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劉震云受邀參加了央視的《朗讀者》節目，他在眾多作品中選擇了朗讀自己剛被翻拍成電影的《一句頂一萬句》。下面是關于他的勵志故事，歡迎閱讀：

　　永遠沒有極其憤怒，永遠特別平穩

　　1940年代的河南延津縣位邱鄉李恩村，一位身高不足一米六的農婦體格并不強壯，卻一直是東家們搶奪的短工。麥收時節，她為村中大戶收田謀生，麥田長達三里，金黃色一眼望不到邊際，揮刀割麥的動作卻單調費力，毫無詩意可言。她從麥田這頭割到那頭，最壯實的男丁卻還在半道徘徊。十幾年后，年幼的外孫問她為何如此迅速，她說因為割麥時從不直腰。“你直了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第二百次……你就永遠割不完麥子。”

　　“我始終記得姥姥割麥子的畫面，否則我走不到今天。”時隔50多年，曾長期遭受困餒的作家劉震云回憶，站在麥田盡頭為一路彎腰的姥姥吶喊助威，是最令他興奮的幼年往事。貧苦乏味的童年一度折磨著他，卻也在日后成就了他，成為寫作者后，他的筆觸瞄準并穿透日常生活，指向這個國度最廣大人群的生存處境與精神境況。

　　“我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如票房20億。”點映會上，劉震云半開玩笑。飽滿自信心不只因為《一句頂一萬句》，還源自本片的姊妹篇《我不是潘金蓮》，導演是他的多年搭檔馮小剛。種種原因，這部原定于國慶檔上映的影片最終改檔至11月下旬，一位編劇的兩部電影在同一個月先后上映，這在中國影壇并不多見。

　　考慮《我不是潘金蓮》的改映檔期時，馮小剛曾在凌晨3點打電話征求劉震云的意見：“把11月搞成‘劉震云月’可不可行?”

　　劉震云回答：“那有什么不行的!”

　　電影市場低迷數月，劉震云的自信能否得到市場的有力回應，尚未可知。11月是公認的票房淡季，執導《一句頂一萬句》前，劉雨霖尚無長片拍攝經驗，多年搭檔馮小剛坐鎮的《我不是潘金蓮》不僅經歷了改檔風波，還因堅持使用圓形鏡頭而備受爭議。而兩人先前的合作經歷中，也曾有過不如人意的段落：醞釀19年之久的《一九四二》，2012年賀歲檔上映時票房顯著低于預期。

　　事易時移，一向心直口快的馮小剛仍為此片未獲市場接納耿耿于懷，而劉震云面對此事卻顯露出超出常人的平靜姿態，這也正折射出其一貫性格。在女兒劉雨霖的觀察中，假若人類的情緒值有十級，特高興是十，特悲傷是一，劉震云的情緒永遠在“四和六之間”,“永遠沒有極其憤怒，永遠特別平穩”。

　　作為一個以觀察書寫人心人性為生的人，劉震云有別于情感激昂飽滿的寫作者，而是習慣了冷峻疏離的旁觀姿態，與人交流持有分寸。他的寫作生涯伴隨著一個值得注意的悖論：作為當下少有的獲得主流文學體制和商業文學市場雙重認可的作家，他卻自覺與兩者都保持相當距離——在多個場合，他強調自己不是專業作家，沒有拿過納稅人的錢;而在另一端，崔永元曾向他提出疑問，涉足影視如何保持寫作狀態，他的回應是：一年365天，一個晚上在電影圈，一個晚上在電視圈，剩下的363天在書桌前，跟書里的人物在一起。

　　他被稱為“中國最繞的作家”，最近的一部小說《我不是潘金蓮》，正文僅十幾頁，兩篇序言卻長達兩百多頁。但在現實生活中，他沉默寡言，“非常不喜歡?唆”，多年保持著規律單調的生活狀態：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跑步，上下午各寫作3個小時，晚間讀書休息，如此周而復始。

　　在他身上，這種外界感受與實際情形存在落差的狀況時常存在。因在小說中堅持運用簡潔直接的白描手法，有評論家將他的風格定義為“新寫實主義”，他對此并不認同：

　　“有時候評論家會說我開創了新寫實這么一個方式，我說是非常不準確的。如果文學是為了反映現實，是為了寫實，其實文學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我們推開窗戶就可以看到。文學與現實有多遠?好的小說和窗外的生活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作者的認識跟現實是有天壤之別的。好的作家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哲學家。”

