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鎮人口構成
清代人口，絕大部分居住在，城鎮人口比例不大。美國施堅雅在其《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一書中，統計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國二千人以上的居民點一千六百五十三個，共計人口2072萬人，城鎮人口約占當時總人口的5.1%（不包括關外東北地區、蒙古、新疆、西藏和）。施氏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不少中國學者同時指出，他的估計總的趨于偏低，以山東省為例，有人乾隆至道光間的城鎮人口約在140?180萬之間，約占全省3000萬人口的4.7% ? 6%，高于施氏華北城市化率4.2%的比例[6]。又比如有人指出，他對諸如北京、杭州、南京、景德鎮、自貢、清江浦（現淮陰市）等城鎮人口的估計，亦過于保守[7]。不過盡管如此，我們認為在道光二十年前后，全國的城鎮人口比例不會超過6%。
中國的傳統城市，一般都是以中心或軍事重鎮為基礎興起的，北京以及許多省會城市和邊疆軍隊駐防中心就是如此。在這些城市里，政府官員以及與此相關的兵弁、吏役，連同家口等等，便占了相當的比重。以北京為例，據有的學者估測，乾隆四十六年（1781），內城、外城并城屬，共有男女老小986978口，其中八旗人員就有649900口，占65。859%[8]，而這還不包括居于紫禁城內的皇帝宮眷、太監、宮女和各色服役人員，中央及順天府、宛平、大興二縣漢官和吏役，京師巡捕五營的綠營兵弁與家口，估計應不低于十萬人。真正民戶不過二十來萬（約三萬至四萬戶）。在這二十來萬人口中，有相當部分是商戶和店家伙計（店家伙計很多人是單身隨店主立戶）、各種小攤販、幫閑、唱戲、賣笑求食者。他們做買賣，或是打秋風混飯，其主要對象往往是官家公務人員，以及為公私事務進京耽擱的差員、科考舉子、待缺求覲官員等等。以手或苦力維持生計的，如果撇除外府外省流入的臨時性貧苦流民、游民，也就是幾萬人。北京可謂當時作為政治中心城市人口職業構成最典型的例子。其它比如各省府城市，雖然情況沒有像北京那樣突出，但在人口職業構成中公役人員占有相當比重，這一格局大體是相同的。
當然，有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原因，使城市的功能壓倒了政治或軍事功能。人口構成發生不同的變化，廣州就是如此。廣州城的確立無疑得力于它的政治地位。在清代，它是省城，又是府城，南海、番禺兩縣衙門和粵海關都設在此地，還駐有八旗重兵，派將軍統馭，綠營有將軍標左右前后四營、巡撫標左右二營和廣州協左右二營，共八個營，城里和近城地區，政府公務人員和軍弁一大批�？僧敃r的廣州主要是個工商貿易城市，特別自乾隆中期以后，全國的對外貿易集中于此，國內國外商賈及各色人役叢雜，在人口構成中，商人、船民船工、店員伙計、苦力等等，在數量上已占有主導位置[9]。
北方的天津，在明代原屬拱衛京師的一個衛所，清代改衛設縣，后來又是府治所在地，但因地處海河等“九河下游”，南北大運河經臨此地，又瀕臨渤海，很快便成為商業轉販中心了。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門保甲圖說》記載，當時城內戶數9914戶，與商業有關的鋪戶、負販、鹽商、船戶就有5245戶，占總數的53%。每年夏秋之間，海河兩岸“帆檣絡繹，水手如云”，居民中光靠搬運糧食為生者，就“不下數萬人”[10]，在人口職業構成中，已與原先的軍事重鎮關系不大了。
除了前面說的傳統政治、軍事性原因興起的城市外，清代還出現了一批純粹因工商業而興盛的城鎮。在這些城鎮中，工商和服務業便成了居民中的主角。地當“九省通衢”的漢口鎮，就有“九分商賈一分民”的說法[11]。福建廈門的興起，得力于海運業，清代四大海關之一的閩海關，便選該地為關址。除了大批船戶、船工、使役外，與造船、修船有的土木金銀銅鐵諸工，亦率以萬計[12]。江西景德鎮的繁榮與瓷業生產密不可分，城市人口中幾乎都與制瓷、賣瓷有關。嘉道時，“民窯二三百處”，“工匠人夫數十萬，靡不借瓷資生”[13]。至于延綿十許里的市肆鋪面，除羅列各種瓷器產品外，便是為外來工匠商販提供服務的旅店、酒樓、茶肆等等。廣東佛山鎮，先以冶鐵和陶瓷業聞名，隨后又興起絲織、印染等手工業，另外成藥、造紙、爆竹、竹木藤器等行業也有一定發展。乾隆時，佛山人口20萬，其中參與炒鐵、鑄鐵、冶鐵的工匠就不下三萬至四萬到四萬至五萬[14]。與佛山同屬南�？h的石灣鎮，嘉道時，住戶六至七千，“業陶者五六”[15]。在全體人口中，制陶、販陶者占有絕對的優勢。
