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家。祖籍山東莒縣東莞鎮 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 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據《梁書.劉勰傳》記載,劉勰早年家境貧寒,篤志好學,終生未娶,曾寄居江蘇鎮江,在鐘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終于書成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巨著,該書共計三萬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書超前人,體大而慮周,風格迥異,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頗大。貢獻與影響 《文心雕龍》的創作目的是反對當時文風的「浮詭」、「訛濫」,糾正過去文論的狹隘偏頗。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突出貢獻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他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從上古至兩晉結合歷代政治風尚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探索文學盛衰的原因,品評作家作品。比如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形成;東晉玄言詩泛濫,是由于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注意到了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決定影響。不僅如此,他還注意到了文學演變的繼承關系。并由此出發,反對當時「競今疏古」的不良傾向。這些都是十分可貴的。 ②分析論述了文學創作內容和表現形式的關系,主張文質并重。在《風骨》篇里,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重要,他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 ③從創作的各個環節上總結了經驗,提出了應該避免的失敗教訓。他指出,在創作上,作家「神與物游」的重要,強調了情與景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他還指出,不同風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氣質與后天的學識、習染存在著差異的結果。針對當時「近附而遠疏」、「馳騖新作」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必要,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故」的關系。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夸張等手法的運用,也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篇里,他批評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尚,要求批評家「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法: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情理上是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四觀奇正,看其布局是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是否完美。這在當時是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是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產,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在中國,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注釋、翻譯著述頗多,F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CA參考資料:(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傳統修辭學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方面:消極修辭包括語音修辭——講究平上去入、陰陽清濁、音節對應、疊字雙聲、合轍押韻;語匯修辭——在同義近義詞語中,作適合語境的意義選擇與搭配選擇、作適合感情和語體的色彩諧調選擇;語法修辭——在同義表達中,對句式的長短整散、主動被動、肯定否定、常式變式、陳疑祈嘆等作最適合語境的恰當選擇;篇章修辭——文章的醞釀構思、選材布局、情感事理、風格詳略、修改評析等。積極修辭——特指經過長期修辭實踐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認的修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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