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處以車裂酷刑，族人也被誅殺。此為明末刻本《新列國志》插圖商鞅的變法雖然容易在短期內奏效，但國家政令的貫徹實行，僅能仰仗予富予貧、予貴予賤以及施用嚴刑峻法的權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懼和貪欲，所以就會“免而無恥”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體現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關于商鞅為人的刻薄少恩，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有很深入的刻畫:變法初期 ，給新法提意見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觸犯新法，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又改口說變法的好話，等于是向商鞅認錯，商鞅卻趁機大做文章，將這些“亂化之民”全部發配遠方，從此秦“民莫敢議令”；幾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觸犯新法為由，將他處以劓刑（割掉鼻子）。對敢于反對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殘酷打擊而決不手軟的。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僅僅表現在一般執政者身上，為害不會久遠，人去政息而已。但作為主持秦國變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體現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則是輕罪重刑，連“棄灰于道者”都要處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而實際的情況，則是“網密而刑虐”。據劉歆說，商鞅“一日臨渭而論（編者注:處決）囚七百余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無論是對政見不同者，還是對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處都有一種戰而勝之的意識。他的刻薄少恩，正是與這種“戰勝”意識，深刻地聯系在一起的。極端功利主義，并無一定的政治理念商鞅為人為政的刻薄少恩，與他的極端功利主義，也是聯系在一起的。讀《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無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極端功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據司馬遷講，商鞅第一次去見秦孝公，對孝公大講“帝道”。帝道是屬于道家一派的治國理論，強調的是“順天而成”。但是，這種理論太玄，跟秦孝公講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見秦孝公，又改講“王道”。王道是屬于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秦孝公也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去見秦孝公，又用“霸道”來試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興趣，卻未及與之深談。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見，走的是秦孝公寵幸的閹臣景監的后門。秦孝公前兩次召見商鞅，聽得都很厭煩，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景監也因此對商鞅頗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見，商鞅終于發現秦孝公對霸道的興趣。他對景監說，下次再接受召見，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講講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見秦孝公，兩人談得非常投機，一連談了好幾天。后來，景監問商鞅是怎樣打動秦孝公的。商鞅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需要很長久的時間，秦孝公等不及；這一次講可以速效的“強國之術”，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國從此不會有殷、周那樣的成就了。顯然，對于商鞅而言，無論帝道、王道，還是霸道，都僅僅是用來獲取君王賞識和重用的“敲門磚”。班固說:“商鞅挾三術以鉆孝公。”這一個“鉆”字，就點出了商鞅投機鉆營的功利本性。歷史上都說商鞅是法家。其實，當初如果秦孝公喜歡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個儒家人物了；只不過他思想深處的那種戰勝意識、功利主義和刻薄少恩的品性，還是會以種種方式表現出來的。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align="center">吳起為了取信于魯國的君主，殺了自己的妻子。 明人繪缺乏為人的基本道德出于極端的功利主義，商鞅不僅沒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為人的基本道德。為一己私利，他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刻薄少恩到無所不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秦國實行的變法，獎勵軍功是非常主要的內容；爵位、田宅的封賞，主要是根據軍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說動秦孝公，讓他親自帶兵去攻打魏國。而為了確保在戰爭中取勝，商鞅竟利用自己與魏國將軍公子?的友誼，寫信欺騙公子?，說不忍心與朋友相見于戰場，希望雙方媾和，高興地飲酒罷兵，使秦魏兩國得以相安。這個公子?，居然就輕信了商鞅的“友誼”，前往商鞅軍中簽署和約，卻無論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虜，所率領的軍隊也在全無防備之中被秦軍偷襲全殲。經此一戰，魏國空虛，不堪再戰，只好把整個河西的土地都割讓給了秦國�？恐�這樣得來的戰功，商鞅連升四級，一舉獲得了最高爵位（徹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個邑的封賞，從此號稱“商君”。將國家改造成戰爭機器在為政上，出于極端的功利主義，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商鞅變法，先后分兩次進行。主要內容為建立鄰里連坐、兄弟析產分居、獎勵軍功、禁止私斗、重農抑商、建立縣制、鼓勵墾荒、平均賦稅、統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這些制度，是要實現三個基本目標:一、發展農業；二、擴張軍事力量；三、強化君主權力。然而，就變法的主導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過獎勵軍功，建立一個以軍功等級制為基礎的社會，并將鼓勵戰爭殺戮徹底制度化，將整個國家改造成一部戰爭機器。在那個時代，戰爭是使國家富強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商鞅所建立的這種獎勵軍功的制度，則最集中地體現了他的極端功利主義。荀子指出，秦國的一切制度，都是要使人民懂得，只有在戰場上殺敵立功才能獲利。而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商鞅創建的“上首功”。即士兵斬獲敵人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后，還能“賜邑”、“賜稅”，并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仆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這樣的制度，果然使秦國的軍隊作戰特別勇敢；卻也特別殘忍。據譙周說，秦國的軍隊打了勝仗，連擄獲了老弱和婦女，都要砍了頭去領功。敗壞了秦地的風氣有人以秦國“與戎狄同俗”，來說明秦人從來都具有嗜殺的本性；事實卻與此相反。《左傳》上說，秦穆公在位時，有一年，晉國發生大饑荒，晉惠公向秦國請求糧食支援。對于晉惠公，秦國是不喜歡的。當年，晉惠公在秦國的支持下繼任晉國國君，卻立即與秦國翻臉，自食其將晉國河西之地割讓給秦國的諾言。對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認為，晉國百姓是無辜的，還是應該給予糧食援助。然而，對于秦國的以德報怨，晉惠公卻毫無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國也發生饑荒，向晉惠公請求糧援，晉惠公卻趁機率軍攻打秦國。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擊敗并俘獲了晉惠公，但最終還是釋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報怨，足以證明秦國曾經還頗有些仁義古風。稱秦國為“虎狼之國”，謂秦人有“虎狼之心”，其實都是商鞅變法以后的事情。據司馬遷講，商鞅頒布變法令之前，在秦國國都的市南門，豎起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以“十金”為賞，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門。“一金”在當時或重二十兩，值一萬錢，“十金”就是十萬錢。但是，秦國民風樸厚，眾多的圍觀者面對如此重賞，覺得不可思議，沒有人敢上前冒這個險。商鞅于是下令，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如此重賞之下，終于有膽大的人站出來，把那根木頭扛到了市北門；商鞅則當場兌現賞金。這件事，司馬遷說是商鞅要為自己立信。但這樣的“立信”，其更深刻的含義，在于要造成一種風氣:不管怎樣不可思議的事，一切服從，就可以獲得重賞。嚴刑峻法的本意，是要使人謹小慎微，惟恐觸犯法禁；而商鞅的嚴刑峻法，還往往具有鼓勵人們膽大妄為的作用。如秦國的軍隊敢于將擄獲的老弱婦女砍了頭去冒功，就是由于上首功制度的鼓勵。又如什伍連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一條，也分明是在助長誣告之風。按商鞅的理論:“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什么是“將過”？就是犯罪行為尚未實施。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尚未實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對他用刑。同理，“賞施于告奸”，也就是允許對犯罪可能性作捕風捉影式推斷的法律肯定。那么，既然告奸的賞賜等同于“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長誣告之風呢？而對不告奸者的“腰斬”重刑，也足以迫使膽小之人，因無端懷疑而斗膽誣告他人！一國的律令，即便僅止于以助長軍人冒功、鄰里誣告為能事，也難免使無恥而膽大妄為之徒充斥天下！“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后所養成的秦地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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