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著手指算了又算，我的確已經有十來年沒有回故鄉了。在我的記憶中，我們院子里那群淘氣的小孩子應該還在學校里歌聲飄揚，和我一起捉過迷藏抓過蟈蟈的伙伴們都正當青春漂亮，那些看見我總是笑呵呵的長輩們的身體應該都很硬朗很健壯……這就是我離開故鄉時的記憶，一直定格在我的心里。
今天順道回來一看，家鄉還是那個家鄉，我們小時候偷偷學游泳的池塘里依然蕩漾著溫柔的波浪，就連我和小伙伴一起開墾出來的幾塊土地，現在也被人正兒八經地種上了莊稼……這里的一草一木都還保留著十年前的模樣，我太熟悉了，這更增加了我的幾分激動：站在村口，遠遠望去，我和父親一起種植的一片松柏林，依舊挺立在故鄉最高的那個小山尖上，在冬季的寒風中，那是唯一的一叢青綠，不算特別高大，但也略略高出那片枯黃的灌木林半個頭，顯得特別打眼，也許是因為親切的緣故，我覺得它們長得都很偉岸，或許它們也應該長高長大了一點點，因為距離的原因，我只是這樣猜想，卻不能斷定；曾家屋里那塊號稱二畝六的水田田埂，在某年的六月份漲洪水時，垮了一個大大的豁口，我還用“蒿子”在那里接過鯽魚泥鰍呢，現在那里依舊留下了一個月牙型的印跡，讓人感到絲絲親切；我的老屋，因為無人照理的緣故，現在已經全部坍塌了，屋頂的瓦片早就沒有了，土墻在雨水和時間的折磨下，變成了松軟的沃土，不知是堂姐還是伯父，很不規則地種了幾棚竹子在里面，也許是缺少照顧的緣故，它們都長得很瘦弱，只有幾塊石條做成的堂屋門框還高傲地矗立在那里，很熟悉，但卻對我沒有一句語言……
許多直接呼喚我乳名的老人，看到我突然回來了，都很高興，紛紛給我打著招呼，陪我站著——有的埋怨我沒有經�；丶铱纯矗械闹苯右一貋砭妥滋�，有的還像小時候表揚我一樣，夸我還那么聰明能干……埋怨我的，我不得不點頭；而挽留我的，我卻無言以對，因為我馬上就得離開，心里正犯愁——自己離開時，怎么向這些熱情的老人啟齒��；至于夸我的，卻讓我的心靈又得到了一次沖擊，因為我真的不能干，混了這么多年，還一副老樣子，并沒有像長輩們期望的那樣，出人頭地，混得有模有樣了。還好，故鄉的人沒有鄙棄我，居然還愿意挽留我，讓我這顆冰冷了十年的心多少有點慰藉。
要知道，今天我只是順道回來看看，并不是事業有成或官至大夫衣錦還鄉。十多年了，我還是一個普通的我。在一個所謂的第二故鄉漂泊。為了在這個“故鄉”站穩腳跟，追逐自己的理想幸福，沒車沒房的我花了三年時間，厚著臉皮鍥而不舍地追到一個漂亮的老婆，在很多人的不理解中組成了一個美妙的家，這讓我知道了什么是生活的艱辛，明白了做一個男人的責任，從此，就沒有真正睡一個“太陽能照屁股”的飽覺；又花了五年時間，我勇敢地加入了房奴隊伍，重新過起更拮據的生活，唯一讓我心潮涌動的就是銀行經常熱情地提醒我——又該繳款了，所以至今我都還沒有搞清楚，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還在繼續花更多的時間，去追逐所謂的成功，然而十年了，我的天空依舊灰蒙蒙……也許，我這一輩子會在這莫名其妙的追逐中消亡。因為城里沒有給“懶羊羊”容留棲身的地方，這里只有匆忙，沒有閑逛。
當聽說我回來了，何?特別來跟我打招呼。看著她一臉的滄桑，我不知怎么問候她：“何?，鄧叔身體可好？”“你鄧叔啊，已經走了。他是十月初八走的，到今天剛好兩個月。”何?平靜地說道。“什么？嗨——”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我們這個院子里，鄧叔是唯一六十年代的高中生。他曾經在全縣的很多學校教過書，據說他的書教得很不錯，大人們習慣喊他——鄧老師，可他卻從來不喜歡這個稱呼。于是大家都直呼他的大名，無論大人還是小孩，他不僅不在乎，反而樂呵呵地答應著。
