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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曾經是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旗手。長期以來，不僅斯大林的革命事業，而且斯大林的家庭生活都頗受人們關注，其中包括斯大林的親生女兒。斯大林女兒原名斯維特蘭娜?阿里盧耶娃，1926年2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青少年時期得到斯大林的關愛和呵護，斯大林去世后陷入彷徨苦悶，14年后逃離蘇聯，移居西方，過了17年又返回蘇聯，隨后不久再次回歸西方。她的人生道路充滿戲劇性和曲折性，從而使她一再成為轟動世界的新聞人物。圍繞她發生的事情，值得人們回味和深思。

斯維特蘭娜自幼得到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懷。在她6歲那年，母親阿里盧耶娃突然自殺身亡，此后，她得到父親的加倍寵愛。當時，斯大林把她視為掌上明珠，對她溫存體貼，經常把她高高抱起，使勁親她的臉，稱她為“小麻雀”、“小東西”。斯大林還和她玩“命令”游戲，戲稱她為“小女主人”，用工工整整的印刷體給她寫信，自稱是她的“第一號秘書”，她如果有什么要求，就下達“命令”，而斯大林則表示“服從”、“遵命”、“馬上就完成任務”。一般說，斯大林態度和藹，在生活上從不“教訓”和“挑剔”她，但在她10歲那年，卻發生一件使她頗為難堪的事。有一天，斯大林見她穿了一件膝蓋以上的短連衣裙隨意行動，便大聲說：“這是怎么回事，光著身子到處跑？”隨后斯大林規定她穿“連衣裙要過膝”，并開始不斷挑剔她穿著的毛病，使她不知所措，多次痛哭起來。后來有人告訴她：“在格魯吉亞，年老的人都見不得短衣服、短袖和短襪�！�

自1933年起，斯維特蘭娜在莫斯科第二十五模范學校讀書，1941年轉到古比雪夫讀九年級，后來又回到莫斯科讀完十年級。中學畢業后的1943年，她按照父親的意思考入莫斯科大學現代史專業學習。隨著年歲的增長，她與父親的矛盾和摩擦日益顯露出來。

1942年底，她在年僅16歲時便跟一個40多歲的電影導演卡甫列爾發生戀愛關系，兩人形影不離。斯大林知道后，在盛怒之下重重地打了她兩記耳光，并責備她說：“現在戰爭打得這樣，可你卻干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誰需要你！他身邊有那么多的女人，你是個糊涂蟲！”此后，斯維特蘭娜同父親的感情便疏遠起來，幾乎“成了路人”，“幾個月都不說話”。據說，當時官方懷疑卡甫列爾是“英國間諜”，隨后把他流放了5年，又在集中營強制勞動了5年。

1944年春，斯維特蘭娜18歲時便同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學生莫羅佐夫（猶太人）結婚，并于第二年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約瑟夫。對這件婚事，斯大林并不高興，只是勉強同意，讓她“愿意怎樣就怎樣”，給他們安排了一套房子，卻從未與莫羅佐夫見面，而且規定不許他到斯大林家里去。1947年春，她和莫羅佐夫的關系破裂。1949年春，斯維特蘭娜23歲時又和原聯共（布）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的兒子尤里?日丹諾夫結婚，并住到丈夫家里，但這次婚姻仍然是失敗的，在她生了一個女孩之后，雙方于1952年離婚。隨后，斯大林給她在莫斯科另外安排了一套房子，要求她“不能再使用公家的汽車和公家的別墅”，并給她一筆錢，要她“買輛車，自己開，但是要把司機證拿來給我看看”。

父親去世，動蕩政治讓她無所適從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斯維特蘭娜經歷了很長時期的彷徨苦悶。父親的去世，一方面使她“腸斷心摧”，悲痛萬分；另一方面又使她“感覺到某種解脫正在來臨”。此后，她個人的生活雖和過去一樣“比較安定”，繼續住著莫斯科的一套五居室房子，她自己以及膝下的兩個兒女都享有不菲的撫恤金，但周圍的環境卻“一片動蕩”，政治事件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使她無所適從。于是，她“把全部時間都用于思考往事”。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掀起一場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風暴。代表大會剛剛閉幕，在逐級傳達之前，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便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交給斯維特蘭娜閱讀。她仔細看完這個報告后說：“這一切都像是真事……”米高揚十分高興地說：“我早就知道你會理解的�！痹谔K共二十大的影響下，斯維特蘭娜的思想和信仰發生了重大變化，并在1957年9月把“斯大林娜”這個姓改成“阿里盧耶娃”，隨了母親的姓。她說：“我再也不能用斯大林這個姓了，它那錚錚的鋼刀聲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雙眼和我的那顆心�！�

1962年5月，斯維特蘭娜在東正教教堂接受“洗禮”，自稱這是“一次巨大轉變”。此后，她相信“主宰世界的是上帝的理智”，認為“不心懷上帝就不能活”。她說，“我從小受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殘存物，宛如過眼煙云，消失殆盡”；“對我來說，共產主義的基本教條已完全失去它們自身的意義”。

在宗教洗禮的強烈影響之下，斯維特蘭娜在1963年夏天寫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當時并未出版）。這是她在莫斯科近郊的別墅里寫的，書中所說的“友人”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莫斯科化學教授。她強調這20封信所寫的不是“歷史回憶錄”，而是“家庭記事”，也是她“本人的懺悔”。她自稱“度過了37年愚蠢的、無意義的、雙重性的生活”，希望自己“將一切都寫出來之后，某種難以忍受的重擔終于會從肩上卸下”。

多年間，斯維特蘭娜在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從事歷史、俄羅斯語言及兒童文學研究，曾翻譯出版了英國人的著作《慕尼黑密謀》、《人與進化》等。1963年10月，她在一次住院治療時邂逅相識了來莫斯科治病的印共黨員勃拉哲士?辛格，并和他發生了戀愛關系。

辛格是30年代早期在英國倫敦加入印共的，當時年老多病，比她大17歲，出身于印度貴族家庭，長期生活在國外。斯維特蘭娜立即申請同辛格結婚，但蘇聯當局拒絕給予登記，怕她今后利用夫妻關系離開蘇聯，給國家造成不良影響。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還親自出馬進行勸阻，對她說：“您是一位既年輕又健康的婦女”，“要這個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們大家都堅決反對！”當時的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也找她談話，對她說，“你要知道你父親是最反對和外國人結婚的，甚至我們還有這么一條法律！” 蘇斯洛夫還特別強調：“我們不放你出國！”但是，斯維特蘭娜堅持己見，不為所動，盡管沒經過婚姻登記，她終究還是和辛格同居了。從1966年夏天起，她甚至離開了工作單位，脫離了黨組織，留在家里陪伴辛格。同年10月31日，辛格患病去世，夫妻同居僅1年半。

1966年12月，蘇聯當局批準斯維特蘭娜送丈夫辛格的骨灰去印度安葬，給她兩個星期的假期。到印度后，她又獲準延長探親期限。在此期間，她到處聯系，積極活動，力求脫離蘇聯。她曾向當時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請求長住印度，但未獲允許。1967年3月6日，就在預定返回蘇聯的前夕，她突然乘坐出租車投奔美國駐印度大使館，堅決要求移居美國。

蘇聯官方起初保持緘默。幾天后，塔斯社作了報道，末了說“斯維特蘭娜?阿里盧耶娃打算在國外住多長時間??這是她個人的事情”，說明對她返回蘇聯尚未失去希望，還留有余地。斯維特蘭娜立即發表公開聲明，說她不打算返回蘇聯。至于美國，起初也很審慎，決定讓她“不必急于進入美國，先在中立地區待一些時候，仔細估量一下她的動機和計劃”。隨后，美國使館以“旅游者”的身份把她送到瑞士，讓她“從長計議”，以防她“冷靜下來以后會改變初衷，要求重回莫斯科”。于是，她在瑞士居住了一個半月。在此期間，美國國務院特派原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等人同她進行長談，對她進行全面的考察和了解。斯維特蘭娜一再表示，她“決定永不返回蘇聯”。最后，她獲準于1967年4月21日飛往美國。

蘇聯國內許多人指責她不僅背叛了自己的父親，而且背叛了自己的祖國。西方則通過對她的訪問、報道、錄音、照相、評論以及出版她的書籍等等，發動了一場反蘇、反共的強大宣傳攻勢。1967年6月25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不得不在聯合國記者招待會上說：“阿里盧耶娃是個精神上不穩定的人，她有病，對那些企圖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們只能表示惋惜�！�

斯維特蘭娜移居美國之后，出版了兩本書。1967年5月，她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這是她1963年在蘇聯國內寫成的一部手稿，1966年1月她和丈夫辛格一起偷偷讓印度駐蘇大使考爾帶到印度，1967年她又把它帶到美國正式出版。

1969年她又出版了《僅僅一年》一書。這是她與蘇聯恩斷義絕的宣言書，是她到美國后在西方的強烈影響下寫成的，書中所披露的蘇聯內幕以及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觀點，比起前書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成了西方反蘇、反共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口實。為此，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在1969年12月19日決定剝奪她的蘇聯公民權。

1970年4月，斯維特蘭娜和相識只有3個星期的美國建筑商人彼得斯結了婚，第二年生了個女兒，取名奧爾加。但彼得斯很快破產了，她不得不用一大筆錢替他還債。后來，她因不喜歡丈夫的生活方式，在孩子只有8個月時候，帶著孩子離開了他。1973年5月，雙方正式離婚。

