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因為《一九四二》的熱映，近日文友發起了有關糧食的話題。

當說起過去糧食匱乏年代，眾多文友紛紛發言，曬自己家過去的缺吃少穿的生活。有個文友說，他們家以前過年的時候如果有親戚來做客，擺在桌子中間的是木魚，做做樣子，即或是有真魚，大家也都會約定俗成地只揀魚下面的青菜吃，而把魚剩下，下次再來客人時再端出來，就這樣，一條魚可以在桌子上擺上一個正月，招待很多撥的客人。

這個故事讓我記憶尤其深刻。雖然我沒經歷過能餓死人的年代，但類似的話題也揭開了刻在我心里的傷，許多年過去了，可揭開它，還是有些許的疼痛。

對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可以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代，沒在舊中國受到地主老財的奴役，“三年自然”災害時我們還沒有出生，等我們上小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臭老九”們回到了講臺，安心執教。不久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我們迎來了祖國的春天，我們真正感覺自己就是祖國的花朵，自己就是未來的主人。

在這欣欣向榮的景象中，我家與普通的東北農村家庭一樣也受到了劇烈的沖擊。與一般家庭不同的是，我家人口多勞力少。一共分到了八口人的承包田，六分之一頭牲口（與另外五戶人家共用一頭耕牛）。那時祖母癱瘓在床，祖父要照顧祖母。我與三個弟弟妹妹要上學，家里主要勞動力只有患過精神疾病的父親和對農活不大懂的母親。到了春天，雪剛化，父母就到地里刨玉米茬，到了五一前后該種地時，需要一埯一埯地刨坑、點種、培土、施肥，工程巨大。

老實巴交的父母不會擺弄牲口，所以需要在等別人家都忙過了才能找到人幫助用牛耥地。兩坰多的地，常常會有一部分誤了農時。所以減產是難免的。有一次為了及時把鏟完的地耥上，母親借了鄰居的一頭牛，那頭牛欺生，把母親的鎖骨頂斷，母親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才沒被那頭惡牛傷害更多。

那時糧食政策還沒有放開，城里人還在吃“供應糧”，所以我們農戶還是要按家里的人頭數交公糧。為了完成公糧任務，就得根據需要交的公糧的數量和種類分配各種糧食的種植比例。我家因為分得的地塊比較低，種小麥產量很低，遇到災害年頭甚至絕產。有一年因為割麥時遇到了暴雨，割完沒及時運回家的幾畝麥子全部被大水沖跑，雨后全家老少出去尋找丟失的麥捆，只尋回來一小部分，但麥粒全部發芽，送到糧庫糧庫不收，只好留著自己吃，做出的饅頭發綠，酸酸的黏黏的。

小麥難種但又不得不種，不交公糧要被罰款，不種小麥過年也包不上一頓餃子吃。但是每年交完公糧任務后剩下的糧食只夠填飽肚子，在那些用來填肚子的糧食中，小麥是奢侈品，大米更是談不上，因為方圓幾十里沒一處有水田的，誰家也吃不到大米。如果種點瓜菜類的經濟作物，會減少糧食的種植面積，另外還要交“特產稅”，所以即使當時經濟政策已放開，種經濟作物還是很慎重的。

沒有大米沒有白面，那時我們的主食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剛承包土地的那幾年我家吃小米和玉米、高粱�？煞N了幾年的谷子后，就無法種下去了。

我記得在春天里每天放學后我都會背著書包直接到我家的地里去幫母親給谷子拔草，那時谷子苗剛長出來不久，細小的葉還貼在地皮上，需要我們蹲在地上或坐在地上仔細地分辨出稗草和其他小草，這些雜草如果不及時拔出來就會跟小苗爭營養，影響產量，打出的糧食也會摻進草籽。由于男人的腰肢比較硬，無法長時間地蹲坐，所以這樣的活都是由婦女和小孩子完成。種兩畝地的谷子需要拔好幾次草，每次都要拔好幾天，可它卻是產量很低的一種糧食。所以后來我們村的人基本無人再種該品種作物了。因此我們家的糧食只剩下玉米、高粱和一點點小麥。但白面是需要在家里來了客人或過年時才舍得吃。

母親極盡所能、變著法地拿出她做飯的功夫，可飯桌上也不外乎高粱米飯、玉米碴子粥、玉米餅子類的。不過不管怎么說，在家里，在母親身邊，我們沒有餓過肚子。況且很多人家吃的都跟我們一樣，我們也沒覺得自己的日子過得有多苦。

