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在學術上造詣深厚，令人高山仰止，生活中的愛好，卻令人忍俊不禁。大師有著各自的真性情，反而正是這個嗜好，讓他們備受尊敬的同時，多了一份可愛。
　　
　　在國人的種種娛樂中，最普及、最受歡迎的首推麻將了。麻將是國人自創的休閑游戲，似乎是清朝晚期才流行起來的。到20年代初，民國山河一片“麻”，沉迷于麻將者不計其數，就連民國大師們，也抵擋不住麻將帶來的娛樂魅力，個個玩起來樂此不疲。
　　
　　梁啟超是麻將的超級愛好者，被友人稱為“麻仙”，他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他的很多社論文章都是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僅流利暢達，而且感情奔放，頗有特色。
　　
　　1919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有一次幾個知識界的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他說：“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來客不解，聽他解釋后方知，原來就是約了麻局。可見，麻將對其的誘惑力、吸引力之大。而坊間也有其曾發明三人與五人麻將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傳說。
　　
　　論打麻將，徐志摩的戰斗力最強。牌去如飛，不假思索，有如談笑用兵，十戰九勝。其對鴉片與麻將還有一番妙論：“男女之間的情和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對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愛，所以男女之間最規矩最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
　　
　　張恨水也與麻將有不解之緣，他小說中的人物多半都是搓麻將高手。每天晚上，報館來索稿的編輯便在張家門口排隊等候，張恨水低頭在稿紙上奮筆疾書，一氣呵成，悉數交之。一次，他在麻將桌旁上了癮，報館來人催稿，他左手麻將，右手寫稿，麻將、交稿兩不誤。
　　
　　聞一多年輕時不會玩麻將。留美期間，一次到教授家做客，用餐完畢，美國教授提出玩幾圈麻將助興。聞一多忙解釋對麻將一竅不通。美國教授驚愕，根本不相信聞一多不會打麻將，以為他有意推托。聞一多只好硬著頭皮上陣，臨時抱佛腳，參閱說明書，邊看邊學邊打。一晚上他沒和一牌，甚是難堪。此后，他在友人的幫助下，才慢慢學會了打牌，以應付類似的局面。
　　
　　梁實秋家教甚嚴，直至讀書，才方知世上有麻將這玩意兒。有一次，他請教父親麻將的玩法，梁父正色道：“想打麻將？到八大胡同去！”嚇得他再不敢提“麻將”二字，從此對麻將再無好印象。
　　
　　但梁身邊好友徐志摩等人個個都是麻將高手，有幾次硬被拉上桌，他玩起來還是吃力，覺得打牌還不如看牌輕松過癮。以后好友酣戰，他總是坐在旁邊觀戰。旁人不解，他解釋道：“我缺乏機智，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顧不過來，遑論揣度別人的底細。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應付大局？打牌本是娛樂，往往返尋煩惱，又受氣，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老舍是玩麻將深受其害最深的一位。他年輕時曾沉溺于煙、酒與麻將之中，雖然打牌屢戰屢敗，但只要有人張羅，他就樂此不疲，常常至深更半夜。時間一長，老舍漸漸消瘦，咳痰中帶血，終于體力不支，生了一場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頭發幾乎全部掉光。從此才下決心戒除麻將等種種“惡嗜好”，專心讀書、教書、寫作，成為一代文豪。
　　
　　葉公超曾以“慢、穩、剛”三字來形容梅貽琦，寡言、慎言的梅貽琦，有著嚴肅而沉默的形象，讓人很難將他與打麻將聯系在一起。
　　
　　梅貽琦在其日記中，不寫打麻將，多改用“手談”或“看竹”加以取代。據日記所載統計，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約每周有一次。
　　
　　一周一次看似不頻繁，但這兩年里，清華在臺灣“復校”如火如荼，梅貽琦又屢屢赴美洽談公事，公務之余，打麻將可以說是他重要的娛樂項目了。在85次方城之戰中，梅貽琦共贏25次、輸46次、平盤14次，前后輸了1650元，民國時期，千元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胡適對麻將原本不屑一顧，即使三缺一十萬緊急，想拉他亦難如趕鴨子上架，但其夫人江冬秀嗜牌如命，胡適終究抵擋不住夫人的苦苦糾纏，也偶然為之，但其技藝低下，幾乎每戰皆輸，只好以“手氣不佳”解嘲。
　　
　　就這樣，胡適也間接與麻將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諧趣地說：“從游戲的特殊愛好上看，可以說英國的國戲是板球，美國的國戲是棒球，日本的國戲是相撲，中國的國戲自然就是麻將。”
　　
　　有趣的是，20世紀50年代，他與夫人江冬秀困居紐約，生活拮據。幸好胡夫人打麻將的功夫十分了得，在方城戰中，可謂每戰皆贏，麻將收入竟成了補貼家用的“計劃內收入”。相對胡適的勝少敗多，胡夫人這讓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適，“小心求證”出“麻將里頭有鬼”，亦不失為一趣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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