1978年11月，斯維特蘭娜取得美國國籍，并登記為美國共和黨的黨員。她高興地說：“以前我在這里是客人，不能參與政治，不能提出批評，現在我可以投票了�！苯又�，她采取和過去進一步決裂的步驟，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蘭娜?彼得斯。她說，她“不喜歡自己的過去，再也不想叫斯維特蘭娜這個名字了”。然而，她承認來美國后生活坎坷不平，得到的是失望和誤解，因此對美國又漸漸感到失望了。她說，過去“全然沒有意識到，兩個超級大國是如此相似，無論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

1982年8月，她帶著11歲的小女兒奧爾加移居英國，自稱“希望和兩個超級大國保持距離??從政治上，也從地理位置上”，說此后“只想過清清靜靜的生活”，繼續著書立說，“不希望與任何記者談話”。

1984年9月，斯維特蘭娜決定返回蘇聯，并向蘇聯駐英國大使館遞交了申請書。同年11月，她帶著小女兒奧爾加回到蘇聯。

斯維特蘭娜之所以又戲劇性地返回蘇聯，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十分想念留在蘇聯國內的兒女。1980年，她在美國時就說“為了在自由世界生活，我是作了一些犧牲的”，最大的犧牲是“失去了一雙兒女”，和他們“可能永世不得相見了”，既不能通信，又打不通電話，連10歲孫兒的照片也沒見過。1984年夏天，她在會見英國《觀察家報》記者時又傷感地說：“想見見我的兒孫們。”第二，她對西方世界已感到“失望”。她在會見英國《觀察家報》記者時承認，起初她“把自由世界理想化”，“沉醉在興奮和滿足之中”，但后來“就明白現實是怎么回事了”。她說，“剛到美國時，我有幸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大型記者招待會上拋頭露面，被局限在少數幾個蘇聯問題專家和俄國歷史學家的圈子里。我……后來不再受人歡迎”，“處在一種虛情假意之中”。她得出一個頗有哲理性的結論：“沒有一個變節者是完全自由的。”她還認為，“美國國務院在說謊方面絕不比克里姆林宮遜色”。同時，她也肯定蘇聯有好的方面。她說：“在蘇聯這個社會里，千百萬人享受著免費教育，有機會進入高等學府，也享受著公費醫療。”

1984年11月，斯維特蘭娜回到蘇聯之后，又對記者談及她回國的原因和目前的打算。她說，返回蘇聯“是我個人的決定，這一決定純粹是感情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她說，她“曾幾次決定回國。第一次是在紐約，當時我看到了關于俄國的影片《奧勃洛莫夫》。第二次是在英國，當時那里正在紀念盟軍在歐洲的勝利”。她說：“所有這些年我都無法擺脫深深的內疚感�！�

斯維特蘭娜聲明，她今后打算隱居搞翻譯。她說，“今后我打算過我一生中頭40年經歷過的那種平靜的私人生活，因此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會見新聞界的代表們”，“這次見面后我們就不要再互相打擾了”。

斯維特蘭娜在莫斯科呆了一些日子后，就來到她父親的故鄉格魯吉亞的哥里，要求當地政府給她安排一套住房，表示要在這里定居。當時，她的居住地離斯大林的舊居和紀念館不遠。結果，斯大林紀念館又多了她這么個重要的合作者，其中新建的一個展廳就是斯維特蘭娜親自設計和裝飾的，那里展有150張照片，都是她移居西方時收集到的斯大林的生活照。在特制的展覽柜中，她放上了斯大林的煙斗、拐杖、望遠鏡、軍服、戒指、勛章等物品。

但僅僅過了一年多，斯維特蘭娜又離開了格魯吉亞和蘇聯，返回美國，來到威斯康星州。原因是，她的小女兒奧爾加隨同母親來到蘇聯后，不能適應新的生活。例如，她上學時不愿穿蘇聯咖啡色的學生服，拒絕摘下脖子上佩戴的耶穌受難像，她不會說俄語，也不了解蘇聯的地理和歷史。同時，奧爾加同她母親與前夫所生的兩個子女也不能相處。況且，奧爾加在18歲以后還可以要求返回美國，理所當然地成為美國公民，這也使蘇聯當局感到不安。特別是，斯維特蘭娜同前夫日丹諾夫所生的女兒葉卡捷琳娜甘愿在遠離莫斯科的偏遠地區堪察加定居，她把當年母親流亡西方的行為視為“叛國”，不但始終不肯原諒，而且拒絕相見，只愿有書信來往。

1988年4月2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政令，同意斯維特蘭娜和她的女兒奧爾加放棄蘇聯國籍。斯維特蘭娜回歸西方后，曾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發表看法。她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傻瓜，‘公開性’注定要破產”。戈爾巴喬夫“所做的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殺”。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mingren/372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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