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監獄的非正常死亡是非常嚴重的，當時這叫做“庾斃”，即在監獄里病死了。曾經當過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長)的清人張集馨在其自撰年譜上說：“前此通省庾斃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個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員，竟然高達一兩千人!
　　
　　之所以有這種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監獄的生存條件高度惡化，犯人受到非人對待，但歸根到底，弊根則在于當時監獄管理者的權力惡性膨脹。
　　
　　當時看守監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顧名思義，這不是“官”，而是社會地位非常低下的差役。照理說，他們并無多大的權力。然而，監獄之內，天昏地暗，潛規則橫行，隱權力暗生，獄吏如刀俎，監犯如魚肉。獄吏的舉手之力，可以決定監犯的禍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話來說：“人命可出可入，訟獄可上可下，盜賊可拘可縱。”總之他們可以用來“威福”的隱權力極大。
　　
　　進“老監”還是“現監”，要靠“權力贖金”決定
　　
　　清代的文學家、桐城派祖師爺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2年)，因為受一起文字獄的牽連，被關進了刑部大牢。獄中禁卒為所欲為、魚肉在押人員的丑惡現象給方苞留下深刻印象，出獄后，他寫了一篇《獄中雜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清代監獄刀俎格局的窗口。
　　
　　方苞說，他在牢中，看到“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每天都有三四個“庾斃”的犯人被從墻洞里抬出去。方苞到底是讀書人，不知江湖險惡，所以覺得不可思議。同獄中有一位姓杜的監友，原是洪洞縣的知縣，他告訴方苞：“這是瘟疫發作了�，F在氣候順正，死者尚稀，往年這時候，每日也有病死數十人的。”
　　
　　杜知縣說，你看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監，每所老監有五個牢房，禁卒住在中間一間，墻有窗戶，屋頂也開了天窗，可以透氣通風，住著就比較舒坦;其余四間，則不開窗戶，經常關著兩百多號犯人，落鎖之后，犯人便溺、飲食、睡覺，全在里面。加之冬天時，貧苦的犯人席地而臥，到了春季，地氣變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監獄夜里又不開鎖，常常人死了，活人還得跟他擠在一塊睡，所以受瘟疫傳染的人很多。
　　
　　除了上述四所老監，刑部大牢里還有五間板屋，生活條件相對“人道”一點，叫做“現監”，即臨時羈押所的意思。按舊典，這是用來關押犯事官員、輕罪犯人及涉案證人的。但是現在，犯下重罪的大盜，反倒住進現監，罪輕的窮人，則關入老監受罪。與方苞同案的朱翁、余生，罪不應重罰，卻都在老監里“庾斃”了。還有某氏，控告兒子不孝，結果左右鄰居都作為證人被戴上刑具、押入老監，“號呼達旦”。
　　
　　后來，方苞發現這刑部大牢內外，寄生著一個以監犯膏血為食的權力集團，主要由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等人員組成。他們視監獄為財源，抓犯人很積極，哪怕是稍有牽連的人，也是先抓起來再說;抓人之后，又不問有罪無罪，一概銬上枷鎖鐵鏈，先投入老監，關上幾天。所以刑部大牢里總是人滿為患。然后，禁卒就來找囚犯做思想工作：你是想繼續呆在這老監，還是交筆錢出來，換個牢房，或者取保候審?你看著辦。至于錢的數目，視囚犯的家境而定，到手后，由禁卒、獄官等瓜分。
　　
　　這筆買命錢，與肉票交給綁匪的贖金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只不過綁匪憑恃的是血淋淋的黑色暴力，獄吏倚仗的是白中帶黑的權力，我們不妨稱之為“權力贖金”。
　　
　　面對禁卒這種赤裸裸的勒索，已在老監中嘗盡苦頭的倒霉蛋們，哪里還有商量的余地?略有家產的，都竭盡財力找中人保釋;掏不出那么多錢的，也想去掉刑具換到現監中，費用也要數十兩銀子(清初的白銀比較值錢，數十兩銀的購買力相當于近萬元人民幣)。
　　
　　至于身無分文的窮人，對不起，那就披枷帶鎖呆在老監中慢慢消受吧。這就是監獄的“刀俎—魚肉”關系格局。獄吏利用這一“刀俎—魚肉”關系，建立起一種特殊的交易模型：囚犯支付權力贖金，購買免受折磨的待遇;獄吏是刀俎，掌握著全部定價權，囚犯是魚肉，完全喪失了討價還價的權力。
　　
　　死得痛快，還是死得痛苦，要靠“撕擄”決定
　　
　　我們跟著方苞的筆觸，繼續來觀察刀俎格局下的交易模型。
　　
　　囚犯的命運，除了被關押，還要受審受刑。古時，對犯人的審訊與處罰之權，只掌握在具有司法資格的主審官手里，胥吏雜役之類是無權自作主張的，但老奸巨滑之輩，卻能夠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詐犯人。
　　
　　方苞了解到，在刑部大牢內，那些專管給犯人上枷鎖、打板子的吏役，會暗地里向犯人索賄，如果犯人交了錢，他們在用刑時就會暗做手腳，減輕犯人的創傷，否則就會讓犯人大吃苦頭。有三個與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后都曾被主審官刑訊逼供過，其中一人送了吏役二十兩銀子，結果骨頭微傷，病了一個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給了四十兩銀子，只傷及皮肉，二十天左右傷就痊愈了;還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兩，當晚就“行步如平常”。方苞向人打聽，囚犯富貧不均，既然都交錢了，又為什么要以交錢多少區別對待?知情人說：“如果不區別對待，那誰還愿意多交錢?”
