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敗論英雄”向來是有些人對待歷史的態度，我認為這種歷史觀是偏頗的，有其勢利的一面。對失敗者而言，只記住他們犯下的錯誤和失敗，忘記了他們曾有過的英勇和犧牲，只看到他們失敗的責任，看不見他們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這是不夠的。對于甲午戰爭的失敗，至今仍有人將失敗的主要責任歸結于以丁汝昌為首的北洋海軍將領，甚至指責他們是造成失敗的禍首，在北洋海軍主要將領身上幾乎都背負有不公正的評價，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誰應負甲午戰敗主要責任?
評價北洋艦隊將領首先應當分清戰敗的主次責任。甲午戰爭所處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機。政治統治的腐朽沒落，戰略決策的消極保守，派系黨伐的明爭暗斗，封建軍隊的腐敗渙散……這些才是導致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
北洋艦隊成軍之后，朝廷大員指手畫腳者多，真正幫助扶持者少，前來校閱觀摩者多，前來解決問題者少。這致使戰爭即將爆發時，艦隊戰備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毫無疑問，北洋艦隊將領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事求是地分析，許多關鍵問題確實不是他們能夠解決的。在指責他們負有戰敗責任的同時，我們更應看到這樣一些重要事實：
事實之一：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之日，也是停止發展之時。1891年，清廷決定停購外洋船炮兩年，丁汝昌十分著急，他曾上奏：“……從前所購船艦，經歷多年，已成舊式，機器漸滯，運用不靈，比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懸異，且快炮未備，難資戰守，一旦有事，恐難支拄，請及時增購船炮，以備防御�！钡撬亩啻谓ㄗh均未被采納。大戰在即，為應對日本威脅，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銀61萬兩的最低要求，清廷仍舊拖而不辦。大戰之前清廷大興土木修園，所花銀兩再建兩支北洋艦隊也綽綽有余。大戰之后割地賠款圖茍安，所賠銀兩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我們不禁要問，連添置幾門快炮都辦不成的艦隊將領，何以承擔戰敗的主要責任?
事實之二：消極防御戰略貫穿北洋艦隊作戰的全過程，“保船制敵”、“以戰為守”方針束縛著北洋艦隊，但北洋艦隊將領只是這一消極作戰方針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僅舉一例：豐島海戰前，丁汝昌對日本艦隊來襲就預有判斷，制定了親率北洋艦隊主力8艘戰艦護航的計劃，這個計劃開始也得到李鴻章的認同，并授權“相機酌辦”，丁汝昌據此提出了“大隊到彼，倭必開仗”、“倘倭船來勢兇猛，即行痛擊”的應對之策，但卻被李鴻章訓斥后取消了大隊護航計劃。結果豐島海戰中清艦在明顯劣勢下慘敗。連派出多少兵力都說了不算的艦隊將領，如何承擔指揮不當的主要責任?
事實之三：甲午戰爭并非只是海戰，陸上作戰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陸海相輔相成，陸岸是北洋海軍的依托。陸上作戰，盡管廣大清軍官兵也有英勇作戰之舉，但總體上是敗得快、敗得慘。遼東戰場，日軍順利占領遼東半島，使北洋艦隊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順;山東戰場，日軍榮城灣登陸如入無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臺一日之內全部失守，北岸炮臺和衛城守軍不戰而棄守，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成為孤軍，苦苦等待的陸上援軍始終未見。甲午戰爭海戰的失敗固然影響重大，陸戰的失敗又何嘗不是如此，陸戰慘敗的責任又該誰來負呢?
