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絕版甲午》作者:雪珥 出版社:文匯出版社一個來自敵國的民營間諜機構，卻高調地將自己標榜為中國的解放者:“吾輩同志之目的是，為了全人類首先必須改造中國”，“中國清政府已經腐敗，敵視我們，不理解協同防御之大義。故我同志要協助漢民族之革命運動，使之成功，最遲于10年內改造中國，以期實現中日提攜。”漢口樂善堂的這一決議，在今人看來似乎相當匪夷所思。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所謂的“興亞主義”正是日本的主流，朝野都相信，進攻中國并非只是為了日本自身，而是為了拯救整個亞洲免遭歐洲的欺凌，為了黃種人能在與白種人的種族競爭中不致滅亡。其實，日本人從來就不認為清朝代表中華，而更多地將其當做一個占據了中華的“胡虜”，而自己以中華自居。1872年日本設琉球藩，中國不承認。1879年日方在熊本鎮臺二個中隊援護下，接收首里城，強行廢藩置縣。1871年，中日兩國在琉球事件后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日本代表團堅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這樣的要求，被中國代表力拒:“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雙方陷入僵局。后經李鴻章親自出面，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這在表面看是雙方各讓一步，實際上是中國從慣例上讓步了。甲午戰爭前后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樂善堂間諜宗方小太郎，為山縣有朋親率的日本第一軍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飛揚，主題幾乎就是為了把中國人民從黑暗的滿清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戰斗檄文: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賞。’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則得之，不善者則先哲有言曰失之。’滿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于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杰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熟察滿清氏之近狀，入主暗弱，垂簾弄權，官吏鬻職，軍國瀆貨，治道衰頹，綱紀不振，其接外國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論，不憑信義而事詭騙，為內外遠邇所疾惡。曩者，朝鮮數無禮于我，我往懲之，清氏拒以朝鮮為我之屬邦，不容他邦干預。我國特以重鄰好而敬大國，是以不敢強爭焉，而質清氏，以其應代朝鮮納我之要求，則又左右其辭曰，朝鮮自一國，內治外交，吾不敢關[聞]。彼之推辭如此也。而彼又陰唆嗾朝鮮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東學黨之事，滿清氏實陰煽之而陽名鎮撫，破天津之約，派兵朝鮮，以遂其陰謀也。善鄰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癡我也，是牛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國之所以〈舍〉樽俎而執旗鼓，與貴國相周旋也。抑貴國自古稱禮儀國，圣主明王世之繼出，一尊信義，重禮讓�！唇瘛得镆曀�，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義莫甚〈矣〉。是以上天厭其德，下民倦其治，將卒離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師，敗于牙山，殲于〈豐〉島，潰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戰敗衄，取笑萬國。是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下與棄之因也。我日本應天從人，大兵長驅。以問罪于北京朝廷，將〈迫〉清主面縛乞降，盡納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雖然，我國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所愿愛新覺羅氏，不及聳從士卒也。若謂不然，就貴國兵士來降者證之。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應乞于宮〈而〉聚義。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日軍在中國用漢文發布的所有公告，幾乎都在不斷強調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華”意識宣傳，在當時和此后的中國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漢人的抗日情緒便遠低于滿人。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倫敦報告說，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對甲午戰爭前景并不樂觀，甚至認為日本能戰勝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寶士德為此擔心天津漢人暴動，要求派遣更多的軍艦以備不測。（注:說來當年的大漢族主義者）日本此后更是駕輕就熟地運用這種“驅除靼虜”的政策工具，無非根據需要將“韃虜”換成“白種人”、“歐洲人”而已，深深地滲透進此后中國的各種政治和軍事大變動中，包括對興中會、華興會等的庇護，令辛亥革命這一民族革命從一開始就變得先天不足，而那導致袁世凱被萬民唾罵的“二十一條”，很多條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黨人達成了共識，只是革命黨一直沒有機會掌握政權，未及付諸實現而已。
武力壓服中國聯合對抗西方在把自己包裝成“中華”的解放者的同時，日本間諜也不斷提醒日本軍政當局，只有先將中國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國人的傲慢，從而達到中日聯手對抗西方。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給最高當局的戰略諜報分析《對華邇言》中，指出:因為滿清政權的顢頇，不顧“書同文、人同種，唇齒輔車之關系頗為密切”，“嫉視日本之強盛、厭忌日本之進步，百般猜疑、面諛背非，頑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勢”，所以才形成兩國的“感情之沖突”。因此，中日之間“若無大戰，則不能大和；大戰而大勝之，中國始知日本之實力之不可敵，方可收協同之效”。宗方小太郎將日本侵華看做是聯合中國抗擊西方的必要步驟，提出了先“以勢力壓制、威服中國”，中國屈服后再假以時日“在不知不覺間使彼感覺有與我(日本)聯合之必要”，最后則可以共同對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國中原，此不特中國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亞洲體面之要務也”。宗方小太郎認為對中國就是要痛下殺手，“煦煦之仁、孑孑之義，非所以馭中國人之道”。他認為此前爆發的中法戰爭，法國人就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軍事上已經“制勝中國”的情況下“草草終局”，因此“勞多功少，且有貽誤國家長遠之計之虞”。因此，他建議當時正在節節勝利的日本，宜將剩勇追窮寇:“必須排除萬難，攻陷敵人之都城北京”，再“進扼長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斷絕南北交通，使敵國陷于至困至窮、萬無辦法之地，使敵國政府和人民知曉真正之失敗，而后達到我之目的”。宗方認為，鐵血政策成功后，就該實行懷柔政策:“以信義公道，赤心相交，利害與共，患難相濟，使兩國人心和合融釋，有如一家。”他堅信，滿清政權已經是“百弊叢生，瀕于陽九之末運”，而“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諄諄教誨戰勝的日軍，要在占領地實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戰后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占領軍能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則四方百姓一定會“爭先來歸”。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占領地的民政官。甲午戰爭后，西方最大的夢魘就是龐大的中國龍在已經西化的日本的“領導”下崛起。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黃禍(YellowPeril)論。從1895年起，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謂的“黃禍”問題不斷通信、交流，威廉二世還特意請畫家克納科弗斯()創作了一幅油畫《黃禍圖》(TheYellowPeril)贈給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廣為散發。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之后，的確有過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這十年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日關系的“黃金十年”，大量青年東渡留學，中日聯合對抗西方的論調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國官方暗助日軍，留日學生更是組織多支抗俄敢死隊直接為日本效力。國人在中日“同文同種”的美夢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驚醒:巴黎和會上日本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憤怒的中國終于爆發“五四運動”。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對華戰略，只被執行了前一半，用圣賢大言包裝起來的“仁政”始終未現，中日“感情之沖突”不但沒有任何緩解，反而歷百年而彌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謂“大亞洲主義”的宗方，生前是否預料到了這“同文同種”的百年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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