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進奏院”窺伺朝政
　　
　　其實，駐京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兒，早在西漢時期，各藩王便在京城置有打探宮廷信息的“留邸”，唐宋時演變為“進奏院”，明清時變身為“會館”，現在則稱駐京辦。
　　
　　唐朝的駐京辦，最初叫“上都留后院”，大歷十二年（777年），才改稱“上都進奏院”，簡稱“進奏院”。當時，一般只有道（相當于今天的�。┮患墕挝徊庞性O立駐京機構的資格。
　　
　　進奏院一般由政府設立的道或節度使的藩鎮派出，費用也由地方承擔。由于唐中期以后地方節度使獨攬軍政大權，割據一方，皇帝也忌憚三分，進奏院勢力膨脹，開始窺伺朝政。那時進奏院設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積約1100平方米左右，鼎盛時期進奏院長官竟擁有副宰相的地位，代表地方勢力干預朝政，甚至控制皇帝。唐后期，還出現過地方駐京辦人員暗殺京官的情況，其飛揚跋扈，可見一斑。
　　
　　這些進奏院并不受中央政府管轄，而是對地方節度使負責。其職責包括協調節度使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辦理和朝廷聯系交涉的各項事宜以及為地方搜集、匯編和通報京城的各類政治信息。
　　
　　經由進奏院傳發給各藩鎮用來介紹朝廷政事動態和各項消息的書面報告，即被稱為“進奏院狀”，這也是全世界最早出現的報紙形式。
　　
　　唐憲宗時，長安的進奏院已達50多個。它們在刺探、獲取中央情報的同時，還承擔起銀行、匯兌的職能。各地在京師的商人，將售貨所得款項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由進奏院開具“文牒”或“公據”，一聯交給商人，一聯寄往本道。商人無論是由地方前往京城，還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攜帶大量錢幣，可以輕裝趕路，到目的地后再兌現，類似于今天的支票。
　　
　　北宋嚴懲“駐京辦”小金庫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削平藩鎮勢力后，進奏院的官員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職能是向地方傳達中央的政令。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達京師，由朝官兼領，隸屬于給事中，掌傳遞公文。這樣就改變了唐朝藩鎮通過進奏院窺伺朝廷、脅制朝廷的情況，使它成為加強朝廷對州郡直接控制的機構。
　　
　　宋代進奏官員最多時有一百多人，他們的主要經費由皇帝劃撥，其中最大的一塊是鏤刻雕版的費用。這些進奏官員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驛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紙張文本給地方官觀看，這也是中國早期的時政類報紙。由于邸報印得太多太濫，甚至出現宮中私人生活泄露的情況，有進奏官因此受到處罰。
　　
　　1044年，由于在進奏院里抨擊朝政，北宋著名詩人蘇舜欽與其同僚被北宋朝廷的官員盯上了。后來，蘇等人把進奏院日積月累的廢紙出售，建立了一個“小金庫”，召妓飲酒，結果受到嚴厲查處�！端问贰罚ň�422）載“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稱“進奏院獄”或“邸獄”。
　　
　　晚清會館蘊育“戊戌變法”
　　
　　進奏院在元代一度被廢止，但到了明清兩代，承擔著“駐京辦”職能的各式會館，則有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
　　
　　會館首建于明，而盛于清。明清時期，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增加，不但京師會館林立，其他通都大邑，甚至府、縣、鄉鎮也比比皆是。而遍布京師的會館，大多數為赴京公干的地方官員、游歷士紳及應試舉子提供居停和聚會方便。這些有民間聯誼性質的會館，后來逐漸成了溝通家鄉與京師信息的紐帶，且無論官民紳商，皆可參與，于是會館漸漸成為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重要場所。
　　
　　目前所知最早的會館，出現于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據民國《蕪湖縣志》（卷13）載：“京師蕪湖會館，在前門外長巷上三條胡同。明永樂間，邑人俞謨捐資購屋數椽并基地一塊創建”。俞謨在永樂年間，做過南京戶部主事，后調至京城為工部主事。蕪湖會館當時是同鄉京官聚會之所。
　　
　　甲午戰爭以后，國家多難，地方勢力抬頭，這時候許多會館開始走上歷史前臺，成為愛國志士集會、居住，影響歷史的重要場所。
　　
　　米市胡同的南海會館，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不斷擴建，到光緒三年（1877年）已發展成13個院落、190多間房舍的大會館。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來京應考，就住在館內的一個小跨院中。因為院內有七棵樹，故稱“七樹堂”。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再次進京趕考，仍然寓居南海會館。當時正值甲午戰敗，《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上下的義憤�？涤袨樵谀虾^起草了《上皇帝書》，提出變法主張，聯合各省舉子3000余人發動“公車上書”。在南海會館，康有為前后住了16年。期間他與其他維新派領袖集議成立“知恥會”、“強學會”，并創辦《萬國公報》，策劃變法方案。
　　
　　新會會館則與梁啟超結緣甚深。這里既是梁啟超結婚大喜之地，又是他開展改良主義運動的策源地。1916年，梁啟超在此起草《保國會章程》，策動蔡鍔起兵反對袁世凱，為四萬萬人爭人格。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則曾在瀏陽會館居住，會館位于宣武區北半截胡同。譚嗣同在居室自題為“莽蒼蒼齋”，門聯則分別為“家無儋石”和“氣雄萬夫”�？涤袨橐姾�,認為鋒芒太露,勸他改作。于是譚嗣同改上聯為“視爾夢夢,天胡此醉”,下聯為“于時處處,人亦有言”。戊戌政變失敗后，譚嗣同英勇就義，留下“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絕響。
　　
　　民國會館成革命溫床
　　
　　影響更為深遠的還有湖廣會館，它建于嘉慶十二年（1807年）。此后，凡京官宴會大都在此舉行。民國初年，孫中山將同盟會等五政團合并成國民黨，就是在湖廣會館開的會，當時有上千人出席。
　　
　　毛澤東與湖南湘鄉會館也有一段難以割舍的回憶，該會館由清代重臣曾國藩創建。1919年，毛澤東來京曾住在爛縵胡同的湖南湘鄉會館。后來，他在那里召開“湖南各界驅逐張敬堯大會”。從“湘鄉會館”南行數十步即為“湖南會館”。早在1917年，李大釗便以“亞細亞學會”的名義,在湖南會館發表激進演說，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出席會議。
　　
　　紹興會館因魯迅而聲名遠揚。起初，魯迅住在會館里的藤花館，后遷到西邊的“補樹書屋”。當時，魯迅在教育部供職，下班后便抄寫古書和碑文，休息時常去逛琉璃廠舊書店。在錢玄同的促勸下，魯迅終于拿起筆，為《新青年》撰寫《狂人日記》、《孔乙己》等名篇，以筆代槍，為時代鼓與呼。
　　
　　江西會館則常常演戲,張勛復辟時就是在江西會館里唱戲慶祝的。俞平伯、吳梅、袁寒云等名流也曾在這里演出過昆曲。民國初年蔡鍔、陳師曾等著名人士的追悼會也是在此舉行。
　　
　　大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倒臺，會館逐漸式微，而各省都督、主席、省長以及各派軍閥，先后在北京、南京設立駐京辦事處，負責交際、籌餉，“駐京辦”一詞正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1949年，新中國第一個駐京辦——內蒙古駐京辦應運而生。到1959年，共有28個駐京辦事處成立，全是省一級的駐京機構。“文革”期間，駐京辦被全部撤銷，改革開放后又逐漸恢復。

　　【資料來源：《唐宋“駐京辦“揭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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