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諸侯割據，頻繁的戰爭為武技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也為文學描寫創造了社會條件。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造成了華夏歷史上第一個文化繁盛的高潮，中國武俠文學的源頭，也是在先秦顯現勃勃生機的。先秦散文大約可分兩類：一類是孔子修刪過的《春秋》等歷史散文，一類是《孫子兵法》、《莊子》等說理散文。其中，前一類散文是歷史上首次描寫和歌頌舍生取義的俠者形象，而后一類自然是中國武學的技理基礎。因此，這兩類散文均為武俠文學提供了人物－－俠者和武技－－劍道，成為中國武俠文學的濫觴。武與俠在先秦散文中處處可見，如在《戰國策》這部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國的史書中，就曾留下許多影響千秋的武俠文學篇章，塑造了眾多俠者形象。其中最為突出的要算《燕策》中對俠者荊軻赴秦的描寫，“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袒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發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嗔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在這種悲壯蕭條的氣氛中，把一個怒發沖冠、沉毅勇決的英雄形象，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出來，成為千古絕響�！堆嗖摺匪鶎懙那G軻等俠者特別是魯仲連的倜儻奇偉、慷慨慕義、“不屈于諸侯”的精神，人物栩栩如生，維妙維肖。這些故事，狀物酣暢淋漓，感情充沛沉雄，奠定了后世武俠文學汪洋恣肆的基礎。對金戈鐵馬的大戰役的描寫在《左傳》中可以見到�！蹲髠鳌分嘘P于宣公十二年，晉、楚ｂì＠①之戰。其萬馬奔騰，戰車相撞中，兵亂師朦的混亂場面的描寫，雖言簡而氣氛場景可感可見，可謂開后代武俠文學中大兵團作戰和馬上打斗之先河，為《三國演義》、《水滸》和現代武俠小說的許多大場面的描寫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如《三國演義》中，寫漢末魏、蜀、吳三國紛爭，以長達八回的篇幅描寫大兵團作戰，特別是對“赤壁之戰”、“火燒連營”等戰爭場面的描寫，就有對“晉、楚ｂì＠①之戰”的借鑒。另一類散文，即說理文，對俠者的精神內涵和武技理論作了初步的闡述。孔子所推重的“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不啻就是在推崇俠者精神。墨子的“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和“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被后世的俠者奉為行為準則，而他本人也被后人稱為戰國時期的大俠。老、莊這兩位道教尊神也都對武技理論和俠者思想內涵的形成，做出過突出貢獻。莊子的《說劍篇》就是既借劍喻理又闡述擊劍理論的著作，并成為后世劍俠精神的精髓�！吨腥A武術詞典》說：“……武術比試形式的廣泛出現，促進了武技的發展，當時的《莊子·說劍篇》就是中國最早的劍術理論著述�！睂Υ�，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莊子·說劍篇》對“天子劍”、“諸侯劍”、“庶人劍”的議論，完全是治國安邦的道理，涉及了外交、內政、用人、法制、倫理等等，唯無劍術理論；劍術理論，“應當是關于使用劍進行技擊的理論，即使廣義地看，至多也只是擴展到與使劍技擊相關的運氣、凝神以及哲學原理等”。然而《說劍篇》不單有“劍士三千，日夜相擊于前”的大場面持劍相擊的記載，而且還對擊劍理論進行了精辟的闡述，如“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就指出臨戰之際，當不弱不虛，以不堪一擊的假象導致對方判斷錯誤、求勝心切而強攻出擊，我則視其出招，避其實而就其虛，迅猛出擊，“開之以利”，則雖后發而應先至，給對方以重創。因此，對《說劍篇》持“非劍術理論”的人，顯然沒有看到它對劍術的精辟論述和對后世劍俠文學的哺育價值。 《莊子·說劍篇》對劍術理論，特別是對擊劍戰術策略的論述，還可用“越女”的劍術理論得以佐證�！芭�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目，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越女”精辟地闡述了動與靜、呼與吸矛盾的辯證關系，把機動靈活、變化莫測，出奇制勝等戰術要素講得非常深透。并且指出了只有掌握主動權的人才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來利用劍法的各種變化，壓倒或牽制對方，以使獲勝�！霸脚�”的“見之似好婦”的戰術策略，就是指隱避自己的實戰意圖，尋找對方的弱點，一旦時機成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之似懼虎”，達到進攻的目的。這種臨戰之際內實外虛和后發先至的戰術運用，不正和《說劍篇》的“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的理論相吻合嗎？此外，先秦對武技理論的論述還反映在制劍工藝上。據《吳越春秋》載，吳越和楚地有歐冶子和干將莫邪等著名鑄劍匠師。越王曾聘歐冶子鑄有名劍五枚，“一曰純ｊù＠②、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均能遮光閉日，削鐵如泥�！端囄念惥邸芬�述說“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ｊù＠②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足以說明當時的冶煉技術和淬火工藝的精湛。劍術理論和制劍工藝的空前成就，促進了劍文化的發展。文學領域對劍的青睞，無疑給武俠文學對兵器使用招數的描寫，創造了契機。它不單對當時武俠文學的創作影響巨大，而且對近代乃至現代武俠文學的創作仍然有很大影響。如當代武俠小說名家金庸、古龍、梁羽生等，就從不同角度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文學的精髓，并在各自的創作道路上創出了自己的風格。如古龍一劍使乾坤倒轉的恣肆，梁羽生對招數描寫的入微，金庸的英雄人物武功武德的高超等，都有對先秦文學的繼承和發展。當然，他們在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同時，也從《孫子兵法》、《紀效新書》、《劍經》等軍事及武術專著中吸取了有益的營養，才使得他們的創作有了無窮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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