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晉之際思想家。生平事跡不詳，僅在葛洪(284年～364年)所著《抱樸子·詰鮑篇》中有零星資料，推知大約生活于葛洪同時或稍前。鮑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在政治思想上主張無君論。

　　在門閥勢力大盛，政治黑暗的兩晉之際，鮑敬言對君主政治進行了批判。他指出遠古之世，人們本無尊卑，“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居樂業。后來，人類有了強弱、智愚之分，出現了強智欺凌弱愚的現象,于是“君臣之道起焉”。這既非天意,亦非民愿，儒家所謂“天生民而樹之君”之說是欺人之談。

　　鮑敬言指出，由于“君臣既立”，社會便產生了不平等，“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宿衛有徒食之眾，百姓養游手之人”。統治者驕奢淫逸，欲壑難填，對百姓“勞之不休，奪之無已”，使他們“食不充口，衣不周身”,以致鋌而走險,“冒法犯非”。統治者之間為了一己私利，還不斷挑起紛爭殺伐，“推無仇之民，攻無罪之國”，使天下大亂，這些“皆有君之所致也”。

　　鮑敬言還指出：“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于內，黎民暴骨于外”。這些暴君如果是普通百姓，“性雖兇奢，安得施之？”他們之所以能夠“肆酷恣欲,屠割天下”,正因為他們是君主。君主是一切罪惡之源，所以“古者無君，勝于今世”。

　　鮑敬言幻想一種沒有君主和政府的社會，在那里人們沒有徭役租賦負擔，“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以上引文均見《詰鮑篇》）。這種社會理想不過是一種“烏托邦”。但他的無君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獨樹一幟，對于后世的反君主專制主義思潮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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