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言：本文口述者謝繼民先生是謝晉元將軍次子，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等職。他1936年出生于廣東蕉嶺，10歲隨母親回滬，距其父去世已經五載。雖然從未與父親謀面，但他歷時多年廣搜史料，遍訪幸存孤軍，對父親生平和孤軍歷史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以一己之力寫作《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八百壯士浴血奮戰記》一書，為的是給子孫后代留下真實的歷史記錄。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謝將軍誕辰110周年，各種紀念活動的邀約紛至沓來，謝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筆者的專訪。年近八旬的他身體硬朗，思路清晰，口才斐然，深情回顧了其母親凌維誠女士忍辱負重，支撐家庭和照顧幸存孤軍的艱辛往事，并分析了謝將軍遇害真相。

　　上海小姐與廣東“鳳凰男”的相遇結合

　　我的父親謝晉元(1905?1941)和母親凌維誠(1907?1991)是在一場婚禮上相遇的。婚禮的新郎、新娘分別是我父親、母親的同學兼密友。那年是1927年，父親22歲，母親20歲。由這對新人搭橋，父親和母親很快便熟悉起來，在交往一年多后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實際上，母親的家庭條件比父親優越許多。母親出生于上海，在家中三個女兒中排行老二。我外公外婆在徐家匯老街開有一家面店，家境小康。盡管外公去世得早，外婆仍把面店打理得井井有條，讓女兒們不愁吃穿且能上學讀書。母親先后畢業于上海務本女中和東南體育專科學校，學的專業是音樂，彈風琴、拉小提琴、吹簫、教唱歌樣樣拿得出手。而我父親的家鄉遠在廣東省蕉嶺縣新鋪鎮同福鄉尖坑村，屬于客家地區。祖父務農，也曾外出做小買賣，育有二男七女，日子過得十分艱苦。父親自小便學習成績優異，曾考入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但因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和“沙基慘案”的影響，不等畢業便棄文從武，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后即參加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因作戰勇猛而一路晉升。按今天的話說，父親是偏遠山區里飛出的“鳳凰男”。

　　1928年四月底五月初，北伐軍打到濟南時受日軍阻止，父親擔任先鋒營營長，與日本人狠狠打了一仗，自己也身受重傷，只得轉到漢口美國人開的醫院治療，并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養傷。在此期間，母親多次前去探望。父親快痊愈時對我母親講，我們結婚吧。對這樁婚事，我外婆不大贊成，雖然她很認可我父親的人品，但是考慮到軍人這個職業風險太大，與家人聚少離多，所以很不放心。可我母親主意已定，1929年9月兩人就在漢口大華飯店舉行了婚禮。

　　1930年母親生下我大姐雪芬，做完月子后便回滬了，女兒留在漢口托奶媽撫養，后托人帶回上海。1932年和1934年，我二姐蘭芬和大哥幼民相繼出生，他們兩人由母親自己帶，當時住在上海的龍華寺對面。

　　在日寇的步步緊逼之下，國民政府為了在京滬、滬杭甬兩線加強國防，于1936年初密令張治中將軍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兼淞滬警備司令，成立軍校高級教官室，著手研究淞滬地區作戰計劃。1936年春，張治中分批派遣營長以上的軍官，化裝成便衣秘密前往上海偵察地形。父親時任88師師部中校參謀，被分在了第二批偵察小組，對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周圍地形進行偵察。

　　眼看大戰將至，父親萌生了把妻兒送到廣東蕉嶺鄉下的念頭。這是個非常重大而突然的人生轉折，母親的親戚朋友無一贊同。即使沒有父親，靠娘家的支持母親也能養活自己和子女。我的小姨夫周兆棠也是黃埔畢業生，在政界有一定名望，后來成為第一屆國大代表，他和小姨力勸我母親跟他們去重慶。但父親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蕉嶺位于閩粵交界處，日本兵力不會打到如此偏僻的山區，所以可以保證安全;另一方面，我大伯1929年在南洋打工時因病去世，姑姑們也都出嫁了，我的祖父母已年過六十，在老家無人照顧，父親實在放心不下。母親十分體諒父親想要盡孝的心情，不顧眾人反對，毅然答應了他的請求。

　　于是就在1936年春節過后，父親護送已身懷六甲的母親和三個子女來到了廣東蕉嶺。只呆了兩個星期，父親就趕回上海了。臨別時，父親對母親說：“這場戰爭將會是長期、激烈和殘酷的，如果不安頓好你們，我無法安心殺敵。讓你呆在這么苦的地方實在是不得已，侍奉年老父母和撫養年幼子女的重擔本應該由我來挑，但作為軍人，為國效命就不能顧家，所以現在不得不交給你了。但你要相信，這場戰爭的最后勝利一定會屬于我們，到勝利那天，我就來接你們返回上海�！蹦赣H對父親的話堅信不疑，但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次分別竟成了永訣。

　　1936年10月底，母親生下了我，為我取名繼民，意為繼承先輩的優良品格，這是父親的囑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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