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1856年3月23日-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第八位皇帝，年號“同治”。
民國史學名家蔣廷黻先生在一篇題為《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的長文中曾這樣分析英國入侵中國的原因：第一，經過工業革命，“在海外開辟市場成了英國新工業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貿易的學說隨著工業革命起來了”，對于以往的各種貿易限制，英國人“看為最野蠻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國的通商制度亦在內”;第三，作為彼時毫無疑問最強大的帝國，“為維持及發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國覺得有進一步經營亞洲其他地區的必要”。
說白了，19世紀中葉以降，隨著資本主義產能過剩與自需飽和，其發展戰略必然轉向亞太地區，這實際上就是“資本東移”的過程。恰如《白銀資本》作者貢德?費蘭克所講：“在統一的全球經濟和體系中，‘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肯定是互相聯系的。”
于此中西對比的大背景下，國力衰退且飽受內亂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強的對手。內憂未息，外患踵至，“兩害相權取其輕”，咸豐帝只得選擇與英法簽訂城下之盟。那么問題就來了，該如何扭轉頹勢?唯有改革。故洋務新政大勢所趨，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絕非包治百病的良藥，尤其是在各種關系尚未捋順的前提下，洋務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淵源：排擠“大股東”的中央集權
學界通常將洋務新政啟動的時間定在1861年(咸豐十一年)，因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是年成立，標志著改革指揮機構的出現。而恰恰這一年，清廷最高層權力格局出現了嚴重錯位。
若要講清楚如何“錯位”，尚需對有清一朝的最高權力架構演變稍作交代。首先，筆者打一個或許并不十分恰當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領導體制，類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業管理模式。在這個龐大的公司中，就權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東，八旗滿人是小股東，漢族官員屬于管理層。一言以蔽之，這是董事會與職業經理人制度的結合。不過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幾經更迭。開國之際，清廷的中央決策方式乃“八王議政”。所謂“八王議政”，即滿族最嫡系的皇親貴胄一起商議軍國大事，推舉皇位繼承人。作為國君，皇帝尚無獨斷專行的傳位權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須經過會議選舉協商方能推舉而出。這實際上仍是一種處在奴隸制晚期的貴族軍事民主制。隨著由偏居關外到一統江山的轉變，“八王議政”的弊端逐漸顯露。首先，在具體政務決策上，貴族集團各執己見，掣肘太多，容易導致扯皮，效率低下;更為致命的是，各位議政王都是大股東，一旦其利益或政見與皇帝發生激烈沖突，如果幾人聯合，就會掌握最高權力的控股權，引發政局動蕩，甚至是威脅到在位帝王的統治。權力的過度制衡不利于專制時代的皇帝掌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加強集權刻不容緩。
為削弱“八王議政”，掌握絕對股權，康熙、雍正父子可謂前仆后繼，費盡心機。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宮西南的南書房，“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賦詩撰文、寫字作畫外，還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詔令，“撰述諭旨”。由于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權力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權勢日崇”。較之其父，親歷奪嫡之事的“四爺”雍正，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設立了軍機處這個升級版的權力機構。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為確保軍政機密不外泄，雍正始于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輔佐皇帝處理政務。軍機處奉命經辦一切重大軍政事務，成為實際上的國家政治中樞。況且軍機大臣無專職，亦無定員。軍機處不設官署，除了奉命辦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決定，也無權對外發出任何指示，即“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自軍機處設立始，雍正將本是大股東身份的皇族成員一律排除于權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絕大多數股份，只允許小股東、職業經理人管理國家的體制。從此清代皇帝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專制集權。康乾百年朝局穩定的出現，與此中央權力構架密不可分。
