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司馬遷在總結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方法上,采用了撰寫《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和《周本紀》的特殊形式。從《史記》五體構成的角度講,采用這種特殊形式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本紀”這一形式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張守節曰:“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眾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紀!边@里所講的本,也就是根。從根本上記載歷史,且統理眾事、系之年月,有助于所述時代與史事的統一。二是“本紀”具有公認的權威性。裴松之云:“天子稱本紀。”也就是說,本紀是用來專門記載天子所言所事的體裁。而天子是執掌朝國之政的特殊社會成員,紀天子之言事,就是紀朝國之大端,故而能夠體現出公認的權威性。三是“本紀”具有明顯的綱法意義。劉知幾云:“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論篇目之大者,其莫過于此乎!”這就說明,雖然“本紀”之前往往冠以國朝君主之名,而實際上是“網羅萬事”的國政專篇。了解了這些原委,即可明了:司馬遷首推黃帝而作《五帝本紀》,續撰夏、殷、周三“本紀”,其目的就是利用“先秦四本紀”這一特殊撰述方法來總結先秦政治文明的成就。
其次,司馬遷在總結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主要內容時,也獨具匠心、揀擇合度。在《五帝本紀》中,司馬遷所總結的五帝時代的政治文明成就主要是黃帝有效治理國土和“德”、“國”二者的統一。第一,充分肯定了黃帝的治理國土有方。在總結黃帝的政績時,突出記載了“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這就說明,黃帝之時最大的政治文明成就是在治土方面。這種治土,既包括黃帝的開疆封土、合和萬國,也強調黃帝順應天地和治理萬民。黃帝在治理國土的前提下,“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方才獲得“土德”之瑞。第二,闡釋了五帝時代“德”與“國”的統一。該本紀所記載的五帝時代的政治演變狀況,實際上也就是那個時代政治文明的寫照。司馬遷在綜述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事件和歷史事件之后總結出:“自黃帝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彰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睆谋砻嫔峡,這一記載所反映的是五帝時代的帝王世系,實際上,司馬遷是在揭示以“德”和“國”為特征的政治演變順序。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人均為有德之君,故而能夠在遠古歷史的創造和嬗變中得民得天下。
在《夏本紀》中,司馬遷總結的夏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為夏禹的成功治水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夏代先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矛盾方面,曾經經歷了從失敗走向成功的重要歷史階段!暗蹐蛑畷r,鴻水滔天,浩浩環山襄陵,下民其憂”。由此可見,肇發于帝舜時期的滔天洪水,嚴重危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夏代先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克服自然環境所致的不利條件、解決正常生存的問題。在當時,治政與治水成了同義詞,并且將能否成功地治理洪水作為衡量政績大小的唯一標準。當舜用鯀治水期間,“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乃殛鯀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于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這就是說,帝舜將其全部希望寄托在禹的身上,并親自命禹:“汝平水土,維是勉之!贝笥砦簇撍粗裢,在吸取父鯀治水失敗教訓的基礎上,變水害為水利,由此產生了兩大積極政治效應:一是促進了原初農業文明的發展和農耕技術的進步,二是順勢對當時的大小河川進行了初步的調查和治理,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
在《殷本紀》中,司馬遷所總結的商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為人與社會關系的統一。司馬遷認為,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其關鍵在于國君是否賢良。文載商代“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這說明有商一代的大事除了祭祀,就是作戰,從事這樣兩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目的是維護商代階級社會中人與社會關系的統一。太史公在該本紀中重點總結了商湯和紂王的政績。其對商湯的記載為:“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焙苊黠@,這里的伐葛伯,原因是葛伯“不祀”。因此,伐葛之本質在于樹立湯自己的絕對權威。在此基礎上,商湯以發動戰爭和頒布誓訓之辭為手段來確立君國之道:“格女庶眾,來,女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女,無有攸赦!贝思础稖摹返牟糠治霓o,其順昌逆亡之意十分明確。征伐異國他邦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頒布誓訓之辭強化君國之道同樣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這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君主建立中央集權的最初嘗試,也是商湯在君國和集權方面的重要政治發明。司馬遷站在“思來者”的高度總結了紂王治國敗績的教訓:“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背酥,紂對不同政見者施以炮烙重刑。司馬遷將商代國君的惡善故實和君國之道進行如此詳細的總結,不外是想讓后世國君從中吸取教訓,居善治政,勤政為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人與社會關系的統一。
在《周本紀》中,司馬遷所總結的周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是大事分封和文、刑并重!吨鼙炯o》對分封之事作了明確記載:“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第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蔽渫醯倪@一封邦建國措施,對西周前期的政治穩定的維護和先秦時代文化多元的形成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但同時也為日后異姓諸侯的崛起乃至西周自身的滅亡提供了條件。西周時期的文、刑并重,也是太史公總結的重點。司馬遷在論述成王文治的作用時,發出了由衷的感嘆:“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焙翢o疑問,大事分封和文、刑二治等政治文明建設促進了西周前期和中期的社會發展,但到了后期,出現了“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的局面,最終導致了西周的衰頹。春秋、戰國時代是個由爭奪霸權發展到爭奪天下的過渡期。平王東遷之后,“五霸更盛衰”,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及諸子百家的興起,乃是對西周后期文、刑加禮禁的反動。司馬遷筆下的東周,是舊的政治文明衰落和新的政治文明產生的特殊時期,正是在這種新舊政治文明交替的作用下,導致了秦代政治文明的誕生。
再次,司馬遷對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總結具有開創意義。司馬遷撰寫的《五帝本紀》,使中華民族有了評說自己遠古社會政治文明成就的文獻基礎和理論依據。與此同時,他所撰述的夏、殷、周三“本紀”,抓住了先秦政治文明歷史發展的主線,突出先秦政治文明歷史發展的重點,并且強調了先秦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歷史階段性和歷史連續性。正因為司馬遷采用了這種特殊的總結方法,才使得《史記》前四“本紀”充分體現了“紀以包舉大端”的撰寫法度,并使先秦四“本紀”從政治文明歷史發展的高度體現了百川歸海的會通之義,從而為其系統總結先秦政治文明的成就奠定了堅實基礎。
政治文明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所體現的主要成就。就此而言,司馬遷對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總結,可謂功德無量。他通過撰寫先秦四“本紀”告訴人們,無論哪個朝代,哪個國家,都應該注重自己政治文明的建設;否則,就有喪國失祚的潛在危險。在司馬遷所總結的先秦政治文明成就中,既有正面經驗,也有反面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所撰述的先秦四“本紀”直到現在仍有很強的資治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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