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簽訂時，有三個清廷大員參與其事：欽差大臣耆英、兩江總督牛鑒和曾經的兩江總督時任四品乍浦副都統伊里布。

其時，伊里布因為收復定海不力，被革職，后以七品職銜隨耆英“督辦夷務”，后雖然由從五品而升至四品，自稱“欽差大臣頭品頂戴前閣部堂署乍浦都統紅帶子伊”，其家人張喜也是中英談判的重要人物�？僧吘公@咎在前，“欽差大臣”、“頭品頂戴”都是虛張聲勢，只能“贊襄”，斷不能主事的。

而牛鑒，防守浙江失利，喪城失地，被英軍兵臨南京城下，參與對英談判，雖有戴罪立功的心思，畢竟難逃日后被清算的命運。參與其事，也僅僅是“參與”，屬于過年的涼菜，有他無他不傷宏旨。

真正在對英談判中折沖樽俎，即對道光帝負責，又要挑談判大梁的，是耆英。

何況，以后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的中英《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都是在耆英的主持下簽訂的。

在李鴻章之前，耆英恐怕是簽訂“賣國條約”最多的“賣國賊”了。

耆英是何許人？大清朝有何對不起他，竟然如此不顧天良？

看他的履歷，朝廷并不有負于他。

耆英，字介春，愛新覺羅氏，滿洲正藍旗人，是滿清宗室貴族。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歷任理藩院侍郎，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禮部、工部、戶部尚書，熱河都統等要職。

而在在南京簽訂城下之盟前，耆英的所作所為，也從沒“有負皇恩”。

1838年，道光皇帝開始在全國開展頗有聲勢得禁煙運動。9月，因原盛京將軍寶興禁煙不利，道光帝命時任熱河都統的耆英遷盛京將軍，上任頭把火，就是要奉旨禁煙。

盛京是清王朝“龍興之地”，宗室眾多，不是皇親便是國戚，于朝廷中樞的關系盤根錯節。而販賣、吸食者，也大多是宗室皇親。禁煙的難度，要比林則徐的廣州、琦善的直隸大得多。耆英卻是顯現出相當的干練，著手大力整頓。

首先，1838年11月，耆英將玩忽職守、暗中阻撓禁煙的奉天知州鮑覲堂，署復州城守尉協領博慶，寧�？h知縣袁振瀛，前護理金城守尉佐領王安廣等官員撤職查辦。同時，“嚴札奉天宗室覺羅總族長，內務府三旗佐領，并滿洲蒙古、漢軍各協領，佐領，以及各城守尉、協領，防守尉等各將所屬人員兵丁內，有無吸食鴉片者，分別詳細查明，造冊呈報，以憑稽查，一經核明，無論宗室覺羅，官員兵丁，即行飭拿，從重定擬具奏并將查報不實之該管官員嚴加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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