市鎮密集的太湖平原區，專業人口具有優勢的例子就更多。江蘇長洲縣陸墓鎮，“居民多造窯及織汗巾為業”；吳江縣黃家溪市，“市民多業杼”；?村市，“居民多鐵工”；盛澤鎮則以“綿綾為業”[16]。嘉定縣新涇鎮因近傍出產黃草，鎮民們“織成涼鞋，行銷遠近”[17]。浙江桐鄉縣濮院鎮，“機業十室而九”，從事絲綢織業，其產品號稱“濮綢”，名聞四方[18]。類似這樣的城鎮在北方也有，山東博山縣顏神鎮，便因煤炭、陶瓷和琉璃業而得名[19]；陜西涇陽縣城，人們“藉涇水以熟皮張”，“皮工齊集其間者不下萬人”[20]，一躍而成為西北名城。
總之，不管因政治、軍事因素興起的城市，或因商貿、或因某一手工業發達而勃興的專業性城鎮，它們的人口職業構成，較之農村要豐富、復雜得多。首先，各級政府衙門都設于城市。另外，它們往往也是軍隊駐扎的中心。這樣在城市人口中，政府官員、吏役、兵弁，以及其他有關人員如幕僚、長隨、奴仆，便是不可少的。既為城市，必然會有商號鋪戶，于是便出現商人、小攤販、伙計、學徒等等。很多城市還是交通中心，車把式、船工、挑夫和各種搬運工叢集。一些稍大的城鎮，因為人來人往，需要休憩娛樂場所，從而戲園、酒樓、茶館以及堵場、青樓妓院、看相、算命等等，便應運而生，這又聚集著一大幫人。至于像前面說到的一些專業性城鎮中的各色手藝工匠，更構成人群的主體。
因為城市的包容性遠比農村大得多，常常是各地流民、游民匯聚的地方，一些生活較為富裕、追求犬馬聲色的人，也喜歡長期耽擱在城市。江南一帶有所謂城居地主，他們就闔家住在城市。在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既是統治者集中之處，也是各種幫兇、狗腿子混跡的好地方；既有追利逐末者，也有更多的為求取一飽而四處奔忙者；有各種手工業、工藝生產者，也有龐大的游食寄生群。在城市，同時也是精英們會聚的場所和各種藏污納垢的區處。城市的性質，城市的特點，決定著城市職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三、各種從業人口數的大體匡估
清代，農業是主導產業，在全國人口中，約有90%左右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或是農業生產者的家屬。他們中除漢族外，還有新疆的維吾爾族、西藏和四川的一部分藏族，南方和西南的苗、瑤、僮、土家、布依，以及彝、傣、畬、黎等諸民族。1840年前夕，全國總人口約為4億，農民與家屬大致在3.5?3.6億左右。
牧民，清代以畜牧為生的，主要是一些少數民族，如蒙古、布魯特（柯爾克孜）、哈薩克，居住于青海、藏北、甘南等地的藏族。另外，在華北和西北陜西、甘肅的一些回漢百姓，也有以放羊為業的，但人數很少。估計以畜牧為生的人口，約在三百至四百萬上下。
鹽灶人丁。灶丁本是官給鹵地煎鹽、歲收課鹽的專門戶籍，后來雖有變化，但多數灶丁仍需依藉煎鹽為生。總計灶戶的人數也很龐大。據咸豐初有人提到，僅淮南二十場，就有“專藉煎鹽為生”的“灶丁數十萬”[21]。四川井鹽亦規模巨大，嘉道時，犍為、富順等縣在廠人數動以數十萬計，沿邊的大寧、開縣“眾亦以萬計”[22]。雖然這個人數包括了灶戶、傭作、商販等各項人役，但其主體無疑是直接從事煮鹽的大批勞作者。山東場清初原額灶丁五萬多，后來擴大滋生，到清中葉應不低于十萬人。以上列舉的，只是鹽灶人員中的一部分。另外還有淮北（合淮南共二十三場）、長蘆八場，奉天九場，浙江三十二場，福建二十一場，廣東二十七場，以及云南井鹽、山西河東池鹽，陜西甘肅池鹽等。盡管各場規模不一，人丁亦多有懸殊，但按保守估計，百萬之數當不為過，加上家口便是五百萬。
