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宗族群體早于專制皇權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對土地和對勞動者的封建占有條件下迅速發展，則是專制皇權出現以后的事。專制皇權不認識這是必然的趨勢，也不認識這種發展終將與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當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開頭，總是企圖抑制這種發展。西漢打擊豪強，東漢實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會經濟的自發進程而發展，皇權終于無力阻止。東漢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賦兵徭制度中，雖然對此沒有正式承認的意向表示，但是對于家族擴充田莊，占有佃客的現象卻是默認了的。曹魏的租調制，征收戶調以戶為準而不計人丁，為承認宗族庇蔭勞動人手的特權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將出現重大變化的先聲。西晉的蔭客制度和東晉的給客制度，可以說是對宗族的這種特權正式予以法律承認。專制皇權畢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要保護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認中還包含著數量上的限制，雖然數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總是不斷地放寬。皇權與宗族，兩者關系中相沖突的一面逐漸緩和，相依存的一面則日益顯露。盡管如此，緩和總不是沖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兩者的完全一致。關于這個問題，我在《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系的發展歷程》一文[1]中有所分析，可以參看。

　　宗族的發展在經濟上與專制皇權所形成的矛盾，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是只要皇權比較穩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說來還是愿意效忠皇權。他們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們是這一時期知識階層的主體，也是皇朝官員的主體。如果皇朝穩固，宗族的發展就沒有多少風險，總是順當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紀綱不立，政局不穩，動亂頻仍，宗族也會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風順的發展條件。所以東漢宗族雖然社會影響很大，但對于朝廷并不敢輕啟覬覦之心。和帝以后皇權政治出現異常現象之時，公卿大夫面折廷爭，布衣之士私議救敗，都是為了恢復正常的皇權政治秩序。甚至東漢瓦解，董卓入京，開頭也只得“沙汰穢濁，顯拔幽微”(《三國志·蜀志·許靖傳》)，表現為整飭朝綱，延續漢祚，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當漢已不漢之時，曹操力葛群雄，廣延名士，以自壯大，然猶“畏名義而自抑”(《通鑒》建安二四年條司馬光語)，只敢自況于周文王。由于宗族有擁漢的潛在力量，所以皇權易姓并不是容易實現的事情。

　　以東漢為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宗族處在皇權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權穩固，他們是皇權的支撐者;如果皇權式微，他們便力圖匡復;如果皇權已經瓦解，回天無術之時，他們就會理所當然地成為新的皇權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較著地進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強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標榜的話，他們實際上也是盡可能地團結強大宗族，爭取支持，甚至自身也會出現轉化，逐步成為強大宗族的代表。戰勝了袁紹的曹操，就是這樣。

　　角逐的勝利者組成新的皇權。皇權穩固下來以后，它與宗族之間又會出現上述的關系。曹魏政權有點特殊，它并未等到真正穩固下來，就被強大的宗族司馬氏取代了。不過，晉之繼魏，猶漢之繼秦，亦猶唐之繼隋，既有損益，又是一脈相承。帝姓換了，政治格局依舊。從這個意義上說，魏和西晉可視為一個歷史階段。這是古代社會大動亂后回歸穩定時常有的反復現象，與階層的變動恐怕不一定有直接關系。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中，從袁紹、曹操交爭看到社會階層高低差別的實質，這是他識見卓越之處。但是陳先生將這一階層差別的分析一直貫串到幾十年后的司馬氏和曹氏之爭之中，而忽視了昔日較低社會階層代表的曹氏勢力業已轉化為皇權這一極為重要的事實，因而他對曹馬黨爭的分析，就顯得有些牽強，似不盡符合歷史實際。這一問題離開了本書主旨，這里不多作探討。

　　從理論上說來，在皇權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處在皇權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處在皇權控制之下，不可能與皇權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權。甚至東漢宦官外戚擅權，也只能視為專制皇權發展到空前強大水平而出現的皇權旁落現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嬰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權力，因而弄權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這只是對皇權的竊取，而不是對皇權的否定。與之相應的政治現象，則是宮廷陰謀不斷，多數是擁立或廢立之爭，爭則大開殺伐。而且勝利者很難長久維持權力。這仍然是皇權政治而不是其它。世家大族為維護皇權的正常運轉而與宦官、外戚斗爭，受到外戚、宦官的重大打擊，但結果是更擴大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響。這又是一種辯證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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