱兵大掠，斃傷日僑數名。9月9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擴大事端，把三件事合并處理，向袁世凱大肆訛詐。外務大臣牧野訓令駐華公使山座要求懲辦禍首、謝罪、賠償損失。袁世凱政府除拒絕撤免張勛外，其余要求一概接受。牧野接著又提出兩點“希望條件”，一、延長日本“關東州”（即旅大租借地）的租借期為九十九年；二、讓予滿蒙五路的借款權（詳見下文）。10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孫寶琦與山座互換照會，接受日本第二點“希望條件”，兗州等三事件隨即了結。第二天，國會議員在便衣警察的監視和所謂“公民團”的威逼下，投票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當天，西班牙、瑞典、比利時、丹麥、葡萄牙、荷蘭、德、英、俄、法、日本、奧匈帝國、意大利等十三國發出照會，承認中華民國。10月10日，袁世凱發表■任宣言書，宣稱“本大總統聲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各外國政府所訂條約、協約、公約，必應恪守，及前政府與外國公司、人民所訂之正當契約亦當恪守；又各外國人民在中國按國際契約及國內法律并各項成案成例已享之權利并特權、豁免各事，亦切實承認�！遍L達一年又八個月的關于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終于以中國的屈服而告結束。帝國主義特別是俄、英、日三國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肆意要挾，俄國以此迫使袁世凱政府同意外蒙實行“自治”，英國則強迫中國接受其不派軍隊入藏的要求和參加“中英藏會議”討論內外藏問題（詳見本章第四、五節），踐踏了中國的主權，破壞了中國的統一。日本分裂中國的陰謀雖未得逞，但它乘機取得滿蒙五路的借款
權等等，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殖民地化的危機更加深重了。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再次在中國掀起掠奪鐵路權益的斗爭，其激烈的程度不下于十九世紀末的那一次，中國喪失的權利也更多。不同的是，上次清政府是在列強高壓下被迫接受的，而袁世凱卻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通過修建鐵路取得借款或墊款，自愿地斷送路權。在出賣國家利益方面，袁世凱比當年的清政府前進了一步。武昌起義以后，獨立各省先后截留稅款，海關收入后來又全部被留作償付外債之用。由于來源枯竭，袁世凱一上臺就面臨財政上的極大困難。除了向國際銀行團舉借善后借款外，為了掩人耳目，盡可能地避免用政治借款的名義向外國借債。他繼承清政府的衣缽，宣布鐵路國有，同時進行“國有即民有”的蠱惑性宣傳，把民辦鐵路收回，轉手之間同法、英等國訂立一筆又一筆的鐵路借款合同，取得預支墊款，作為應付財政困難的辦法之一，帝國主義又一次就此展開掠奪中國路權的斗爭。1912年9月，法比財團首先抓住袁世凱政府財政竭蹶、籌款困難的有利時機，由比利時鐵路電車公司出面，要求展筑開封到洛陽的汴洛鐵路，訂立了《隴秦豫海鐵路借款合同》，向袁世凱政府提供四百萬英鎊借款，實交三百四十萬英鎊的墊款后，取得東段開封至江蘇海州和西段洛陽到甘肅蘭州的鐵路修建權。第二年7月，袁世凱政府為鎮壓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急需軍費，又與法比財團訂立《同成鐵路借款合同》，借款總額為一千萬英鎊。合同簽字后，法比財團實交款僅一百萬英鎊，取得了由山西大同經西安到四川成都的鐵路建筑權。1914年初，袁世凱政府又與法國中法實業銀行訂立關于欽渝鐵路借款墊款合同，法國取得由欽州經過南寧、百色、興義、羅平至昆明以及由昆明經敘州到重慶的鐵路建筑權，總金額為六億法郎，先后實交墊款三千二百多萬法郎。這次法國采取陸續交付而不是一次交清墊款的辦法，壓袁世凱政府再讓予百色到龍州和敘州到成都的兩條鐵路線的投資優先權。法國以及同它有密切關系的法比財團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攫得隴海、同成、欽渝鐵路的建筑權后，仍感不足。1914年，法國駐華公使康悌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投資修建廣西境內的鐵路。外交總長孫寶琦復照稱“此后廣西如有修造鐵路”“需用外資時，極愿借用法國資本”，以示格外“睦誼”。法國通過對中國空前龐大的鐵路投資計劃，把勢力從西南伸展到華北和西北。英國對法國在中國擴張勢力、奪取巨大鐵路權利深感不安。在保持“均勢”的口實下，它要求袁世凱政府給予同等的鐵路權益。英國以汴洛鐵路的延長線威脅它在長江流域的地位為由，1913年11月宣布1899年訂立的《浦信鐵路草合同》作廢，另與交通總長周自齊等簽訂正式的《浦信鐵路借款合同》，借款總額三百萬英鎊，墊款為二十萬英鎊。英國還迫使法國放棄修建武漢鐵橋的計劃。為了與法國爭奪中
