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約從十一二歲就開始了住校生活，那時剛上高小。原因并非我家離校太遠。我家住縣城近郊，距縣城和學校也不過就兩公里不到；也不是因為家庭富裕，那是1953年或1954年，國家窮，農家更窮。不過，學校就是那種規定，除了家住縣城的孩子，農村孩子都住校。這一住，住了高小住初中，住了初中住高中，一直住到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
　　
　　我是獨生子，總住校不在家里，村里的人見了我母親就說：“你呀，心真硬，一個孩子，那么小，還忍心讓他住學校。”母親說：“上了學，遲早都要離開家的，還不如讓他早早離開，學會獨立。”
　　
　　從此，每學期上學，父親幫我把被褥送到學校，幾乎得用整整一個學期；放假了再幫我把鋪蓋卷背回家讓母親洗干凈，以備下學期開學再用。
　　
　　我上的高小學校，是一座廢棄的文廟。解放前，國民黨將它做了傷兵醫院，住了些從抗日前線或從圍剿陜北延安退下來的傷兵。
　　
　　教室原先是一座大殿，夏天涼森森的，常有追鼠逐鳥的蛇，從屋梁上掉落下來，引起課堂上一片驚叫和騷亂。教室墻外，還可以看到厝埋的棺木，我們挖地時，還挖出過人的骨骸。所以，晚上一個人也不敢亂跑，上趟廁所，也得找兩三個伴。
　　
　　床鋪很簡陋，根本沒有現在學生用的高低床，大約是借鑒了軍隊的行旅方式，睡通鋪。一個教室大小的宿舍，兩排相向的對面鋪，可以住四五十個孩子。各色各樣的被褥，很像后來在水利工地干活的民工住所。我有一位姓李的同學，和我很要好，就兩人挨著睡。誰知他有尿床的毛病，幾乎每天晚上都要“畫地圖”。
　　
　　開始，他怕別人看見笑話，不愿意去晾曬，我就幫他拿出去曬。老師知道后便告訴同學說：這是病，不是故意的，不能歧視同學，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要多幫助，少笑話。
　　
　　由于離廁所遠，晚上起夜不方便，尤其是冬夜。學校就給每個宿舍外備了一個鉛皮桶，兩個人一班，輪流值勤，晚上抬來放在宿舍門外，早上抬到廁所去倒掉。
　　
　　都是十多歲的孩子，愛鬧。夏天晚上，熄燈鈴都敲過了，窗外晚霞還亮晃晃地照人眼，睡不著覺，就開始說故事，說怪話，或者打來打去。鄉下孩子不穿內衣，光著屁股，打得噼噼啪啪亂響，滿屋子嘻嘻哈哈。值班的老師，常常在窗下聽墻根，把鬧得最厲害的家伙，拎出去罰站，罰跑。有一次是胖女老師值班，不知哪個孩子講起胖老師的胖來，給她聽見氣得把我們全吆喝起來，在操場上連跑十圈。
　　
　　學校那時也有食堂，主要是供教師吃飯的，個別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在食堂搭伙的。其余都和我一樣，周六放假回家，周日下午背三天干糧來上學。所謂干糧，好點的是粗糧細糧摻和著烙的餅；差點的，就是雜糧饅頭或雜糧餅子。提個小罐子是家里準備的咸菜。這些餅子咸菜要吃夠三天，周三家里人才給送后幾天的干糧。有時，家里人忙，就托村子里進城辦事的鄰居給捎過來。
　　
　　這樣的日子我熬了兩年。1956年考初中時，縣里教育大發展，在離我家二十多里地的永樂店新設了初中，我被分配到那個中學。
　　
　　想想自己上學的那些日子，看看如今國家操心為學校配校車，小學生吃飯政府供應，真是羨慕呀！
　　
　　其實，住校也有好處，孩子們住在一起增加了互助友愛，增強了集體主義精神和獨立生活能力。我就是在住校期間學會了洗衣服，釘扣子，以及帶的干糧發霉了怎么處理。
　　
　　我上初中時每個周末走二十里路回家，就拿一本書，邊走邊看，到家看完。我的一位剛從師范學院畢業的語文老師的大學講義也都是我在住校的晚上讀完的。他成了我的文學啟蒙人。
　　
　　我想，擴大校舍，接納住校，大概比置很多校車成本要低得多，安全也好得多吧。畢竟我的艱苦日子只是半個世紀之前的景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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