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陳永貴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政治的游戲，還是一個疑問。他和他的大寨這時候已經完全成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對他持有最強烈的批評態度的人，也不會否認他是一個耕作的行家里手。這樣看來，他應當最能體會農業本是一個徹底務實的行業。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為什么要沒完沒了地舉行那些“天天讀”的儀式？難道將書本上的話背得爛熟之后，就真能產生無往不勝的奇效？他本人自幼與文字無緣，文人理論和行政文牘的令人厭惡，他一定會比別人感受得更為強烈。

　　比如一個年輕人一口氣將毛澤東的《愚公移山》背誦完畢，然后就向他邀功，而他卻不以為然。他用一個一字不識的老人教訓青年，此人名叫賈進財，一生開山采石，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世人知曉。“不要看賈進財背條文背不過你們，”陳永貴對得意洋洋的小伙子說， “可是他每天一錘一錘打的都是石頭。”這樣的情節似乎更加符合一個農民的邏輯。但是，為什么陳永貴還要一味對政治抱以狂熱的眷戀，并且煞費苦心營造他的政治形象？這原因又要到當日農村的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來治理鄉下農民，其經濟上的失敗已如前述。但是，那個時候國家之施政原則，首先在于意識形態的不可侵犯而不在于物質利益的欣欣向榮，因為前者為政權的根本，后者只是一時的盈虧。用當時農村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話，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則凌駕于實際問題，或者說是將實際問題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于鄉下的自留田和包產到戶，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辦法可以令土地上結出更多的果實，可是經過意識形態的解釋，決定其取舍的要點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實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傾向。

　　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任何農民想要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場上，就必須以政治標準取代經濟意識，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現得忠貞不貳。這一點當陳永貴在1964年剛剛崛起的時候，便經歷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隊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于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結果上達中央政府，導致周恩來總理親自追究，如能坐實，則陳永貴定然一蹶不振，中國農村的歷史也當改寫。

　　但是陳永貴似乎是一個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澤東恰在這時將他請到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大寨的問題也在這一夜之間不再是糧食產量的多少，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何。這一來，陳永貴便擁有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來渡過危機。大約一個月后，山西省委的幾位領導人親赴大寨，名為“核實產量”，實則已有成見在先。于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隊的隊部里面就出現了下面一段對話：

　　“經過丈量，耕地面積定為七百九十六畝六分九厘……除了經濟作物，1964年糧田面積是七百五十畝。”

　　“永貴呀，現在七百五十畝，正合報上說的。糧食畝產還不到七百五十斤怎么辦？”

　　“山地和平地不一樣，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畝。”

　　“糧田達不到七百五十畝吧……地畝也變，產量也變。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舍五入，糧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畝……我已經給總理說，大寨的產量還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畝中扣去四十五畝……”

　　“給參觀人員說，糧田七百零五畝，糧食總產五十六萬八千斤，畝產八百零五斤。”

　　陳永貴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了他的第一個危機。可以肯定他從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中得到了教訓。經濟問題一旦化為政治問題，也就無所謂眼前的公正，農民以至整個農村的追隨政治也就成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第一次以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勞動模范的身份出現。雖然他在這時還只是一個大隊的負責人，但是他的聲望已經足以號令全縣。他在縣城中心的廣場主持了群眾集會，他原來的上級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臺前，這些人現在統統成為“被告”，罪行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一片憤怒的叫罵中紛紛表示認罪。然后陳永貴起身發表演說，號召他的革命同志聯合起來向舊的權力機構“造反奪權”。

　　臺下群情激奮，聚眾已逾萬人，其聲勢的浩大，為本縣史無先例。幾個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動地寫道， “他那真理的聲音，震動了整個昔陽，整個晉中，整個山西，整個中國”。兩天以后，全縣32個農民造反組織一致推舉陳永貴為領袖。

　　這些人成立了總指揮部，宣布奪取舊縣委的一切權力，是為“二一一奪權”，陳永貴則在數萬人的歡呼聲中成為總指揮。兩個月后，這個臨時性的指揮中心為一種新的權力機構取代，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曾經野心勃勃地說過“打倒皇帝做皇帝”，現在，僅僅兩個月里，他便在這個內陸省份擁有了無上權威。

　　這整個事件猶如戲劇舞臺上一個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陳永貴被稱為“救世主”， “是統一千萬群眾意志的無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后的論者卻以“得意洋洋”、“躊躇滿志”來貶損這位風云人物當日的氣概，說這一事件其實只是“顯示了陳永貴等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對于他的種種贊頌則屬于“肉麻”和“狂妄”。所有這些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狹。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野心家和投機者如果敢于將自己的行徑公之于世，在百姓們中間就會失去受仰慕的基礎，甚至會引起萬民的唾棄。

　　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曾在陳永貴奪取權力的那些日子里見到。陳永貴的奮斗精神和率領一方赤貧自給自足的經歷，雖為官方所張揚，但應當承認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農民，而非政治投機中的幫兇。人們認為他是農民當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新的樂園。這個樂園，那些官員們已經信誓旦旦地對他們說了十幾年，卻始終只是水中之月。

　　所以，當日對陳永貴的種種頌揚雖屬阿諛不實，卻不能不說乃是出于某種真誠。類似的情形在我國歷史上屢見不鮮。陳永貴最后的失敗，也并不在于他到目前為止的政治投機行徑如何卑劣，而在于他在今后的歲月里，沒有能夠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甚至還使現實的發展距離農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遙遠。農民在日后終于無法忍耐對他的厭惡，正如現在抑制不住對他的崇敬，是出于同樣的理由。

　　但是，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于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于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這種背景充其量只是激發了一個農民傳統精神世界里陰暗的一面，而不是憑空地造就出一個現代的陰謀家。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后采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里占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

　　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斗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么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鉆到山溝里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鉆到村子里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欲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欲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凈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松。基于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欲的方法。

　　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于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致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象。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里一聲嘆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表，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里恩怨兒女戀情之類隱私，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于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

“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于眾，以供分析并研究對策之需。至于對策，則會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于自己陣營里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里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于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

　　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里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

　　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里，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后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于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么一大批姑娘卻“不愿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干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 “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斗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

　　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于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后，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 “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于屈服。

　　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于占了上風，其余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并且宣布“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后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 “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栗。陳永貴雖然對于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 “八億人民，不斗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 “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斗，我們斗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來”。

　　某些具有想象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萬好之源”、“不斗則退，不斗則修，不斗則亡”、“斗得私字掃地出門，斗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 “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 “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斗，及時斗，事事斗，處處斗，斗絕做絕，斗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

　　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斗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于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癡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斗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于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里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里成為第一個杰出的榜樣。然后就是昔陽。這有下面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于“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

　　這是一連串恣意謾罵凌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后果，其中兩人于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甕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布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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