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曹魏屯田的興辦，本書第三章已經提及，這里再進一步探討如下：

曹魏屯田，頗為史家重視，唯其中一些問題，迄未取得一致意見，因之在敘述時，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認為穩妥的想法陳說。屯田制度固完善于曹魏，其淵源尚可追溯到漢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農事，操國柄者皆知戰勝或御敵，都離不開軍糧供應。故晁錯《論貴粟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吧褶r”雖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為戰國時人，則可相信。秦孝公時，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像商鞅這樣給移民以國有土地而今其耕作，再以所產糧谷供應軍食的策略，已與曹魏募民屯田有類似的目的與情況。《竹書紀年》載：“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以西）；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后，在今年蒙古自治區河套一帶置四十四個縣城。以上兩種措施顯系移民墾殖，以供軍食而固邊防�！稘h書》卷64上《主父偃傳》載主父偃對漢武帝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逼渲小皟仁∞D輸戍漕”語，無論對秦對漢都同樣適用，如果說秦始皇置縣移民，原無就地產糧供軍以省從內地運糧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梢韵嘈磐吞飶膽饑鴷r已見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錯在其著名的《守邊備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實邊的經驗而發揚完善之。其要點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還建立伍、里、連、邑組織，于農暇進行軍事教習，并修筑防御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內地移民諸措施，如“審其土地之宜”；“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都與曹魏屯田相類似。其淵源關系不言而喻。漢武帝時，隨著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和西域的開通，漢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屢興屯田。東漢初年，隴西太守馬援在苑川（今甘肅榆中縣大營川地區）興辦之屯田，將收獲物與田戶中分，為屯田收租開一新法，而為曹魏所沿用。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稻豐積”。陳登屯田時間較曹操在許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實，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獨創，而是商鞅變法以來長期積累演進的結果。至于曹魏屯田規模與作用之大，則為前代與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興辦，陳壽在《三國志》卷1《武帝紀》只有極簡短的敘述：

是歲（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裴注于此下引《魏書》言：

《資治通鑒》卷62建安元年載：

從以上三處已載看：裴注引《魏書》把屯田的創辦，歸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誰曾向操建議屯田之事。《通鑒》則引用了《魏書》對當時諸軍普遍缺糧的敘述，可是只字未提操本人原來對興辦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紀》一樣突出棗祗的屯田建議，而只言操從之。我以為《魏書》所引操鑒于“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日定西域”而積極主張屯田之語，必有所本。從《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為九年畜”和“為戰士愛糧”的農戰思想；他自幼熟讀兵書，對足食強兵之道，早有借鑒：且生死攸關的軍食需要也必定使操產生興辦屯田的意圖。操起兵后，屢遭敗?，兵少糧單，時而因糧盡退軍，時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獻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饑。因此，操本人不能不產生修農畜糧的強烈要求。故當操破汝穎黃中時，得到許多耕牛農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議損益”會議上，棗祗首先提出興辦屯田，正與操意同，于是屯田遂得以創辦。我們知道，一個軍政領導者在有所作為時，往往先召開會議，廣泛聽取群下意見，然后決定取舍。假若先拋出自己的主張，然后交群下討論，就會挫傷群下主動思維的積極性，也不利于觀察群下的識見和才能。我們講興辦屯田時，既肯定棗祗的首倡之功，同時也要肯定曹操善于借鑒先代良式和擇善而從的識見。

棗祗不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議者，也是興辦屯田的領導者，建安元年棗祗在許創辦屯田成功，始廣泛推行于各地。因棗祗對屯田事業貢獻很大，他死后，曹操曾下令嘉獎說：

此令是有關屯田的第一手資料，在興辦屯田的具體措施上，棗祗力排眾議，確立了最能“豐足軍用”的“分田之術”。由于棗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后，操特地下令表揚，充分顯示了棗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執行屯田任務中，任峻和國淵的貢獻也很大。棗祗興辦屯田成功后，曹操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主管屯田事�！度龂�志》卷16《任峻傳》言“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

國淵原為曹操司空掾屬，繼棗祗、任峻之后，典掌屯田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豐實，百姓競勸樂業”。由此看來，操為司空時，總管屯田事業的乃是國淵，而非以往人們所說的大司農。

對曹操屯田有貢獻的人，還應提到袁渙�！度龂�志》卷11《袁渙傳》言：

由上可知，剛召募人民屯田時，人民習慣于自耕自食的生產模式，一旦被強迫放置在國有土地上耕作，既疑慮谷物成熟后自己能否得到實惠，也厭惡軍事編制的嚴格束縛，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說，典農官對待逃亡者的辦法是追捕和懲罰。這樣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懼，甚至出現怠工情緒。袁渙向曹操建議變強迫為自由應募，既可使人民自覺自愿地參加屯田，也迫使典農官不敢過分虐待屯田民，從而有利于生產和積聚糧谷。袁渙的建議，得到了曹操的聽從，從而得到了百姓的歡迎。當然，所謂“順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總會有所改善。所以說，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僅歸功于倡議者和執行者，也應當贊揚使屯田得以順利進行的袁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