國西南各省的鐵路權益，英國保齡公司于1913年12月同交通部訂立《沙興鐵路借款草合同》，取得修建自湖北沙市經湖南常德到貴州興義的鐵路以及常德到長沙的支線的權利。第二年7月，根據草合同的規定雙方又訂立正式合同，袁世凱政府給予保齡公司修筑昆明到大理鐵路的權利，言明如因故不能修筑，中國允許該公司在他處修建長度相等的鐵路。英國取得昆明至大理的鐵路修建權后，準備經騰越與英屬緬甸八莫的鐵路相聯接，以實現其自緬甸筑鐵路斜穿中國西南地區與長江水系相聯接這一蓄謀已久的計劃。德國在辛亥革命后，企圖在中國西南地區伸展勢力。德國使館支持禮和洋行一再向云南都督蔡鍔謀求投資修造昆明經曲靖到廣西百色的鐵路。法國認為昆百鐵路經過地區屬于它的勢力范圍，表示反對，德國的計劃落空。1913年12月，德國駐華公使哈豪森照會袁世凱政府，提出修建高密到韓莊（后改徐州）、濟南到順德（邢臺）的鐵路。第二年初，袁世凱政府表示同意。德國還準備進一步在河南、山西修筑鐵路，以便與英、法爭奪利權，鞏固它在中國的地位。這時歐洲已戰云密布，德國在中國的擴張不能不受到影響。日本企圖同時在中國的北方和南方掠奪鐵路權利。1913年10月，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與袁世凱政府外交總長舉行《滿蒙五路秘密換文》，日本取得四洮（四平街到洮南）、開海（開原到海龍）、長洮（長春到洮南）三鐵路的借款權和洮承（洮南到承德）、海吉（海龍到吉林）二鐵路的借款優先權，暫時滿足在中國北方掠奪路權的貪欲，由于它力圖向長江流域擴張勢力，與盟國英國的矛盾尖銳起來。1912年2月，日本大倉洋行與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蘇路借款，金額為三百萬日元。這是繼1906年日本興業銀行秘密向商辦江西鐵路公司貸款一百萬兩、取得南�。�南昌到九江）鐵路股票之后的又一重要步驟。同年7月，東亞興業公司與江西南潯鐵路公司訂立五百萬日元借款合同，規定鐵路公司如欲聘請外國工程師得先由東亞興業公司推薦。日本對長江流域鐵路顯示極大興趣，表明它力圖插足在該地區修筑鐵路的意圖。1913年1月，橫濱正金銀行駐北京代表小田切萬壽之助與中英公司代表梅爾思（S.F.Mayers）就“合辦”長江流域鐵路問題進行秘密磋商。小田切建議雙方合作將蕪湖到南昌鐵路的終點延伸到長沙，還說他正與中國政府談判將南潯鐵路延長至萍鄉的問題，如果英國資本合作，日本將參加小部分，資金大部分由英國提供。小田切說，如果允許日本資本進入長江流域，日本將同意英國到南滿地區投資。小田切長期任日本駐上�？傤I事，橫濱正金銀行又在日本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因此他的建議受到梅爾思的重視。南潯鐵路是當時日本在長江流域擁有巨額投資的唯一鐵路，日本外務大臣牧野認為該路對日本“在長江流域利權興衰關系極大”，不僅要確保，而且要擴大范圍，小田切提出與英方合辦的鐵路實際上是南潯線向東北、西南兩方面的延伸，牧野對此積極加以支持。但這次交涉沒有成功，因為一方面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堅決反對以南滿地區作為交換條件，另方面英國公使朱爾典極力抵制日本向長江流域伸展勢力。
1913年8月，日本駐英大使井上勝之助正式向英國政府提出兩國合辦由南京經南昌、萍鄉到湖南株洲或長沙的寧湘鐵路問題，理由是該線與南潯路、萍鄉煤礦等日本利益有“特殊關系”。英國于10月間答復說：“如果日本政府希望獲得長江流域的利益或權利，那么它應當準備給予英國企業在南滿以相當的權益，這才是公平的”。英國知道日本經濟困難，無力籌集巨款，故意詢問它能為修路提供多大的資金份額。日本答復它將自籌資金修造南昌至萍鄉的鐵路。關于開放南滿問題，它既不接受也不排斥英國同等參加的要求，只重申它在南滿的地位是由于政治和地理毗連的因素決定的。12月中，英國在給日本的備忘錄中強調日本最近在南滿取得了重大的鐵路利權（指滿蒙五路），如果日本仍然排斥英國進入它的勢力范圍，英國不能考慮在長江流域同日本合作的問題。日本感到繼續與英國糾纏，不易得到結果，1914年2月決定暫時退卻，撤銷這一要求。中英公司隨即與北京政府交通部簽訂《上海楓涇鐵路清還抵欠借款合同》，總額為三十七萬五千英鎊，以便中國歸還大倉洋行的蘇路借款，把日本在長江下游已取得蘇路投資擠掉。朱爾典還力促格雷授權中英公司與中國政府訂立寧湘鐵路合同，免得遷延時間，于英不利。3月，中英公司與交通部又簽訂八百萬英鎊的《寧湘鐵路借款合同》，英國最終把這條鐵路的承筑權搶奪到手。寧湘鐵路的爭奪失敗后，日本2月中向袁世凱政府要求修建從廈門或福州經南昌到漢口的鐵路，同時又為此同英國進行交涉。英國在2月下旬答復說：如果日本獲得從福建口岸到南昌的鐵路讓予權，它將給予支持，條件是南昌到漢口的鐵路應由英國建造。英國極力想維護以漢口為中心的長江流域勢力范圍，但不得不照顧日本在福建和漢冶萍公司已經獲得的利益。