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性敘事活動使儀式具有突出的詩學特征：儀式主體心理與審美心理的契合、儀式主體技藝展示與詩歌創作的重合。先秦儀式催生并促進儀式誦辭演進的內在機理是：儀式誦辭中的“儀式敘述”常是儀式展演中追述宗族、祖先光輝業績和歷史的儀程所吁求的文體，而其中的祝禱之辭則是儀式中歌頌祖先、祈福求佑的儀程的產物；“儀式敘述”是民族史詩、敘事詩的源頭，而祝禱之辭則是抒情詩的一個重要來源。
在最初的儀式活動中產生的詩歌是屬于集體的，與儀式一樣屬于俗的范疇。當先前的儀式活動被統治階級壟斷，成為“禮”時，詩歌也脫俗入雅，雅、俗分途。用于上層社會的各種儀式活動的樂歌從大眾的歌詠中分離出來，成為神圣特權的象征物的大傳統，而勞動者抒發情感的歌詠，則成為鄉民社會文化表征的小傳統。之后禮與俗互動互滲，詩歌創作也呈現出雅俗共存的格局。
受禮俗儀式演變的影響，先秦詩歌的形態也經歷了歌謠（巫祝之辭、徒歌）??儀式樂歌（儀式頌詩、儀式敘述）、儀式誦詩（《雅》詩）??誦詩（如《離騷》、《九章》）的類型演變過程。
第一階段的分界線大約在禮制出現的龍山文化以前，此期的儀式類型主要是巫術儀式。巫術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除了那些用于個人目的的“個體巫術”外，“公共巫術”主要包括以下三類：禳災巫術、順祝巫術和詛咒巫術。巫術儀式也是文學藝術萌芽和成長的溫床�！赌印匪f的“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是上古社會的常態。巫師常常采用歌舞以通神。巫術儀式中的咒語是詩歌和其他韻文的源頭。其中祝辭在巫覡之辭中有重要地位，如《伊耆氏蠟辭》、《驅旱魃之辭》，《史記?滑稽列傳》所載之《田者祝》、《文心雕龍?祝盟》引述之《祠田辭》等即是�！对娊洝讽烍w緣此而來，屈原的《九歌》、《天問》、《招魂》等也是在巫辭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
第二階段約當夏、商、西周時期。此期巫術儀式、祭祀儀式、禮樂儀式并存，但以各類上層社會的禮為主體，禮對前代之俗加以提升，表現出禮與俗的對立，在禮的展演中催生出的詩歌和其他依附于儀式的儀式誦辭也表現出雅（儀式樂歌）、俗（歌詩）的對立。儀式樂歌是此期詩歌的主流形態，民間歌謠以潛流的形式存在。
夏代的社祭儀式歌頌大禹治水敷土之功，《大夏》是用于此儀式的樂歌�！渡袝�?禹貢》“九州篇”的形式、內容中包含著九段體的音樂結構和其他的儀式文化內涵，保留了社祭儀式的樂歌文本。此外，“敬授民時”儀式也產生有以安排農時的儀式韻文《夏小正》�！镀咴隆窞榇淼霓r事詩和大量的以物候月令及相應的農事作為興象的歌謠的創作均受其影響。
商代重視對祖先的祀典，祭祖儀式樂歌中最為顯著的是《大?》之樂，傳世的《商頌》五首為其不同時代的儀式樂歌文本。商代的占卜儀式是貫穿于祭祀、戰爭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儀式，其儀程中的儀式敘述既有歌謠化的繇辭，亦有敘述性的韻文（“世系”卜辭、“月令”卜辭），表現出儀式樂歌之外詩歌演變的特殊形態。
西周時代認為祖、神分離，通過祭祖，可以傳遞天命、影響天命，祭祀儀式禮制化，成為維護政權的手段和工具。《周頌》及二《雅》的一部分詩篇，即為西周王朝不同時期用于祭祖禮、開國典禮、冠禮、藉田禮、燕禮、禳災禮等特定禮儀的儀式樂歌。
先秦詩歌演變的第三階段約當春秋戰國時期，此時禮、俗互動的格局已形成。由于禮崩樂壞，儀式樂歌逐漸退出主流：或者因文本被著錄而漸成“文物”（《周頌》），或者在文體形態上受到歌謠的影響而世俗化、平易化（《魯頌》），導致“頌雜風體”的變化。禮向四夷的輻射，是伴隨著原來的四夷之俗向上層社會的擴張而同步發生的。鄉民社會的季節性禮俗儀式促成了《風》詩的勃興，生產禮俗儀式催生出農事題材詩作，婚戀主題則是在春社狂歡中對歌競賽的產物，表現出狂歡化的詩學特征。 歷史
戰國時期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成大的趨勢，導致了禮、俗的進一步融合，從而借助于儀式話語的轉變和儀式心理的延續促成了詩歌由儀式歌詩向抒情誦詩的轉變，具體表現在《離騷》對巫祭儀式敘述的藝術升華，《九歌》的圣、俗二重性主題，以及《天問》、《荀子?成相》等對儀式韻誦的繼承與革新。其中屈騷代表了楚地之俗與中原之禮的完美結合，因而在詩歌形態上超越前代而創造性地完成了歌詩向“誦詩”的轉變，在美學上則形成了脫俗入雅、化雅為俗的風范。
總之，三代禮俗儀式，既是中國早期文化的載體，也是先秦詩歌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先秦詩歌源于儀式，前宗教時代的巫術文化萌芽，在夏、商時代的祭祀文化中得以充分地發育和成長，而在西周禮儀文化中定型并在春秋戰國時代隨著禮的衰落而走向分化。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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