　　作家要有一顆敏感的心

　　除了早起跑步、做一套“劉震云廣播體操”外，劉震云在寫作之外最樂于做的事是逛菜市場。2019年8月的一天上午，正為買西紅柿還是茄子猶豫不決時，出版人打電話告知他《一句頂一萬句》獲得了茅盾文學獎。這個四年一評的獎項是中國長篇小說作者的最高榮譽。

　　出版人補充道，由于李嘉誠的捐助，自當屆起，獎金由5萬元提高為50萬元。得知寫作生涯最重要的消息之一后，劉震云的反應是在茄子和西紅柿中選擇了價格更高的后者，中午給自己做了一碗西紅柿雞蛋面。

　　在劉雨霖眼中，這正是父親一貫性格：“大多數人聽到好的或是壞的消息，總會有一個情緒上的反應，高興或是難過。他從來沒有，永遠都是很安靜。”

　　但劉震云并非一個遲鈍木訥的人。何為平淡庸常，何為動魄驚心，他有一套異于常人的判斷標準和表達方法。馮小剛對劉震云小說特點的概括是：“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刀光劍影;看似不咸不淡，實則波瀾壯闊。一切不露聲色，于無形之中勢不可當。”

　　他習慣于將目光對準大多數人視而不見的日�，嵤�。多年前讓他聲名鵲起的《一地雞毛》，靈感正是來自于菜市場中。

　　1990年代之初，改革浪潮涌動，看似平靜的市井生活背后，人心焦慮不安。走在街頭，旁觀著路人麻木冰冷的表情，劉震云感到困惑。“世界上無非兩種人，5%的人處于支配地位，他說怎么樣就怎么樣，95%的人是你說怎樣我就怎樣。后一種人每天機械重復，人生的樂趣在哪里?”

　　但他發現人們一進菜市場，臉上立刻生動起來。站在旁觀者角度，他時常發現有人為了一毛錢寸步不讓，當拿著便宜一毛錢的韭菜往家走時，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覺得左右人們心緒的絕不是這一毛錢本身。“這時候他戰勝的不單是韭菜和小販，而是整個世界。他跟美國總統從八國首腦會議上拎回去一攬子計劃的心情是一樣的。”

　　其時，80年代興起的“文學熱”尚未退去，慷慨激昂的宏大敘事是創作主流。劉震云卻反其道而行，《一地雞毛》寫的是初入機關的年輕大學生小林的個人生活。文中的一句“小林認為，他家的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更重要”，被他視為理解此作的關鍵：“《一地雞毛》寫的不是凡人小事，寫的是凡人大事。這些小事放在個人身上，就變成了大事。你可以問問走在街上的人，對他個人來說，是分房子、漲工資這件事大，還是蘇聯解體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一地雞毛》獲得讀者好評，也引發評論界關注。“新寫實主義”“官場小說”“機關文學”等概念成為解讀劉震云的標簽。但他認為這種歸類方式“沒有創造性，特別懶惰”。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將自己定義為“人性觀察者”，認為回歸人性這才能使小說具備超越種族和對抗時間的價值。“社會外在的變化很快，但人性的變化很慢。”

　　為此，他習慣于反復追溯自己寫作道路的源頭，在河南農村度過的童年。

　　不滿一歲時，劉震云便被父母送到姥姥家里。多年以后，與姥姥相依為命的經歷被他無數次提起，盡管姥姥并不識字，但他始終將其視為精神源頭。“你從小跟誰長大的，誰給你喂飯穿衣送你上學，那個人對你的影響一定是最大。”

　　姥姥教給他的諸多道理其中之一，是“要做一個有見識的人”。劉震云5歲時，村中第一次有了小學，只有一名老師，5到12歲的孩子全收。父母因囊中拮據對此態度消極，但姥姥卻拿出5元救濟款，拉著劉震云的手將他送入學校。

　　貧窮饑餓的生活，曾一度束縛劉震云的視野。直到十幾歲時，他的夢想仍是到鎮上當一名廚子。這源自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回到父母身邊后，家中來了客人，卻沒有東西招待。劉母讓丈夫到鎮上餐館賒饅頭，家中八口人外加三個客人，劉母卻特意交代只賒三個，再多無力償還。劉父未能如愿，還遭到廚子羞辱。從此之后，每逢夫妻矛盾，劉父都因此事遭受奚落。