手工人。這主要指有一技之長的如木工、鐵匠、泥瓦工、經布匠、竹篾工、油漆雕刻工、石匠、軋花彈花工、爐匠、燒窯工、糕餅師傅等。這些人，有的走村串寨，或臨時支帳搭篷為人加工勞作，也有人受雇傭作，更有相當部分人在城鎮開設小作坊，或實行師傅帶徒弟式的勞動，他們的工作盡管比較分散，但很多村寨、每個城鎮，差不多都有其蹤影，若每個州縣平均有150?200人計，全國當有此類零散手工工匠22.5?30萬人。此外還有一些集中于城鎮，或雖在山鄉，但有一定規模的手工工場工人，亦應歸在這個類別之內。關于后一類的工人，前面我們曾略有提到，像佛山炒、鑄、冶鐵工三萬至四五萬，涇陽、廈門各有皮工、船工上萬人等等。另如蘇州有染坊踹布工匠二萬余名、紙坊工人八百多名。在京師戶工二部鑄錢的上千名爐工，亦多雇自民間，加上?銅打造銅器鋪戶，這樣的手工工人可達2000?3000人到3000?4000人。[23]閩北山鄉，人們開設茶廠，只甌寧一縣已不下千廠，“每廠大者百余人，小亦數十人”[24]，千廠便是上萬人。清代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工人，估計約在50?60萬上下。
礦工。清朝政府的礦業政策雖時緊時松，但銅鐵等物乃國用、民用所需，加之商人亦要以此牟利，只要可能，便開礦不止。自康熙中期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陜西，以及云南、貴州等省山區，經常聚集著成千上萬的礦徒、礦丁，開山挖礦。康熙末，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萬余人開礦，隨逐隨聚”[25]。廣東冶鐵、采煤、伐木，“傭工者不下數萬人”[26]。廣西僅慶遠府南丹州所屬山區，有礦徒“十余萬人，盤踞在內，地方文武無計解散”[27]。四川昭覺縣，“當乾嘉時，礦廠甚王（旺），漢人居于斯土者成千萬計”[28]。貴州“銀銅黑白鉛廠，上下游十有余處，每廠約聚萬人、數千人不等”[29]。礦業最發達的云南省，極盛時，“大廠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余人，合計通省礦丁，無慮數百萬”[30]。此說雖不免夸大，但可想見礦丁數量確實不少。清代礦業的最大問題是聚散不定。這既有礦脈窮盡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受政府禁礦思想的干擾。從礦工成份而言，主體是貧苦農民，隊伍亦不穩定。不管如何，幾十萬人的隊伍是會有的。
船民、漁民、船工。據有的學者估算，鴉片戰爭前夕，沿海商船，其載重能力在700?800石至7000余石，即50?500噸之間的，約有9000余只，即近一萬只[31]。至于一般細桅小帆、只在近邊航運、捕魚船只，則可能超過萬艘。稍大的閩廣艚船，除需配備舵工、亞班、大僚、頭碇、司杉板船、總鋪等人員外，另有“水手二十余名或十余名”[32]，浙江海船水手“每船約二十人”[33]，江蘇沙船平均每船亦需船工二十至三十人[34]。又據英國人斯當東在天津附近海面見到的船只，則有四十至五十個船員[35]。山東出海商船，“使船”者大概10?20人[36]。若采取保守算法，按平均計，每船用柁工、水手十五人，萬船便有十五萬人。加上近海小賞漁船，至少應有二十五萬人。
內河船只數量比海船更多。據著者在《清前期內河航船考略》[37]一文匡估，除漕船等各種官船不計，全國載重在200?300石以上，經常作中長途航行的民船，不下十來萬艘，若每船配備船工五人，便是五十萬人。另外還有五十五至六十萬艘二百石以下小型船，以其中三分之一為商貿船，每船配備二至三人，也有船工約四十至六十萬人。
把海船和內河傳的船運人員相加，應超過一百萬，而這還不包括內河漁民以及有關家口。
商人。商人的人數較難匡估，但以有關記載來看，亦為數不少。安徽歙縣，“農之三，賈七焉”[38]。山西平陽府，“土狹人滿，每挾資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皆有邑人”[39]。汾州府“民物浩穰”，“多商賈”[40]。河南武安縣，“最多商賈”[41]；鄢陵縣，“耕讀者少而求利者多”[42]。陜西漢中府，“農桑之外，咸事商賈”[43]。江蘇淮安府“趨市利者”，“十之三四”[44]。山東黃縣，“商十之五”[45]。江西泰和縣，“半為農，半為商”[46]；金溪縣“為商賈者三之一”[47]。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行賈于四方”[48]。當然，以上不過是些舉例式資料，既不全面，而且就所引資料，有的頗有夸張，不過在清代，商業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那是非常確實的。