事實之四：劉公島被包圍后，清廷內外臣工、將領意見紛紜，有的主張艦隊出擊;有的主張退往煙臺;有的主張水路相依，協同作戰;有的主張固守威海，陸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種決心也沒定下來。結果是，港口被日聯合艦隊絕對優勢兵力死死封住，艦隊出擊“出不去”;陸岸被日軍全部占領，協同相依“依不上”;陸上增援清軍無影無蹤，堅持固守“守不住”，最終艦隊只能走向覆滅。
此類事實還能列舉不少，對于一場失敗戰爭，找出其失敗的原因教訓固然重要，分清失敗原因教訓的主次則更為重要，否則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訓。
丁汝昌罪責大多不實
丁汝昌戰后長期背負罪責，至今仍爭議不斷，有很多不實之辭應當加以澄清。指責丁汝昌的不實之辭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說丁汝昌能力不強、指揮無方。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軍專業，領導管理能力不強，造成艦隊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認為丁汝昌擔任北洋艦隊提督，完全是李鴻章“任人唯親”的結果。
誠然，丁汝昌出身淮軍，并非海軍科班，專業知識不及留洋培訓將領。但北洋艦隊的重要性決定了提督一職在李鴻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這支艦隊，不用能人不足以駕馭這支艦隊。與北洋艦隊科班出身將領相比，丁汝昌是資歷最深、作戰經驗最豐富、戰功最多的將領。行內人都知道，創建一支新軍與接手一支老部隊完全不是一回事，作為統領艦隊的提督，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使艦隊成軍，并投入作戰，其責任、壓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實際上，丁汝昌很早就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學習近代海軍知識。從他留下的大量親筆文件可以看出，他海軍專業術語熟練，表達準確，相當熟悉艦隊業務，具體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槍、逐日輪流打靶的訓練安排，甚至艦船修理舊洞的數量他都親自抓落實。某次，運抵軍中的煤炭短少10噸，丁汝昌硬是5次追討，直至補齊，從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對艦隊建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時清朝上下既無海軍傳統，又無海軍文化，更無人才培養的歷史積淀，選用既懂海軍專業、又有實戰經驗的將領談何容易，說李鴻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親”，也有失公允。
二說丁汝昌“怯戰”，消極保船，貽誤戰機。這一指責實際上是朝廷大員推卸責任、尋找戰敗替罪羊之舉。
甲午戰爭中，丁汝昌幾乎參加了北洋艦隊除豐島海戰外所有的戰斗和重大行動，黃海海戰中，他負傷后還不肯進艙，仍坐在甲板上激勵將士。而在抗敵過程中，丁汝昌時常遭受無端指責及處分。他有許多機會可以推諉卸責脫離戰場，但他從未這樣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頂著來自朝廷的問罪、處分和言官們如潮的聲討、謾罵，抱定必死決心，忍辱負重堅守指揮崗位，直至自殺殉國，這樣的人會“怯戰”嗎?
實事求是講，丁汝昌在指揮上深受李鴻章“保船制敵”消極防御方針的束縛，但他僅是這一方針的執行者。將“怯戰”、消極保船和貽誤戰機的帽子扣在他頭上，顯然有失公正。
三說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敗的禍首。這是當時光緒皇帝和一些朝臣為推卸戰敗責任對丁汝昌的指責，什么丁汝昌“一貫畏怯避戰”，“旅順危急，率兵艦望風先逃”等，現代還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稱他自殺不是“以死報國”，而是自知罪責重大，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
這樣評價一個英勇抗敵、自殺成仁的將領是很殘忍冷酷的。試想在艦隊陷入絕境之際，日軍將勸降書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誘他投降，丁汝昌斬釘截鐵表示“予決不棄報國大義，今惟一死以盡臣職!”時，是一個怎樣的心境?在威海保衛戰中，丁汝昌以北洋艦隊殘余兵力多次擊退優勢日軍的猛烈進攻。“定遠”遭襲時，他正在艦上與諸將議事;“靖遠”中彈時，丁汝昌正在艦上督戰，并意欲隨艦俱沉。像他這樣一個抱定“船沒人盡”決心的人，為何要先投降，再自殺?僅用“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來解釋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丁汝昌這種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忍辱負重，最后時刻盡節以終的崇高品格和愛國精神難能可貴。這一切不應否定，也不容否定。歷史應當還丁汝昌這個甲午戰爭最大的悲劇人物以公正。
劉步蟾沒有“怯戰自�！�
劉步蟾，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兼旗艦“定遠”號管帶。黃海海戰中，在丁汝昌受傷后代為指揮。在威海保衛戰中，他英勇抗敵，最終在不得不引爆“定遠”后，拒絕投降而服毒自殺。
甲午戰爭后，國人對劉步蟾的評價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紀中葉，他突然又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在一些學術書籍和影視作品中，其形象變得相當負面。
據查，劉步蟾的這些惡名主要來自英國人戴樂爾(又譯泰萊)之手。戴樂爾是北洋艦隊洋員，海戰時曾擔任“定遠”艦副管駕，在其晚年所著回憶錄《中國事記》中，劉步蟾被描述成為中國將領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樂爾是海戰的經歷者，他的話具有一定權威性，因此該書譯本被視為研究北洋海軍的重要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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