　　
　　方苞無詞以對，只能感嘆：仁人君子可千萬不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職業啊!
　　
　　在監獄的刀俎格局中，即使是那些死到臨頭的死囚，竟也難逃被獄吏敲骨吸髓的命運。方苞說，凡有死刑案報上去，劊子手就早早來到監獄外，支使與他有勾結的禁卒向死囚索要財物，這筆錢當時有個名目，叫做“撕擄”，意譯過來，大概就是“張羅費”的意思。
　　
　　那么死刑犯還需要“張羅”什么呢?原來，對于被判凌遲處死的人，行刑人就告訴他：“給不給錢，給錢就先刺心臟，讓你死個痛快;不給，就千刀萬剮，四肢割完，人還死不了，活受罪。”
　　
　　對于要絞刑的死囚，則告訴他：“交錢，絞一次就斷氣，不交錢，絞三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死得了，這錢你掏不掏?”
　　
　　就為了死得痛快一點，有錢一點的死囚，不得不在生命快走到盡頭的時候，掏出幾十、一百兩銀子;沒有錢的，也要典當衣物，換點錢行賄劊子手。
　　
　　方苞無法理解這種連死囚都不放過的行徑。他問一名老胥：“獄吏跟那些囚犯，并無什么仇恨，只是想索取一點財物而已，有人真的拿不出來錢，不如就高抬貴手放他們一馬，這不正是積德的事嗎?”
　　
　　老胥一聽，馬上就知道方苞這個人“很傻很天真”：這是大牢里的規矩!萬萬不可破例，否則，人人都會心存僥幸，那豈不是亂了套?
　　
　　老胥的說法，其實也有他的道理。在刀俎格局中，“刀俎”不僅要宰割“魚肉”，而且將這種宰割游戲“規范化”，這樣，才能使整個刀俎格局的利益分配不會因個人意志而發生改變。
　　
　　牢頭“翻身”變獄霸
　　
　　有意思的是，那大牢內，又有一些奸詐、兇狠的囚徒，慢慢適應了刀俎格局，從“魚肉”的角色變成“刀俎”的角色，或者更準確地說，當上了“刀俎”宰割“魚肉”的權力代理與幫兇，并從中分一杯羹。這類角色，叫做“牢頭”。
　　
　　方苞的文章提到了一個李姓牢頭的故事。李是山陰縣人氏，因為殺人蹲了監獄，每年都能從監獄中撈到幾百兩銀子。康熙四十八年，皇上大赦，李某被放了出來，在家呆了幾個月，卻無聊得發慌。同鄉有人失手傷了人命，李某居然出來給那同鄉頂罪，目的就是為了回到監獄中。按清律，過失殺人并非死罪，只需長期關押，這正合李某之意。
　　
　　如果不了解牢頭在監獄刀俎格局中的角色與收益，恐怕很難理解山陰李某的行為。方苞沒有細說那個李某是如何參與刀俎格局的分肥的，不過，我們可以從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的記述中找到參考：
　　
　　四川資州有個叫做周鳴同的人，因推跌父親致死，被判了終身監禁，坐監日久，成了牢頭。凡有新囚入監，必須向牢頭孝敬錢物，不然就會受到種種凌虐。周鳴同虐待新囚很有一套：吊在木柱上，將水桶掛在背上，用竹簽拷打逼贓，甚至迫著犯人用嘴吹尿壺。平日，周鳴同還在監獄內聚眾賭博、做典當生意、放高利貸——這當然不會是平等、自愿的商業行為，而是建立在刀俎—魚肉關系上的霸王交易。
　　
　　周牢頭之所以能在監獄里呼風喚雨，除了他夠心狠手辣，手下有一班囚犯聽他使喚，更離不開獄官獄吏的庇護與縱容。當時主管監獄的資州吏目(相當于縣司法局長)叫姜淳，每月接受周鳴同的規禮，所以對周從不過問，任其胡為。有一回，鄰縣一名官差押解犯人進省，路過資州，寄宿在監獄內，也遭受周鳴同吊打逼贓。這名官差忍受不了羞辱，跑到資州衙門喊冤告狀。知州舒翼問明情由，下令將周鳴同枷號，周竟鼓動眾犯鳴鑼擊鼓，放火燒監，舒翼生怕事情鬧大，竟不敢再深究，釋放了周鳴同。
　　
　　不過周鳴同最后還是受到查處，被判秋后處死，他的保護傘資州吏目姜淳也被判了絞刑。這是因為周所得罪的那名官差不屈不撓，跑到省里控告，驚動了省政府。周的致命錯誤，是他過于狂妄托大，居然將不是刀俎格局內的官差也當成了魚肉對象。如果他只是在監獄這個小天地內，對囚犯們作威作福，恐怕他還將繼續逍遙法外。監獄這地方，自古就盛開著各種奇異的惡之花，其土壤便是那個刀俎格局。蹲過大牢、見識過監獄惡之花的方苞期待“圣上好生之德”，能夠改善監獄生存條件;與他同監的杜知縣則認為，再造一所管理人性化的監獄，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而在我看來，只要監獄里的刀俎格局不改觀，不管是圣上“推恩”也好，另建監獄也好，都阻止不了獄官獄吏、牢頭獄霸魚肉囚犯，阻止不了“瘐斃”事件的發生。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31156.html

相關閱讀：康熙天子為什么叫“玄燁”？
清末高層政斗下的女活佛與白花大蛇穢居案
皇太極離間袁崇煥
皇太極不但娶過倆寡婦 還曾令自己的妾妃改嫁
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清朝皇帝太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