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降臨,不僅慈禧成為全民公敵,封建黑惡勢力的總代表,而且“黨內最大走資派”的厄運,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為主角的電影《清宮秘史》。
【一】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二回里,借賈雨村之口說過這樣的話: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云催,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泄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后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畫家黃中羊作品《慈禧與四個御醫》——他們不能朝太后臉上看一眼,也不能觸及太后的皮膚去把脈。
慈禧到底算是“大惡者”,還是正邪兩氣在人間的交匯,兼有善惡,像曹雪芹所說的,“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
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她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大惡者”,一個十惡不赦的壞女人,讓山河破碎,讓百姓受難。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上海租界的報紙天天刊文,慈禧幾乎被唾沫淹死。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濮蘭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紀》一書中說:“此等論說,顯為在逃黨人之所鼓動!([英]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第144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清宮秘史》劇照
辛亥革命的當口,出于號召革命的需要,革命黨把火力直指滿族政權,“排滿”成為革命最顯著的招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則成為革命的首要目標。而慈禧,無疑成為滿族政權最邪惡的化身。這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的延續,無疑與現代革命觀念相抵牾,這種民族主義沖動,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標。
“文革”降臨,不僅慈禧成為全民公敵,封建黑惡勢力的總代表,而且“黨內最大走資派”的厄運,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為主角的電影《清宮秘史》?梢姷挠绊懥,已遠遠超出她本人的想象。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適等主演,香港永華影業公司于1948年拍攝,1950年在內地上映,到1967年,卻因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而聞名全國,也為打倒劉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這一年,“北京革命群眾”集會批判《清宮秘史》及其吹捧者,地點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門——午門廣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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