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政治舞臺上一個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艱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負荷的重壓，使鄧穎超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這個剛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質上的病變，她還患上了輕微的帕金森氏癥。對于鄧穎超得的這個病，趙煒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這樣的經歷會影響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其實，鄧穎超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人們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會對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饒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尊重。
鄧大姐的身體一直不好，進城后診斷有高血壓和冠心病，曾動過膽囊手術，不久又因膽管結石再次手術。這時，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齡的老人。1982年，在鄧大姐身上出現了巴金森氏病的癥狀，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鄧大姐開始擔任政協全國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她在這個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時，鄧大姐年歲已高，到哪兒我都小心翼翼地扶著，生怕出事�？膳乱膊恍校诮▏逯苣暾写龝�，就因為一眼沒見著，鄧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鄧大姐到了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后正好遇見經普椿同志，她們兩人已經好久沒見面了，當時一見就高興得擁抱起來。這時一位攝影記者想照相，我就主動往邊上躲躲，我剛離開，鄧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當時把我臉都嚇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辭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來。醫生、護士都趕過來，在場的中央領導也關心地問鄧大姐還能不能講話，因為此時離大會正式開始只有十分鐘了。
還好，鄧大姐沒什么事，她表示不會影響講話，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氣。那天，我把鄧大姐送上主席臺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實，在這之前，鄧大姐就經常出現站立不穩的情況，有時還好像要摔倒，我總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員要注意、別出事，沒想到自己陪鄧大姐出來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對鄧大姐說，您要真摔個好歹，我也不活了。鄧大姐說那不能怨你呀。我說，可這是我的責任呀。出了事我沒法向黨和人民交待，更對不起周總理對我的囑托。從那以后，我陪鄧大姐出去時就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原則：不管鄧大姐出現任何情況，我都要耐心細致地把她把她照顧好，因為我答應過周總理。
1988年3月，鄧大姐退了下來，此時她已經84歲高齡了。兩年以后，鄧大姐的身體明顯衰弱，那一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過五次醫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鄧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還是因為肺炎引起的高燒。鄧大姐的情況可能不好，我心里有點緊張，要知道，一個星期前她剛從醫院出來，如今又因為同樣的病癥住院，而且高燒不退，這可不是好兆頭。
我悄悄問醫院的錢主任：“鄧大姐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遲疑了一下坦然說：“有可能，做好準備吧�！卞X主任的話令我心里一顫，我告訴大家要做好鄧大姐長期住院的準備，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現實，我們將要面臨的是最壞的結局。
1992年7月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后兩個字。
鄧大姐在醫院里過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個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經中央批準，鄧大姐接受了一次手術，以后她的情況略有好轉，在江澤民和李鵬來病房看她時還能清楚地同他們講話。到了8月17日，鄧大姐開始出現腎衰，昏迷中的她已經不認人了，我們也已經開會研究她的后事。但鄧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頑強，經搶救她又脫離了危險。那次，她醒來后我正好回西花廳辦事，值班的同志一打電話告訴我這個好消息，我馬上就趕回醫院。沒想到，鄧大姐見到我居然不認識了，可對其他同志卻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難過也很奇怪，就問醫生是怎么回事。醫生說，當病人長時間昏迷后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對越熟悉的人越不認識。他讓我別著急，慢慢情況就會好。果然，一天以后鄧大姐認出我了。后來，當同志們告訴她清醒后最后才認出趙秘時，她居然還有點不相信。
病情好轉后，鄧大姐在院中見到了許多來探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會見了西哈努克親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還惦著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的八十周年校慶，給師生們寫了一封信表示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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