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的思想和革命領袖、“總司令”是北京大學教授、文科學長陳獨秀；那么，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時年22歲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級學生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3位著名學生領導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只用了15分鐘就寫就了“五四宣言”，文中嚴正指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當時匯集于東交民巷的學生大約3000余人，來自北京十幾所高校。代表他們與外國使館交涉的主要學生領袖，也是羅家倫。

　　進北大主修外國文學

　　民國六年（1917）夏，羅家倫21歲，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羅家倫應試被錄取，進北大文科主修外國文學。自1917年到1920年，羅家倫在北大講究學術自由的風氣當中，接受良師益友的啟發、熏陶，不斷地切磋、琢磨學問；不停地搞活動、求發展；與同學辦《新潮》，提倡文學革命；參加愛國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兒時所埋伏的革命種子，經中學時期的孕育，在此時已彰顯為高昂的民族意識與革命的行動。

　　1917年就職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他也是羅家倫的浙江紹興同鄉），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當時羅家倫的心目中，很自然地發出了共鳴。他曾以《偉大與崇高》、《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等篇章，來表達自己對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長也相當欣賞他，并極力提拔。

　　羅家倫雖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見解的教師傳授課程，無論是那個科別，即使是守舊派大師，他也會去聽課。當時，老復辟派的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詩，他把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羅家倫屢屢“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對于辜鴻銘仍是非常地欣賞，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廢人。胡適更是羅家倫經常討教甚而爭辯的對象，所談大半是文學革命之事。李大釗是新潮社的熱心贊助者，羅家倫和他談話的范圍很廣。此外，寫《西潮》的蔣夢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羅家倫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適巧也是羅家倫進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羅家倫回憶說：

　　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術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窯子個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窯子里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

　　蔡元培初來北大時，本科分為4科，有4個學長。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并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并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對。

　　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則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柜”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后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擔教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之動，所以把無聊的外國教員肅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國教員，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質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學者，替中國在地質學上打下一個很堅固的基礎。

　　理科方面，則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類人。法科則以官僚任教為多，如余榮昌、張孝?等，都是大理院廳長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國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鯁生等加入北京大學以后，才日見起色。最初實在沒有什么大的整頓。

　　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因為蔡元培對于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茍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他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于主張急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并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

　　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當陳獨秀沒有進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志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志的主干。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后，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4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之本來于“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于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

　　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羅家倫曾去看他，覺得胡適之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的。后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于是胡適之的氣焰因而大盛，這里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

　　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么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復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了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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