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后，統治者為了取得更廣泛的支持，為了改變唐朝科舉考試的不正常現象，以便吸取更多中小地主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北宋初年即對科舉制度做了多方改革。特別是逐步制訂了防范考試舞弊的多種制度。主要有(1)鎖院。這是為防止考官(宋代稱為“知貢舉“)與參試舉人相勾結徇私的方法。唐代主持考試的部門和官員是固定的．大家都知道，故容易出現賄賂請托。宋朝的考官采取臨時指定，由皇帝自己委派而且凡被指定“知貢舉”的官員，接受命令后即刻住進考場(貢院)，并由專門負責的官員把舞院封鎖，斷絕來往，這樣，使考試者無法和考官會面。(2)糊名。也叫“彌封”，即把考生試卷上的姓名，籍貫部分密封，代之號碼，以防止考官閱卷時舞弊。(3)謄錄。這同樣是防止在試卷上做手腳，因為有的考官熟悉自己親朋好友們的字跡，所以考完的試卷統統重新謄抄一遍，再送閱卷官評卷。為此專門設有“謄錄院”，用大批吏役抄卷。(4)殿試。即是一種復試制度，參加會試被錄取者，再由皇帝出題重考，最后決定錄取與否以鼓名次的先后。除這兒項之外。還有“別頭試”，凡與考官有瓜葛的考生，另外設考場，派專人監考。為防止考生入場挾帶參考資料，于入場時須一一“搜閱”，甚至“解衣搜閱”。
宋朝為防止科舉考試喂的徇私舞弊行為，真可謂是煞費苦心，周全至極。其中一些辦法，使現代人都嘆為觀止。如謄錄制，可以說是中外罕見的例子。這些制度的制訂和實施，對于，維護考試秩序以及考試的公正性，是有一定作用的。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婆e考試也多數沿用宋朝這些辦法。
但是，制定這么多條條框框，固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更難得是如何去實行，讓它真正發揮作用，科舉考試，從宋代開始，已經是地主士大夫們參政的主要途徑，只有由進士出身的官員，才受重視，視為當官正途，才得到高官厚祿，由其他途徑取得官職的，都被視為來路不正，當官起點低、升遷漫。所以，雖然宋朝的中高級官僚的子弟都可以依靠恩蔭(官員按品級可以蔭庇不同數量的子弟做官)出仕，但多數還是盡量爭取通過科舉獲取功名。所以，每次參試舉人都如過江之鯽，人數很多。盡管宋朝每科錄取的人數大大超過隋唐，競爭依然是十分激烈的。官僚子弟中當然不乏有才氣者可以自己順利通過考試，但也相當多是不學無術的紈禱子弟，他們靠正常考試是根本沒有希望的，獲取功名就只能依靠非法手段。
北宋前朝．由于政權較穩定，立法執法比較正常，而且各種防弊制度剛剛制訂，故執行上還較為嚴格。如真宗朝的大臣陳彭年，被派為考官，他的外甥落第，責怪他不幫忙，“怒入其第”，把他罵了一通。
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偏安江南的南宋時期，隨著社會階級矛盾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狗咬狗的斗爭日益嚴重，吏治廢弛，貪污受賄，有法不依的、情況逐漸多起來，科舉考試中的徇私舞弊就越來越突出。雖然防范措施很周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官鐐地主們仍挖空心思�；臃�，使防弊措施幾乎成為一紙空文。更何況一些防患措施實行一段時間后就慢慢放松，形同虛設，如殿試，本是防止考官徇私的，剛始實行時。還較認真，部分在會試時僥幸過關的人在殿試時被淘汰出去。可是沒多久，殿試就變成一種形式，只要通過會試。殿試基本上都通過。只是名次排列稍加變換而已。又如入場搜身，開始是“解衣趣閱”，非常嚴格，但不久遭非難，認為有辱斯文，放寬了，漸漸地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科舉考試作弊的花樣是很多的，主要的有，(1)通過考官走后門。