鄧叔確實是一個教書料子，可他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因此一直沒有機會轉正，老是一個臨時工的身份，在這所學校教幾年，在那所學校教幾年，工作不僅不穩，待遇也不高，無法維持家里必要開銷。后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后，因鄧叔家里的人多，分得的土地就比較寬，鄧叔的五個娃娃又小，因此家里全靠何娘一個人支撐。鄧叔實在不忍心看見何娘每天都接近二十小時的忙碌，于是就回家務農了。鄧叔從小就沒有下過體力，很多人都擔心他吃不消。據說我們大隊還缺一個會計什么的，大家都以為鄧叔能夠得到這個比較輕松一點的工作，結果因為鄧叔的家庭成份的問題，他回家后連一個小隊上的會計都沒當上。后來，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因為鄧叔沒有連續工齡，所以連八十年代的教師農轉非都沒趕上。真是浪費了他老人家好好一生。
鄧叔這個人，也許是沒教成書的緣故，心里很糾結。他利用一切空閑時間，一心一意管理著自己的五個兒子，結果他的孩子都跳出了農門，成了遠近聞名的“書香之家”。在院子里，鄧叔很少跟別人家的小孩子們說什么的。不過，我是一個例外。記得從我讀書時起，無論開學放假，鄧叔只要碰見我是一個人時，他總喜歡理麻我的學習情況。特別是半期和期末考試之后，他總要問我各科的分數是多少，哪些題失分比較多等等。如果語文考差了，他就介紹一些學習語文的方法給我；如果數學考差了，他就說他學習數學的經驗，在他這種熱情的幫助和督促下，我的成績居然還可以。有時候，我的班主任老師來家訪，鄧叔還主動來我們家跟他們交流，說著有關我的話題。鄧叔對我的幫助是很大的，在我們院子里，跟我同齡人的十幾個，最后只有我轉了“非農業戶口”，吃上了國家糧。所以無論怎樣，我得真誠地對鄧叔說一句，謝謝。
關于鄧叔為什么如此關心我，直到今天我回家同父親說起他時，才略知一二。父親告訴我，鄧叔的父親和我的爺爺是好朋友，解放前，我們兩家人都住在四面山上。那里山高坡陡，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連上一個最近的街都要花一天時間。后來，兩家人積攢了一些錢，一起跑到這個丘陵地區來租土地，種莊稼。兩家人因為是從大山上下來的，舍得累，又互相照應，幾年下來就又攢了不少的錢。鄧叔的父親就用這些錢買了幾十畝土地，還修了一個炮樓院子，準備舉家下山發展，在這里生根發芽。
據說我爺爺從一個地下黨那里得知四川很快要解放了，就幾次勸鄧叔的父親不要買地，不要修房子什么的，結果鄧叔的父親根本聽不進，兩個好朋友因此出現了友誼危機。后來，在鄧叔家房子剛剛修好一兩年的樣子，四川解放了，土改運動旋即而來。鄧叔家里有土地，還有一個帶炮樓的大院子，于是他家就被劃分為地主了。鄧叔家的房子被充公，土地被瓜分，一家人的努力化為烏有。而爺爺家因為一直是租人家的土地種，當然就是佃農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叔一家人因為成份問題受了不少折磨。好在爺爺當時的成份好，在隊里有人緣和威望，同時他私底下跟一些革命干部有交情，就暗地里幫著鄧家講一些好話，想一些辦法。這樣一來，鄧叔一家人就沒有被樹立為批斗的典型，少受了一些洋罪。比起隊上的另外幾家地主，有的被打斷了腳成了跛子的，有的想不通上吊死了的，多少也算幸運。雖然在文革期間，我們兩家人表面上是劃清了界限的，但暗地里卻還是有聯系的。我爺爺是在文革的后期，頭上生了一個大腫瘤，據說就是鄧家偷偷幫著介紹到成都去看的，結果還是沒醫好，爺爺到死最不放心的就是鄧家的事情，他臨終時還給我當“隊干部”的伯父作了一些交代。
聽了父親的介紹，我的心里很是酸楚。嗨，鄧爺爺一家人的命真苦，鄧叔的命就更苦了。他這樣的一個好人，卻出生在了一個錯誤的時代而錯誤了他一生。如今社會好了，生活也好了，他的孩子也個個事業有成了，他應該擁有一份難得的清閑了，然而他卻走了，走得如此匆匆，走得如此無聲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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