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隆阜人。明清時代的徽州,不但商業發達,文風也極興盛。戴震于雍正元年(1723)出生于一個商人家庭。十歲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學《說文解字》,盡得其目。戴震也自稱,對于《十三經注疏》,“不能盡記,經及注則無不能倍(背)誦”①。說明他少年時通過自學建立了堅實的基礎。
戴震十八歲時,隨父客江西南豐,又課學童于福建邵武。這一時期,同里程詢對他非常器重,后來戴震在文章中稱程為“先師”。同時,他又向婺源著名學者江永問學。江永精通經學、聲韻學和天文算學,對戴震在學術上的成長,有很大影響。
戴震二十二歲時寫成《籌算》二卷,二十四歲寫成《考工記圖注》,三十歲到三十三歲完成《勾股割圜記》、《周髀北極璇璣四游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三十三歲以前,他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賦注》、《詩補傳》等。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三十三歲,是他一生的轉折點。《清史稿?戴震傳》稱他“避仇入都”。紀購在《考工記圖注》的序中說:
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今,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于歙縣會館,?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①
戴震在京,以其學識與翰林院中的錢大昕、朱筠、紀昀、王昶、盧文?等人交往論學。除盧文?是前三年進士外,其余諸人都是前一年的進士。這幾人后來都成為著名學者,在學術上各有建樹。他們見到戴的著作,聽到戴的言論,皆擊節嘆賞,折節定交。
盧文?二十三年后為《戴氏遺書》作序,稱:
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于顧亭林(顧炎武)、閻百詩(閻若璩)、萬季野(萬斯同)諸老之后,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無徇矯之失。
王昶后來為戴震作墓志銘,錢大昕后作《戴先生震傳》詳細記錄了戴一生行誼及學術成就。
戴在京時,無錫秦蕙田為禮部侍郎,正編撰《五禮通考》,其書把戴震的《勾股割圜記》二篇全部收入,關于天文歷法部分也往往采用其說。
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寓,為王之子王念孫授讀。王念孫與其后的段玉裁,成為戴震最著名的兩個學生。王的《讀書雜志》、《廣雅疏證》,段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是清代學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
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國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揚州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署中認識惠棟。這時,考據學者中有吳派、皖派之分。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區而言,在學術上也有所同異。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也是很有學術意義的。次年惠棟去世,戴震在《惠定字先生授經圖》中曾提出:
夫所謂義理,茍可以舍經而室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學之云乎哉、
他認為學術理論見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據。這與他所說的“圣人之道在六經也。凡學始乎離詞(分析詞句之意),中乎辨言,終乎聞道”②,是一致的。
然而如果認為“不出于圣人之經,皆非學也”③,那就顯示出片面性來。事實上戴震的社會政治思想運用了大量經典語言,但表達的是他本身的經驗與體會。
戴震二十九歲始入學為秀才,到四十歲才鄉試中舉,以后六次入京會試不第。在當時以科舉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會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對于眾望所歸、久負盛名的戴震無疑是一個實際矛盾。
明清科舉制度的主要應試內容,是拘泥形式的八股文與試帖詩,而戴震的學術與思想,則遠超出這些膚淺的取士之法。他本人對科舉的評論是:
其流弊,茍焉皮傅,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恐F學,豈如是而已哉。①
他指出科舉之士,掇拾科名,爭趨利祿,往往是沒有實學的人。
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會試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處,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輯五是汾陽縣人,戴為之作墓志銘,在墓志中借題發揮,寫出科舉制度流弊并表達自己的感慨,當在此時。
由于會試屢次不中,又不能放棄這一途徑,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
四十一歲時,戴震在京,段玉裁相從講學,后致函自稱弟子。這年會試落選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豐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他說:
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于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后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②
四十六歲,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書清稿,據段玉裁記,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隸總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據戴書刪削,易名《畿輔安瀾志》,冒名繕寫進呈,由武英殿刊、。又今徽州文化館尚殘存《直隸河渠書》的抄稿若干。
四十七歲時,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修《汾州府志》,四十九歲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志》。
五十歲,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睹献幼至x疏證》的初稿《緒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繼續在金華講學。
這年秋天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以紀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
五十三歲,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于其聲望,奉乾隆帝命,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
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李如圭的《儀禮集釋》厘訂為三十卷。張淳的書,朱熹曾說“永嘉張忠甫所!秲x禮》甚仔細……較他本為最勝”①。經過戴震輯錄,校訂,于是得以傳世。算書中的《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大部世無傳本而散見《永樂大典》各韻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面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到五十五歲,乾隆42年(1777)夏日歿于北京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可以說是以身殉職。他的弟子段玉裁說“謂先生鞠躬盡瘁,死于官事可也”②。他以杰出的才能智慧,把一生貢獻給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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