　　在劉震云眼中，從此三個饅頭像三座大山一樣壓在父親身上。“所以我想當個廚子，我父親如果到我的飯館賒饅頭，甭說三個，三十個我都賒給他。這就是我小時候的理想。”

　　基于宗族體系構建而成的鄉村社會里，劉家勢單力薄，在村中受人忽視，位居邊緣。這使得少年劉震云特別害怕看到街上任何一個大人不高興，乃至于習慣性根據大人的表情揣摩他的心情。“只要他板著臉走，我就很害怕，覺得他很強大，我很弱小。可強勢家庭的孩子就沒有這種概念，他不怕什么。”

　　多年后回憶往事，劉震云覺得那種經歷在無意中訓練了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基本素質：冷靜、敏感、有能力捕捉人性之微妙復雜。“作家要有一顆敏感的心，他對世界很微小的東西都要有所感悟。那種強盜型的人、熱血型的人可能不會當作家，至多能當詩人，那種細膩和微妙的東西他肯定體察不到。”

　　但在當時，他全無投身寫作的意識，這離他的生活過于遙遠。15歲時，劉震云入伍當兵，在甘肅的茫茫戈壁灘上度過5年。那是他當時能想到的唯一逃離土地的出路——提干當了軍官，就有工資賺，還能娶媳婦。

　　部隊生活簡單枯燥，劉震云嘗試在書籍中消解精神苦悶。“文革”期間，人文社科類書籍多被銷毀，理工科書本卻容易得到。他在軍營中的路燈下自學數學，乃至于熟練微積分。這一業余時間隨心消遣的舉動，卻在日后徹底改寫了他的命運——1978年高考恢復，20歲的劉震云報名參考，其他學生數學成績多為個位數，他卻考出89分，并憑此成為河南省文科狀元。

　　千萬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2010年10月，劉震云作為系友代表在北大中文系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講。講至末尾時，他笑稱自己“有悖于老師的教誨”——每逢新生入學，歷任系主任總會在開學典禮上特意宣講一條傳統：“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至今仍是如此。而劉震云則是少數打破這一規律的該系畢業生之一。

　　劉震云進入北大時，正值80年代文學浪潮興起。在此背景下，北大中文系在這所最高學府中獨領風騷，連續多年收攬半數高考狀元，這其中，便包括河南狀元劉震云。但在這群同學中，他寫作才能并不出眾，而是因數學成績遠超他人而進入中文系。這在旁人看來有些矛盾：數學與文學，似乎是兩個截然對立的門類。

　　但他對此并不認同。恰恰相反，他不厭其煩地強調數學之于寫作的重要性。他甚至建議我們將“數學不好的人不能成為好作家”作為文章標題。

　　因小說結構龐雜、語言繁復，諸多評論將劉震云稱為“中國最繞的作家”。他以數學視角對此解釋道：“這個民族的思維特別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外一件事，接著又說成第三件事。你要說清一件事，必須同時說清八件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思考習慣特別容易大而化之，說不清楚事情的邏輯。我覺得作家的責任，就是從別人說不清楚的地方開始把它說清楚。而有些人說不清楚，就是因為他數學不好。”

　　入學時身披省狀元的光鮮標簽，劉震云的北大生涯卻顯得有些沉寂。一個例子可證明他當時的沉默寡言：剛入學時，他看到班上一位女生上課時口中不停咀嚼著什么，他好奇不解，但過了三個學期才鼓起勇氣發問，得知那叫作口香糖。

　　置身于洋溢著理想主義浪漫氣息的北大中文系，他是個缺乏存在感的邊緣人。文學熱潮滾滾而來，其他同學滿懷激情接連發表作品，成為受人矚目的校園明星，他卻不那么合群，疏離于大環境，獨自埋首于文學哲學經典著作中。日后，他將其這一過程形容為構建“蓄水池”：

　　“一個作者背后的蓄水池到底有多深是最重要的，這個蓄水池中有對生活的認識、對哲學的認識、對民族的認識、對宗教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等等。把一個故事情節寫得很生動，人物寫得栩栩如生，講一個動人的故事，這是初級作家干的事。北大中文系上過一年都沒問題，當時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班50多人都在寫東西，都寫得挺好。沒有問題，故事一個比一個編得熱乎，一個比一個編得圓滿，但這確實不是一個作家所要達到的好小說的標準。”