一般說來，在內地的多數省份，只要是百戶以上的村寨，總會有一兩家鋪戶，城鎮當會更多。據有的學者對江西萍鄉縣有關市鎮商鋪的統計，除載錄籠統（如僅記商民若干家等）不計外，八個市鎮中共有居貨殖者1180?1390家[49]，加上縣城、村集等等，估計全縣會超過一千五百家。從商業的角度看，萍鄉在江西屬于中等偏上的縣份，而江西在全國又是個中等偏上的省份。在北方，有的學者對山東省的某些縣份居民職業狀況作了估測。在被統計的滋陽縣688戶中，從事商業的人家有二百三十三戶，占33.9%。又如臨清縣的城市戶口中商業人戶約有近千家[50]。臨清的商業活動在山東位居上乘，在沿運河城市中也稱得上佼佼者。滋陽大概屬于中等水平的縣份，或中等稍稍偏上。不過據作者稱，滋陽的統計不全，只相當于全縣人戶的三分之一，否則商業人戶還要增加。一些全國著名的中心城市如北京、蘇州、漢口、廣州、天津等等，商號都超過千家。就連佛山、吳城（江西）等鎮，也有“ ??千家”之稱。
比較起來，邊疆地區的商業活動開展較晚，但也不是空白點，有的地方還相當活躍。北疆城市張家口，嘉慶末已有商號二百三十余家。內蒙古的綏遠城，乾隆時，鋪戶四街八面，一等至六等共1530鋪[51]。新疆的烏魯木齊，因“屯田民人陸續前來，其貿易人等亦接踵而至”，及乾隆二十七年，已“開設市肆五百余間”[52]，而且勢頭還在不斷增長。作為全疆、軍事中心的伊犁地區，共建大小九城，其中僅綏定城內就“商民逾百家”[53]。南疆諸城，商貿一直發達，乾隆中期后，與內地交往增加，繁榮程度有增無減，以喀什噶爾為例，乾隆二十八年商民鋪房、堆房二十八處，嘉慶十五年（1810）很快增至一百四十處；又如葉爾羌，亦由原商民十九名、鋪面房四十間，增至一百八十余處[54]。關外東北地區，僅吉林、寧古塔及船廠等地，就有從直隸和晉豫等省流入的商賈、工匠、傭人等三四萬不等[55]。按縮小估算，商賈人等起碼有4000?5000人。道光三年（1823），科爾沁右翼中旗查出民戶二百五十五戶，鋪店酒肆竟有十六家[56]，占總戶數的6.3%。貴州省道光初曾有人作過調查，在外來人戶中，貿易、手藝客戶20400家。照此，貿易戶至少近萬家。[57]
有的學者依據清末的一些地方志，對15個省的44個州縣工商人口比例作了大致統計，“一般都是商多于工，有的地方數量還相當懸殊”[58]。參照來看，如果我們把手工工人的人數定在五十至六十萬上下，那么商戶（包括小攤販）可能會超過一百萬。
地主紳士。紳士指有功名身份的人，張仲禮教授在《中國紳士》（上海社會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書中確認，在19世紀前半期，有各類紳士一百余萬人，加上家庭成員可達五百五十萬人。清代低層紳士中，也有出自“荷畚執鋤”的農家子弟，但多數應是地主，即紳衿地主。至于沒有功名的一般中小地主，人數大體與紳衿地主差不多。這樣兩者相加，便有千萬人之數。
兵丁吏役。僅以經制兵而言，清朝定額八旗兵二十萬，綠營兵六十萬，加上家口四百萬。吏指在各級衙門辦事的書吏，役即差役，在州縣等地方衙門有皂（皂隸）、壯（民壯）、快（馬快、步快）三班，另如仵作、禁卒、更夫、馬夫、膳夫、轎傘夫、斗級、倉夫等，也歸在役一類。按照規制，州縣衙門設書吏七至八人至十五至十六人，實際上遠遠超出此數，常常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甚至更多。役的人數一般是吏的兩倍，且隨著吏的人數膨脹，役的人數也在急速增加，除正役外，還有幫丁、“白役”之類。即以正役而言，就有百余人到幾百人不等，把吏和役合在一起，按保守數算，假定每個州縣平均一百人，一千五百個州縣便是十五萬人。州縣以上還有二百多個府和直隸州、廳，各省省級督撫、兩司衙門，河道、漕運諸衙門，以及中央的部院寺監衙門，也都設有吏役。據清光緒《會典》，中央各衙門書吏一千二百多人，省級衙門二千二百多人，府和直隸州三千多，合計約六千五百來人，實際比這要多得多，再加上相應的役，五萬人并不為過。把州縣的吏役和其它衙門的吏役人數加在一起，共約二十完，連同家口一百萬。這里我們還沒有把各級官員的長隨、幕僚等等在內。
游民和各種待雇求食者。按照清代的界定，游民系制不農、不商、不工、不庸的游棍、地痞、無賴等等。實際內容遠比這要廣泛，歸納起來，大致有：閑游于地方的紈绔子弟和地痞、游丐、妓女、江湖賣藝者、習拳舞棍者、賭徒、犯罪捕逃之輩、占卜堪輿人、中間撮合人、包媒婆，此外還有從土地上排擠出來游蕩逐食者、鹽販子、被裁散的軍勇[59]。他們中既有社會的渣滓，更多的則是受生活煎熬而流落作歹的無奈者。游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隨著嘉道以后社會矛盾的加劇，急速地在擴展著。