雖然有鎖院制度，但要作弊，還是有空子可鉆的。一些考官，趁鎖院之前及時向親朋好友通風報信，據宋人筆記載，大名鼎鼎的蘇東坡就干過這事。據說他在元?年間曾當過主考官，接受任命后在前往貢院前，就趕忙派自己的仆人把考題送給自己很親密的一位姓李的舉人。他的仆人到達李家時，姓李的恰好外出，仆人就把信放在桌子上。“這時剛好姓李的兩個朋友來拜訪，把試題給偷走，連夜仿蘇東坡文風預先起稿，結果李的這兩位朋友被錄取，而李本人卻落第，弄得蘇東坡啼笑皆非。這事情雖不一定實有其事，但也反映即使在鎖院制實行后考官還是有空隙徇私的。除了通過考官徇私之外，還可以請托當權的大官僚，因為他們有時亦參與選派考官或預先得知人選。
南宋初權勢熏天的秦檜。其子秦煊與孫秦塤，連中狀元，用的就是這手法。據載在秦塤赴考的那一科，秦檜預先得知主考人選，讓人把他請到家里，但終日不予接見，只讓來人在一空室中等，室中沒有任何可以消遣的東西，只在桌上放一篇“文采富艷”的賦，這位未來的考官窮極無聊，把賦反復細讀致能背誦。晚上回家，對這次異乎尋常的邀請感到莫名其妙，幾天后，任命下達，才恍然大悟，于是以在秦家看到的文章為考題，而秦塤終于獲“首選”，象秦檜這樣有地位，能如此巧妙進行請托的，畢竟是少數，多數的則是通過試卷及利用貢院的胥吏差役，間接與考官通氣。在考卷上“做暗記以私取”，有謄錄制度也難不住，平素與考官相熟的人，就在行文上寫上考官能弄懂的句子，使其明白。更多的人是賄賂貢院的胥役，和考官取得聯系，有的人“雖一千緡．亦不憚費�！�
(2)挾帶參考資料進場。能和考官勾搭成奸者，非大官僚子弟；就是腰纏萬貫的富豪，這還是少數的，更多的則是在進場時挾帶。因為前期那種“解衣搜閱”的辦法取消后，進場檢查就很難徹底，況且宋代擴大科舉規模，舉人每科都達一二萬人，要認真檢查實在是不容易的，這就給舉人們以機會，挾帶問題，成為政府有關部門最傷腦筋的難題，屢下令禁止也無濟于事，隨身挾帶。一般的書籍是難以辦到的。應試者們頗費心思，有的自己動手，有的則雇人，把有關資料用蠅頭小楷抄寫，裝訂成便于藏掖的“小冊”。后來賣書籍的書鋪見有利可圖，就專門印刷精巧的小冊書籍，號稱“夾袋冊”，專門供應參試舉子。這種明目張膽的行為，使政府大為惱火，大規模地對書鋪進行檢查，沒收書版，焚毀成書，并一再下令嚴禁。但商人要賺大錢，舉人要作弊，政府嚴禁也沒多大效果，每次考試后，考場中總是“蠅紙滿庭”。挾帶盛行，舉人們平時“書不必讀矣”，赴考時花點錢買些“夾袋冊”就萬事大吉。(3)請人代考。一些有錢人家的花花公子。平時根本不讀書，腹里空空如也，所以只能請親朋或出錢雇人代勞，以碰碰運氣，之所以說是碰碰運氣，因為除了親友個別有實際能力，大多只是馬馬虎虎，雇來的人尤其靠不住，因為被雇的人如果真是滿腹經綸，有把握考取，又何必“為他人做嫁衣裳”呢?能達目的，多數是即雇人又輔以賄賂貢院胥吏、考官，雙管齊下才行。在南宋時這種作弊現象已經常發生，且往往牽涉官場，故即使抓住，官府也是張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復窮治”了。
總之，雖然科舉制度在宋代已是日臻完善，防弊措施也日益嚴密，但還是防不勝防。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具有無法根治的頑疾。如官僚主義嚴重官官相護、賄賂公行等等，所以，封建國家政權從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著想而逐步建立各種防弊措施，以維護科舉制度的正常實行，而官僚士大夫則從自身利益而想方設法沖破各種防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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