　　這種與風潮保持距離、暗自蓄力的行事習慣，汲取自北大課堂。多年后回校演講時，他講起這段往事。在吳組緗教授的講座上，他曾聽到吳將自己與老舍進行比較：“老舍先生1949年之后是一直受寵的，我一輩子沒有受過寵，比這個更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臉的，我是不要臉的。所以當一個人突然不受寵的時候，他跳了太平湖，當他跳太平湖的時候我每天在北大打掃廁所，我是北大打掃廁所最干凈的人。”

　　在北大，劉震云自視曾捕捉到一舉成名的寫作捷徑，但卻有意背道而馳。“最快的路徑就是裝腔作勢、裝模作樣、裝神弄鬼。”他說，“那個年代如果你寫極端的題材，極端的人物，馬上就能得到關注和承認。就好比你穿異裝奇服馬上能引起路人注意，而你穿得跟眾人一樣，別人很難馬上認出你來，然而后者折射的才是生活的真相。其實樸實的道路是最難走的，但它也是最長遠的。”

　　至畢業時，劉震云又一次顯露出與大環境背離的一面：曾沉浸于文學激情的同學們為前途奔忙紛紛停筆，與文學漸行漸遠，他卻在此時開始提筆創作。畢業分配進入《農民日報》這家國字頭報紙后，他無心沿職稱體系向上攀登，而是保持沉默低調的旁觀姿態，為日后創作積累素材。一位同事曾以《悄然長成的一棵大樹》為題描寫他，意指他不聲不響，被人忽略。

　　1987年，經歷為期5年的“投稿—退稿”循環后，他在《人民文學》發表處女作《塔鋪》，并在隨后連續推出《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等作品。評論界將其總結為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場系列”。

　　他在這些作品中創造出一系列凌厲冷峻的意象，與日常沉默寡言的性格形成反差，令熟悉他的人深感驚訝：如描寫中央機關官場生活的《官人》，開篇第一句便是“二樓的廁所壞了……屎尿涌了一地。天氣太熱，一天之后，屎尿就變成了一群蠕動的蛆蟲。有人親眼看見了一個大尾巴蛆，正在往廁所對面的會議室爬。”整個機關的存在和運作，浸染于這種蛆蟲遍地的氛圍之中。再如《單位》以爛梨意象開頭，單位拉來一車梨作為過節禮物，可是，“梨是爛的。有的爛了三分之一，有的爛了三分之二”，而且“大的大爛，小的小爛”。整個辦公室卻若無其事一起吃爛梨。

　　一系列作品與當時流行的宏大敘事格格不入，收獲激賞，也招致非議。

　　作家李洱認為，劉震云的特點是普天之下的故事，不管是歷史、政治，還是非常尖銳的一些權力、意識形態的所有問題，都全部放到日常生活的層面展開，“構成了90年代文學的邏輯起點”。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總結道：“劉震云揭示了日�，嵤轮辛钊苏痼@的事實。”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單位》里的人物變形得如此奇特，是標準的現代派作品。劉震云并不領受這種贊譽，反駁道：中國人一點兒也不覺得奇特，“因為大家就是這么活著。”

　　贊美聲中也夾雜著批評。有評論認為《一地雞毛》庸常、瑣碎、語言缺乏文學應有的美感，不過是流水賬。面對種種聲音，劉震云不為所動，在隨后的創作中堅持將筆觸對準日常生活，采用口語化的敘事風格。

　　在他眼中，作家面對著兩種洪流：一是歷史的洪流，“20世紀中國這種翻天覆地的、暴動的、血腥的、荒蠻的東西”，還有一種洪流是普通人內心的洪流。他堅持選擇書寫后者。“一個作家選擇寫作的時候，是從易，還是從難?大海表面的波濤是非常洶涌的，寫它是相對較容易的。但是它還有內部的渦流和潛流，寫起來確實更為不易。不僅評論家難以下嘴，作者寫的時候也難以下筆。”

　　《一地雞毛》后，他突然將寫作重心由城市機關生活轉向鄉土與歷史。1991年與1993年，他連續出版兩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到處流傳》。他如此解釋這種轉變：