由于資料極不完備，要確切地估算這些地層求食者的隊伍是相當困難的。但只要稍微留心，就回發現，有關記載幾乎比比皆是，特別是一些沿線和大中城市，聚集的人數動輒以萬、十幾萬、幾十萬計。比如運河沿線的“江南徐、海、邳、宿，山東的郯（城）、蘭（山）、滕、嶧之民，隨漕逐末及游手好閑、?舟傭食者，累數十萬”[60]；沿江西廣信、南安到廣東南雄、韶州，是貫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清朝政府指定閩、皖茶葉由粵海關出口，都是通過這條路運送的，“沿途船夫、挑夫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十萬人”[61]；與江西入粵路線大體平行的湘粵線上，據說也有待雇挑夫“數以十萬計”[62]。在廣東，還有一種“借外來洋船以資生者”，“約計數十萬”[63]。在城市，“輦轂之下”的北京城，“聚數十萬游食之徒”，他們“晝則接踵摩肩，夜不知投歸何所”[64]�！百Q易之盛甲于天下”的蘇州城，“五方雜處”，“商賈云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完人”，還有“如寺院、戲館、游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號稱“窮人之大養濟院”[65]；湖北漢口鎮，“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66]，也是游民聚集之所；浙江省會杭州，“四方之民朝東暮西，如鳥之飛、魚之游，流寓多于土著”[67]。四川巴縣（今重慶市），地當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繡錯”，“宵小奸宄時潛伏于城隅”，“千百成群，暮聚曉散”的待募水手，出沒于“附郭沿江”地帶[68]，也稱得上是窮人的“養濟院”。廣東佛山鎮，“四方商賈萃于斯，四方之貧民亦萃于斯”，其中“徒手就食者”占“什九也”[69]。人口密度不算很高的府，嘉道之際的有游民25?57萬[70]。如此等等，可舉的例子還有很多，尤其是那些散處于村野聚落的“無業游民”，更是細小不勝枚舉。據初步匡測，這樣的人，在鴉片戰爭前夕，全國當有千萬之數。
以上只是就我們所知，對清代人口的從業狀況和大體人口數作出的粗略匡估，有的歸類可能不盡妥當，既有遺漏，也有交錯重疊，還有像以狩獵采集為生的一些少數民族等，因人數有限，略而未計。一般說來，我們都偏于按保守數字權估的。在清代，90%的人口從事農業，剩下的10%的非農業人口，其從業比例結構應是（包括家口）：牧民占8%，鹽灶人戶占10%，手藝工匠、礦工、船工等占15%，商人、小攤販12%，地主、紳士（包括在任官員等）占20%，兵弁吏役10%，游民和各種待雇求食者20%，其它（如狩獵采集者、漁民等等）約為5%。由于清代各個時期的情況各有差異，所以列出的比例數也常會有高下變動。比如礦工，極盛時期和衰退時期的差別很大；又如游民求食者，前期較少，嘉道以后就越來越不可收拾了。在很多情況下，往往壯年男子外出打工求食，妻兒父母自留種地，而且他們也隨時可能返還于農業。在相當時間里，這些離開農村或在其它行業作業的人，仍與農村和農業勞作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連系，這是我國傳統社會晚期十分普遍的現象，是我們作研究考察時必須加以注意的。
[1]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版，第143頁。
[2] 轉引自劉錚等《人口統計數》，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3] 權按姜濤估測數為準，見《中國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頁。
[4] “乾隆初西安巡撫崔紀強民鑿井史料”，載《檔案》1996年第4期。
[5] 同治《醴陵縣志》卷一。
[6] 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山東的城鎮與城鎮人口》，《清史論叢》1996年號，遼寧古籍出版社版。