正當兩國進行交涉時，日本國內發生政治危機。3月，山本權兵衛內閣倒臺，大隈重信出任首相，前駐英大使加藤高明擔任外務大臣。加藤力主在長江流域擴大日本勢力，它以輕蔑的口吻反駁英國在長江流域的“特殊利益”論，認為它“嚴重違反事實。在今天日本在許多方面的利益反比英國顯著�！�6月10日，加藤正式向英駐日大使顧臨（W.Greene）遞交備忘錄，反對英國不讓日本建造福州到漢口的全線鐵路，特別要求日本建筑南昌到漢口這段鐵路的權利。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卻借口修建該段鐵路是英國既定的目標，拒絕作出讓步。加藤表示，日本政府無意忽視在長江流域英國已有的工業利益，但“對長江流域英國利益實際上尚未確立的那些地區可能已開辦的任何日本企業，帝國政府不能加以阻止和妨礙”，堅持要取得福州至南昌、九江至漢口、南昌至杭州等多條鐵路的權利。英國駐華使館武官羅伯遜
（D.S.Robertson）在陳述日本修筑上述鐵路的極重要戰略意義時說：福建省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天然基地。日本如果占領福州，并以福州為起點修筑多條鐵路，就能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的東南部。這樣，中國的東南半壁最終將變為第二個滿洲。羅伯遜還認為南昌到漢口的鐵路極其重要，它將成為日本進入長江流域心臟的通道。加藤堅決向長江流域推進日本勢力的勢頭，使英日同盟關系處于緊張的狀。日本力圖在中國擴張勢力，又與美國發生嚴重的沖突。威爾遜上臺后，宣布美國退出對華國際銀行團，并帶頭承認中華民國，其他列強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對美國心懷怨憤。但是如前所述，美國的單獨行動并不象它所夸耀的那樣，是尊重中國行政獨立，不同意列強假借承認問題對中國作過分要求的無私表現，而不過是變換侵略手法并用以蒙騙群眾的策略而已。經過一番政策調整以后，美國政府于同年6月鼓勵資本家獨立地對中國投資，保證給他們一切適當的外交支持。任命芮恩施（P.S.Rein-sch）出任駐華公使是美國對華政策變化的一個標志。芮恩施是威爾遜的熱烈擁護者，他到中國后，起勁地執行威爾遜的上述政策，為美國的利益集團謀求取得在中國修筑鐵路、勘探、開采石油、建立軍港等權利。在他的積極支持下，美國伯利恒鋼鐵公司（Beth-lehemSteelCorp.）副董事長詹司敦（A.Johnston）于1913年年底來華活動，要求承認清末《海軍借款合同》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他到福建三都澳、馬尾“視察”以后，于1914年3月與海軍總長劉冠雄簽訂一個新合同，貸予袁世凱政府三千萬美元，以其中的二千萬美元作為修建三都澳軍港、船廠的費用。同年1月30日，芮恩施與農商總長張謇簽訂《導淮工程合同》，貸款二千萬美元。一個多星期后，美國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OilCo.）代表艾文瀾（H.J.Ever-all）和國務總理熊希齡等訂立合同，勘探、開采陜西延長和直隸承德的油田，由美孚石油公司提供資金。兩國還組成合資公司，孫明甫（S.R.Anderson）任總經理。日本密切注視美國公司特別是伯利恒鋼鐵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活動。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向芮恩施提出非正式的警告，聲稱日本對陜西省的油田享有優先權，日本工程師早在那里工作。他又向當時負責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的熊希齡表示，中國給美國特許權一事似乎表明中國對于日本的國際友誼不加重視。日本堅決反對伯利恒鋼鐵公司在福建修建軍港和制造軍艦的計劃。3月12日，山座警告芮恩施，日本反對中國借外債在福建建造海軍根據地。他說：“我必須告訴你福建省對于我國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中國已許諾這個省份不割讓予任何其他國家，日本曾一再維護在這個地區的利益”。如果中國借美款在福建修建海軍軍港，必將引起日、美間的極大不快。山座又向外交總長孫寶琦提出類似的警告。日本駐美大使珍田為此一再向國務院抗議。由于日本的堅決反對，美國政府不得不暫時放棄伯利恒鋼鐵公司在福建三都澳建軍港和船廠的計劃。
歐戰發生前兩三年里，日本雖然野心勃勃，力圖在中國擴大勢力，但由于當時國力不足，并受到英、美等國的牽制，它只取得一定的進展，歐戰的爆發，才給了日本稱霸中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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