　　“之前的所有作品，我覺得借助的只是生活的百分之五的層面。從《故鄉到處流傳》開始，我突然發現那樣認識生活特別不對，落下百分之九十五不管不顧，對一個生活中的自然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作為一個以文字為生的人，我覺得過去的寫作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為那百分之九十五的東西支撐著整個民族的生存、生活。”

　　1999年，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問世。這部寫作6年、修改兩年的作品，長達近兩百萬字。8年的寫作過程封閉而孤獨，生活單調重復，周而復始。動筆時他33歲，完稿時已至中年。“二百萬字就是直接抄一遍，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后兩年的修改過程尤其煎熬，被強烈的自我懷疑籠罩。“不知道6年前的是對的，還是現在的是對的。它就像走夜路一樣，前邊有個影子在走，你在追他，你走他也走，你停他也停，你不知道那個是對的還是這個是對的。這個自己追自己的過程比自己追別人的過程要痛苦。”

　　每逢自我懷疑時，他習慣于從童年往事中汲取力量。8年間，他反復回憶起13歲時與當馬車夫的舅舅交談的經歷。

　　舅舅問他：“你覺得你聰明嗎?”

　　“不太聰明。”

　　“你笨不笨?”

　　“我也不笨。”

　　“世界上就怕這種人，要不你聰明，要不你是個傻子，你生活得都會非常幸福，像你這種既不聰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最難混。”

　　“那我該怎么辦?”

　　“你記住我的話，不聰明也不笨的人，一輩子就干一件事，千萬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一個老奸巨猾的人

　　2019年9月24日，西班牙巴斯克海濱小鎮，《我不是潘金蓮》獲得第64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頒獎禮上，劉震云在配有翻譯的情況下，堅持用極不熟練的英文發言：“我相信我是個好作家”(I believe I am good writer)。

　　發言帶著濃厚的中式口音與語法錯誤，卻顯得極富自信，這源自評論界與文學市場的雙重肯定。有別于一些獲獎后銷量才開始提升的文學作品，多年來，劉震云新書的版權頁上，總是有著令人驚嘆的首印數�！兑坏仉u毛》《我叫劉躍進》首印20萬，《我不是潘金蓮》首印50萬，而為他摘取茅盾文學獎的《一句頂一萬句》，截至2019年8月，累計印數已達180萬冊。對于中國心懷著書立說夢想的人來說，這些數字光鮮奪目，令人艷羨。

　　但在一些人的觀念里，那是通俗小說作者和教輔編撰者才相匹配的圖書印數，對于嚴肅作家而言，是迎合市場需求的結果，甚至是令人羞恥之事。劉震云對此類看法不屑一顧。“如果一本書沒有人讀，這不是讀者的問題，一定是作者的問題。我相信，暢銷書不一定都是好書，但好書一定是暢銷書。托爾斯泰、肖洛霍夫、海明威、加繆、雨果、莎士比亞、馬爾克斯，哪個都暢銷，而且是從南美、從歐洲、從北美暢銷到中國來。如果有人說我的作品特別好但就是沒人看，我認為都是自欺欺人。”

　　基于此種觀念，他長年與文學體制保持相當距離。他堅信好的作家應依靠作品本身獲取一席之地，“寄生不是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寫的東西沒人看，還要納稅人每個月給你工資，這合理嗎?”他說，“如果一個作家離開納稅人的錢會餓死的話，他就不應該從事這個職業。”

　　他很少與文壇來往，少數有所交往的作家，更多是出于“人與人之間自然的關系”，見面時極少談論寫作。“作家就是一個手工業者，這是一個特別個體的勞動，它的群體性的因素特別特別少。我覺得文壇是一個特別沒意思的說法，而且是一個沒意思的群體。”

　　但他也并非一些人想象中那樣積極迎合市場。尤其是當他的作品被接連改編為廣受關注的影視作品后，這一情形便更顯得出人意料。他并不樂于接受“馮小剛御用編劇”的稱謂，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一名編劇，只是偶爾客串，改編自己的作品。他覺得和影視圈相距甚遠，唯一的聯系就是幾位朋友。“不需要認識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

　　在接連將劉震云的四部作品搬上銀幕后，馮小剛對他的評價是：“劉老師真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

　　1993年，剛剛寫出《動物兇猛》《過把癮就死》的王朔將“當代小說家里對我真正能構成威脅”的劉震云介紹給馮小剛。雙方自《一地雞毛》起，開啟了持續二十多年的合作。從初次接觸起，馮小剛就感受到了劉震云存在距離感的一面。