[7] 胡煥庸、張善余編著：《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8] 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8頁。
[9] 據一位外國人的報告，鴉片戰爭前夕，只停留在廣州珠江水面上的蛋民船，就多達84000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冊，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第304頁）。這些蛋民船主要從事水運捕撈等活動以船居為主，若平均每船以3口計，就有20余萬口超過了軍弁和政府公務人員的數量。
[10] 光緒《棲霞縣志》卷九，牟昌裕：“條陳時政疏”。
[11] 《漢口竹枝詞》。
[12] 道光《廈門志》卷十五。
[13] 道光《浮梁縣志》卷八。
[14] 黃建新、羅一星：《論明清時期佛山城市經濟的》，載《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 道光《南海縣志》卷八。
[16] 乾隆《蘇州府志》卷十九。
[17] 民國《嘉定縣續志》卷一。
[18] 胡琢：《濮鎮紀聞》。
[19] 乾隆《博山縣志》卷二。
[20] 盧坤：《秦疆治略。》
[21] 同治《淮南鹽法志》“紀略”卷一，怡良：“江路梗阻片引不行未能依限造報奏銷折”。
[22] 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九。
[23] 《清高宗實錄》卷二百二十六，乾隆九月十月壬子。
[24] 蔣衡：《云蓼山人文鈔》卷二，《禁開茶山議》。
[25]《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五十無，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庚辰。
[26] 《皇清奏議》卷三十二，鄂彌達：“請粵東開礦疏”。
[27] 《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7輯，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第766頁。
[28] 宣統編《昭覺縣志》卷二。
[29] 《清高宗實錄》卷三百十一，乾隆十三年三月。
[30]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譜?附錄》。
[31]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32] 黃叔?《臺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談”。
[33] 《清朝經世文編》卷四十八，謝占士：“海運提要序”。
[34] 參見蕭國亮：“沙船貿易的發展與上海商業的繁榮”，《社會》1981年第4期。
[35]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36]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11冊，中華書局，第4837頁。
[37] 刊于《清史論叢》1994年號，遼寧古籍出版社版。
[38] 道光《歙縣志》卷一。
[39] 乾隆《平陽府志》卷二十九。
[40] 嘉慶《山西通志》卷四十六。
[41] 乾隆《武安縣志》卷十。
[42] 道光《鄢陵縣志》卷六。
[43] 嘉慶《漢南續修府志》卷二一。
[44] 光緒《淮安府志》卷二。
[45] 同治《黃縣志》卷三。
[46] 道光《泰和縣志》卷九。
[47] 道光《金溪縣志》卷三。
[48] 光緒《嘉應州志》卷七。
[49]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市與市鎮的發展》，1989年版。
[50] 轉引自許檀《明清時期山東的城鎮與城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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