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春天躁動不安。
湖北漢口被一起治安刑事案件震動：一名湖南人被一群湖南人在英租界內痛毆，幾成“剁椒‘楊’頭”。
這名受害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楊度，湖南湘潭人，帝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謀士之一。雖然只是個處級小干部(憲政編查館提調)，卻時常到中南海和頤和園給中央領導們講課，可稱“帝師”。
而為首的打人者，是當時籍籍無名、日后名揚天下的辛亥“烈士”劉復基，湖南武陵人。
接到報警之后，英租界巡捕們緊急出動，趕到了事發現場“既濟水電公司”，救治傷者，拘捕兇嫌。令他們吃驚的是，猛下毒手的劉復基，居然是位文化人：漢口《商務報》會計兼發行人。
漢口《商務報》創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業報紙，但此時已經被地下幫會“群治學社”(武昌暴動發動者“振武學社”前身)秘密收購，作為武裝暴動的據點，在湖北新軍中積極策反。這次，劉復基得知楊度住在“既濟水電公司”，就召集了幫會成員100多人先在湖南會館聚會，而后帶10多人找到楊度，要揪他到湖南會館進行批斗，楊度不從，眾人便對其圍毆。
租界警方將一眾兇嫌拘留了8小時，見楊度無性命之憂，便將劉復基等釋放，英國領事隨即下令，將劉等人驅逐出租界�！渡虅請蟆吠瑫r被湖北地方政府和英租界列為需重點布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之一。
致命的國有
實際上，民營鐵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暴露的大量問題，已經令朝野開始重新審視這種 “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可行性。
除了湖南同鄉要置楊度于“剁椒”之外，湖北本地的紳士們也不喜歡這位鼓吹鐵路國有的小京官。根據野史記載，湖北商辦鐵路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張伯烈，甚至密派殺手，要取楊某人的性命。楊度自己也知道身蹈險地，日后仍心有余悸：“白刃當起于前，洋槍或震于后”。吊詭的是，日后楊度卻與張伯烈聯手組建“新共和黨”，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舞臺上唱了一出二人轉。
楊度的鐵路國有建議，是以普通國民遞交公開信的方式上書中央郵傳部的，但他知名度高，影響力大，一時倒成了反對鐵路國有者的眾矢之的。在他的建議書中，痛斥粵漢鐵路從美國人手里收回商 辦后，湖北、湖南和廣東三省政界和企業界，內訌內行，各自為政，鐵路進展緩慢，因此，一改其此前贊同鐵路商辦的觀點，呼吁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以保障建設的順利進行。
和他有同樣想法的人，其實并不在少數。民營鐵路公司的種種腐敗現象，令這些當初激情澎湃為民營呼吁的人逐漸冷靜，趨向現實。
曾鯤化，一位年僅28歲的郵傳部普通機關干部，曾留學日本學習軍事，與日后大名鼎鼎的蔡鍔是同學。他在1906年學成回國后，歷時3個月、走遍15省，全面考察了中國鐵路，寫出了中國鐵路史上的第一份考察報告《中國鐵路現勢通論》，史稱“丙午調查”。對實踐中看到的商辦鐵路的種種弊端，秉筆直書，痛加貶斥。
主持收回粵漢鐵路并改為商辦的張之洞，在1909年臨終之前，已經痛感到商辦民營對鐵路建設的巨大傷害，從而頂著既得利益集團“賣國賊”的指責，主持了引進外資加快鐵路建設的工作，試
盡管民間依然對引進外資充滿了疑慮，但外資獨資修建的鐵路，其豐厚的利潤令朝野信服和艷羨，而且促成了大清國的鐵路建設大大提速，從根本上抑制了路權的喪失。
引進外資本身常帶的不平等條款，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和列強之間的相互制約，而逐漸消解。1908 年，《天津浦口鐵路借款合同》簽訂，德國德華銀行、英國華中鐵路有限公司為該鐵路提供貸款，第一次取消了列強從鐵路收益中分紅的“余利制”，而只需支付20 萬鎊現利，同時，也不再以鐵路本身作抵押，而以直隸、山東、江蘇三省厘金作擔保，并且明確規定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中國國家辦理”。這成為大清國引進外資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大清國終于獲得了在經濟合同上基本平等的談判地位。
人們也認識到，鐵路建設“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籌款的艱窘而論，鐵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畢，而政府是沒有時間去等的”(《東方雜志》)。那種拒絕外資的“經濟義和團”舉動，“非束手待斃之道乎……而謂赤手空拳，能轉貧弱為富強，不自取滅亡者，異日抉吾眼拔吾舌也�！�(《民呼日報》)。
實際上，民營鐵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暴露的大量問題，已經令朝野開始重新審視這種 “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可行性。盛宣懷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當前的社會資本條件下，單純的籌款自辦是“與實事毫無補救”的“徒托空言”，鐵路要大發展，必須收歸國有，必須引進外資。實際上，一些民營公司一邊高喊拒絕外債，一邊也在悄悄地接觸外資，反而大大削弱了中國在與外資談判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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