最苦的時候是在農村讀中學時住校的日子。那時學校吃的也是用玉米做的飯，早晨玉米稀飯，中午和晚上玉米干飯，冬天中午沒有午飯。玉米干飯的做法是：先用水把玉米碴子煮熟（實際上只有八分熟），然后用笊籬撈出來，再重新放在鍋里烘一下。做飯的師傅拿著大鐵鍬把它鏟到一個寫著我們班號的鐵桶里，值日生會把它拎到班上給我們分著吃，每人二兩的量，加之水煮的沒有油腥的幾個白菜片，幾乎沒有人能吃飽的。

吃不飽的我們都要從家里帶干糧。母親給我帶的干糧是玉米面做的，里面摻了點豆餡。每天一個，要按計劃吃。我吃了一個冬天的涼玉米面的干糧，造成了比較嚴重的胃病。上課的時候胃難受得直不起腰，頭抵在桌沿上在桌子下面吐酸水。可因為沒錢，我一直堅持著，沒有因此到醫院檢查過一次，也沒吃過一片治療胃病的藥。

家里每年打的糧食大部分充了公糧，交公糧的糧食價格很低，幾大馬車的糧食都不夠交一家八口人一年的農業稅，所以不但每年都拿不回現錢，還要倒欠公家的錢。每年冬天村里的干部都會帶著人到我家逼催欠款。四個孩子下學期的學雜費還沒著落，使被逼債的父母整日惴惴不安，愁眉苦臉，嘆氣連連。

祖母癱瘓在床的那幾年，祖母吃的細糧幾乎都是在城里工作的姑姑一家在定量里節約下來的。給祖母吃的掛面都是姑姑給送來的。有一次母親煮面時看到只有五六歲的小弟弟眼巴巴地看著，饞得真流口水，便悄悄給他盛了一小碗，為了不讓祖母和幾個哥哥姐姐看到到，便讓他躲到沒有燈的倉房里吃，他剛進去沒多久，只聽咕咚一聲伴隨一塊慘叫，我那可憐的小弟弟竟然掉進了沒有蓋的土豆窖里……

他們沒有辦法改變家里的經濟狀況，只好做我們的工作，他們認為少一個讀書的多一個勞動力家庭狀況也許會有所改變。希望我這個家里最大的孩子能放棄學業回到家里幫他們一把。執拗的我不安于在家里做農活，后來上了一所不需要家里支付學費的學校。

在師范學校讀書時已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的糧食關系在學校，學校一個月要發給我三十斤糧票和三十一元菜票（菜票可在學校附近的小店里充當人民幣花），有錢人家的孩子不夠花，可我不但要用這三十多元錢吃飯，還可以用它來買點日用品，很少再朝家里要錢花了。

學校食堂里飯菜質量比起農村的學校強了很多，不但每天可以吃上大米飯，還可以吃上烤得噴香、夾著黃油、帶糖的燒餅。我們經常唱著“雄糾糾氣昂昂，跨進大食堂，吃燒餅沒有糖，照樣喜洋洋”的歌，高高興興地去吃飯。慢慢地我的胃病已經不知不覺好了。每當我要回家時我都會用糧票和菜票在食堂里買上十個燒餅，樂滋滋地回家分發給不能常吃到面食的弟弟妹妹。

祖母過世后，姑姑也時常接濟我們。我們一向覺得只要能進城能吃上供應糧苦日子就會熬到頭的。為了掙脫農村兩個弟弟學習很努力都考上了大學，妹妹因為身體不大好，無法繼續讀高中，所以初中畢業就逃進了城里，給一個有錢人家免費看了三年小孩兒，最后那家人幫她解決了城里的戶口。而父母身邊沒能夠留下一個愿意幫他們做農活的孩子。

當我的畢業分配方案下來后，我第一時間就把戶口和糧食關系落在了學校所在地。當年年底我用我的糧油本、煤證把幾個月的糧油和煤全部買回了家。那年我家終于過上了一個爐膛里有黑黑煤炭，鍋里有雪白米飯的春節了。

之后我的那個糧油供應本就再也沒用過。因為從那一年開始，國家糧食政策已經放開，農民種的糧食可以自由交易了，雖然我家仍是沒有水田，也不再種植小麥，但大米和白面成了家常便飯。

后來國家為農民免了農業稅，父母不再為交公糧而犯難，他們想種什么就種什么，甚至還種了些出錢快的瓜菜。再后來農村普遍實行了機械化作業，一天天老去的父母跟村里人一樣，用機器播種和收割，感覺種地輕松了許多。再后來他們每個人每月能領到國家發給的幾十元補助金，他們說錢不多，可比前些年的日子好過多了，國家不會忘記這些北大倉的老農民的，雖然是七十來歲的人了，但覺得日子過得越來越有奔頭了。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shanggan/327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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