“錯位”：最高層權力結構不穩固
不過到咸豐朝，這種權力架構開始出現松動。登基后第三年，咸豐就打破祖制，允許大股東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軍機處。雖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氣象一新，但咸豐擔心其坐大成勢，威脅自己的控股權，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職務。不過七載之后，咸豐北逃熱河，身患重疾，實際大權旁落于以肅順、端華、載垣等為首的“八人幫”手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端、載二人俱為鐵帽子王，久被閑置的大股東們再度染指最高權力。按照《劍橋晚清中國史》的推測，肅順諸人雖“贊襄一切政務”，但由于事出突然，尚無先例，他們“所受的權力既不能被解釋為順治帝未成年時多爾袞的那種攝政，也不能說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時鰲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輔政”�？梢韵胍姡鞍巳藥汀薄霸谠鯓犹Ц咚麄兊淖饔眠@一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肅順在他們之中最為機敏，但又是地位較低的宗人，絕沒有資格當攝政”。悖論即在于，原本最有潛質成為攝政之人的肅順，卻偏偏不是大股東，而端、載二人又難堪此任。
當然咸豐并沒有病糊涂，于彌留之際，他一面任命八人為顧命大臣，一面又將“御賞”和“同道堂”兩枚隨身私章賜予慈安與同治皇帝，二人可憑印章對決策實行否決權。也就是說，顧命大臣若想合法使用代替“朱批”的玉璽來頒布上諭，必須求助于兩宮太后。咸豐的理想設計，大概是希望雙方通力協作，以保證政事的順暢進行，同時這貌似亦是能確保同治小皇帝平安接班的唯一途徑。因此當時朝政的運作形式，既非“八人幫”一家獨大，也非兩宮垂簾獨裁，而是“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暫時制衡。顯而易見，對于本已宿怨頗深的雙方而言，這種最高權力由兩家分攤的局面無法長久，結果矛盾趨于升級，最終導致兩宮聯手恭王，打掉“大老虎”肅順等人，開啟了幼帝雙后、叔嫂共治的洋務新政時代。
奈何此階段清廷的最高權力架構依舊錯位，甚或是一錯再錯。
平情而論，“打虎”之后所形成的權力格局，既偶然，又必然。1861年12月25日，帝師翁同?來到養心殿，平生首度見識了“垂簾聽政”的陣勢：“兩宮皇太后垂簾，用紗屏八扇，黃色�；噬显诤熐坝阶й×⒂谧�，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遞綠頭簽，恭邸接呈案上。”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翁“仰瞻闕廷，俯覽禁闥，不自知其悲來橫集也”。此中情緒，或與御座后面那扇幾乎透明的令人生畏的黃色屏風有關。垂簾聽政自古有之，太后臨時代理國家政事。不過歷數前朝垂簾往事，教訓總大于經驗。垂簾聽政極易造成兩種結果：后弱，則重臣操權，如南宋楊、謝兩位太后;后強，則皇權旁落，西漢呂后及唐代武則天便是典型。熟諳古史的翁同?，恐怕胸中未嘗無此擔憂。畢竟先帝暴卒，幼帝沖齡，在如此偶然的情形下，兩宮可謂驟然崛起。但她們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搞垮肅順等人，替同治執掌中央控股權，又絕非泛泛之輩。
況且更為復雜的是，權力架構中又平添了叔嫂共治的新劇情。肅黨“崩塌式倒臺”的最大贏家非恭王莫屬，新一屆軍機處班子皆是其親信，改革派暫居優勢。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萬千恩寵于一身。兩宮先是打破祖制，封其為議政王。又任命其出任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時隔一周，兩宮又以幼帝名義，賜給恭王世襲罔替“親王”爵位，亦是違背常例之舉。兩宮如此重賞恭王，本意無非望其感謝天恩，忠心輔佐小皇帝。然而這卻恰恰使得本已錯位的權力格局愈發倒置。須知，作為一國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順，太后垂簾即意味著兩位本無資格染指股份的婦人卻替小皇帝暫代控股大權，而權勢煊赫的恭王作為大股東，其距離御座實際僅一步之遙，難保無絲毫非分之念。說穿了，彼時的情形是：該控股的人沒有控股，不該控股的人卻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此等犬牙交錯的態勢，注定了叔嫂之間必須經過一場激烈的“排位賽”，來最終確立各自在最高權力結構中的序列與地位。因而發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罷黜恭親王”事件，標志著慈禧最終將控股權牢牢攥在手心。以往世人多把此事件歸因于慈禧強烈的權力欲望，似略顯偏頗，若制度設計上不出現最高權力格局的嚴重錯位，西太后亦無法借此漏洞攬權。故一定程度上講，這是不穩固的權力構架發展的必然結果。
只是，慈禧此種稍帶情緒化的打壓恭王的手法，將東宮慈安推到了恭王一邊。硝煙尚難散盡，政爭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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