　　面對他發出的將《一地雞毛》改編為電視劇的邀約，劉震云并未過多表露興奮之情，而是嚴肅地說道：“《一地雞毛》寫的不是凡人小事，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來僅僅是凡人小事，那我認為可以不拍。”

　　多年來，馮小剛常在電影公映前邀請劉震云發表意見，聽到的反饋一定是“好，非常好”。再追問，劉震云還會說好。反復追問，他說非常好，如果有一點兒不足，也是編劇的問題。再往下追問，“導演也有一點兒問題。”

　　“這說明劉老師非常有城府、非常狡猾。”交往久了，馮小剛才能逐漸摸透劉震云話里的“虛實”。“劉老師要是只說好，那就是這事問題比較多。”

　　在馮小剛眼中，劉震云習慣于對人事冷眼旁觀，深諳人性弱點，卻極少表露心緒。這與心直口快的自己恰好相反。“所有人創作完一個東西后請別人來評價，其實是不希望聽到說不好。有些人體會不到這點，就一二三四五把毛病都說了，對方心里頭弄個不痛快。而劉老師認為自己絕對不能犯這樣的錯誤，所以他一般都會說好，很好。如果他不是這么認為的，他就會把這個好說得特別虛。”

　　這種風格貫穿于劉震云的日常生活中。在前新浪網總編輯陳彤的眼中，這位多年朋友在飯局上禮數周全，善于讓在座每個人感受到尊重與舒適，但又在交談過程中保持分寸，鮮與人發生意見交鋒。“他要覺得話不投機，要么干脆不說話，要么蔫吧蔫就走了。他絕不屬于貿然說鋒芒話的人。”

　　正如兩位朋友的觀察，劉震云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于做一個沉默疏離的旁觀者。規律的寫作生活之外，他最愛做的事情，是拿著小本和鋼筆，蹲在北京大街口旁觀人來人往;闖進一個餐館，聽農民工和餐館老板算錢;帶著女兒去一家修鞋鋪子，邊聊天邊吃老板烤的紅薯。他以旁觀者的姿態到達而又離去，并不試圖讓雙方真正介入彼此的生活。他相信只有保持觀察距離，才能理清潛藏在故事之下的“生活與人的邏輯”。

　　為此，他保持著馮小剛所說的“狡猾”一面，現實生活與小說世界中判若兩人——盡管在小說作品中時常對各類人事施以辛辣諷刺，堅持對時代的反思和批判，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從不以反叛激昂形象示人，極少發表尖銳批評。

　　當被問及他小說的主題是否總落腳于體制對人的異化時，他認為這種聲音是一種徹底的誤解：“好的作品永遠指向人性本身。體制對人的傷害是人物關系的一部分，有什么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就會產生什么樣的體制，這是人群共同作用的結果。作家應做的是幫助大家理解人性。”

　　談起這些時，他語氣平靜，狡黠地眨著雙眼。人們習慣于沉浸在姿態、情緒當中，但劉震云更樂于通過創造具體故事而非發表觀點來拓展創作的邊界。對于當下中國缺乏優秀文學作品是受到大環境局限的觀點，他并不接受：“一個人不能寫出好作品，千萬不能怪在時代、社會、生活。一個真正好的作者，生在哪個時代，就應該在這個時代寫出好作品。斯大林時代同樣寫出了《靜靜的頓河》《布拉格群島》《日瓦戈醫生》這樣的作品。這樣的說法我覺得主次顛倒。”

　　正在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蓮》中，觀眾將再次體味到劉震云擅長營造的辛辣反諷風格。“寫這本小說是為了探討生活的底線，看它到底能夠多荒誕。生活就像一個深淵一樣，荒誕沒有底線。”

　　“董憲法”“王公道”“史為民”，當他為筆下人浮于事的司法人員安上這樣的名字時，主人公李雪蓮的漫長告狀遭遇顯現出濃重的荒誕色彩：這個頂了潘金蓮冤名的女人經歷了一場荒唐的離婚案后走上告狀路，結果一告二十年，依舊深陷困境。

　　“你為什么善于制造荒誕的效果?”

　　“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這樣，每時每刻都充滿荒誕，不是嗎?”說著，劉震云露出微笑，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那是專屬于旁觀者的表情。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zhi/12648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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