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向來尊重自然，形成了“敬天畏天”、“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這種思想承認人類與自然合為一體，承認人類社會是自然這個大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與西方將人與自然對立的“天人二分法”截然不同。
　　
　　其實，除了豐富的生態保護思想，古人還進行了大量實踐：循環利用、輪耕休作、禁食奇禽異獸、維護生物多樣性……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古代是如此親近而健康。
　　
　　這些寶貴“遺產”已經觸及了生態倫理的根本實質，如果能夠深入挖掘、詮釋轉化，不失為改善當今人地關系、緩解生態危機的智慧源泉，也是我們在思想上克服“人類中心主義”，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條通路。
　　
　　順應天時，尊自然節律而行
　　
　　在《呂氏春秋》里，記載了上古葛天氏部族提著牛尾踏足而跳的八支歌舞名稱：“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可見，敬畏天地的思想很早已形成。
　　
　　既然要“以人合天”，人類就不能違反自然界的運行規律，而是要“順應天時”。
　　
　　什么是“天時”？即四季變化、晝夜長短、作物生長快慢、日月星辰移位等種種規律。人們根據“天時”來安排農業生產、生活節奏、社會事務，這叫做“奉天時”。
　　
　　中國古代有專門記載天時規律的文獻，叫做“月令”，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例如《禮記·月令》篇的第一部分，詳述了正月的日月星辰變化、動植物物候特征，由之引申出人們在這個月應當做什么事、禁忌做什么事，等等。在今天看來，其中不乏迷信的內容，但合理的成分也極明顯，例如，為了不影響動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獵殺幼小動物、雌性動物，禁止采伐林木，禁止大興土木，要掩埋露野的腐尸以防瘟疫傳染……這些規定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必要的。
　　
　　《漢書·貨殖傳》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弋不施于?隧。這也是要求人們“順時而取物”，按照四季的循環規律和動植物的生長規律加以采獲。
　　
　　種種記載告訴我們：儒家強調“使民以時”，即不因征發民力而耽誤農時，影響耕作；道家提倡“有法無法，因時為業”，老子強調“動善時”，莊子強調“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墨家“順四時而行”；陰陽家“順時而發”……總體而言，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視時令變化，并將根據時令變化而形成的生產生活節奏納入其統治方略之中，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國運長久的重要手段。
　　
　　“中和有度”的禮制規定
　　
　　禮制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主張和政治主張，它規定飲食、輿服、宮室、車旗、畜聚均有度有制，不得逾越。其負面作用是阻礙個人平等、個人自由的發展，但對資源保護卻有很大的正面價值。
　　
　　一方面，它根據等級分配資源，限制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無限浪費，用一定的社會規范限制了人們的私欲膨脹；另一方面，“禮尚質”，以少為尊、以素為貴的原則，客觀上引導人們崇儉去奢。一般而言，禮制規定以高大華美、豐厚多文為尊，但是禮也常常以少小簡素為尊，即地位愈高，其物質配給愈是質樸簡略。例如，《禮記·禮器》里寫道：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杓，此以素為貴也”。
　　
　　追求奢侈、鋪張浪費被認為是違禮的行為，受到輿論譴責和禮法懲處。齊相管仲雖然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偉業，但是他生活奢侈，“鏤簋朱?，山節藻?”，仍然受到譴責。唐中宗之女安樂公主生活奢靡，她命人用百種鳥羽織成毛裙，又集百獸之毛做成韉面（馬鞍的墊子）。韋皇后為了與之攀比，又集百鳥之羽織成韉面。自此之后，“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采之殆盡”。動物飽受其害。開元初年，名相姚崇、宋?屢次進諫，批評其奢靡之風，“玄宗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許士庶服錦繡珠翠之服”。漸漸平息了這股采捕珍禽異獸的惡習。
　　
　　這種崇儉去奢的觀念，在中國歷代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吨熳又渭腋裱浴分械�“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成為中國民間婦孺皆知的生活信條。這樣的生活習慣，客觀上減少了物質資源的浪費性消耗，保護了生態平衡。
　　
　　蓄養地力的“綠色”耕種法
　　
　　不僅學者們強調“取之有度”、“用而不匱”，農民們更是深知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在生產中進行了很多與今天可持續發展觀點相契合的“綠色”實踐。
　　
　　中國農業以精耕細作聞名世界�？蛇^度開墾很容易耗盡地力，為此，古人發明了一些既能蓄養地力又能增產增收的“綠色”耕種方法。
　　
　　上古時期，人們把耕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休耕，其他兩部分耕種，這樣三塊土地每年輪流耕作、輪流休耕，十分有利于地力的恢復。
　　
　　另外，還有一種輪作制度，即在同一土地上每年按次序輪流種植一定的作物，以此調劑恢復地力�！秴问洗呵铩氛f“今茲美禾，來茲美麥”；《管子·治國篇》有“四種而五獲”；《荀子·富國篇》有“一歲而再獲之”等。這些指的就是這種換茬或倒茬的辦法。
　　
　　漢武帝時期，主管農業的農學家趙過發明了“代田法”，即在每畝地上挖三條溝，每條溝旁各有一條壟。作物種在溝中，壟和溝每年互換位置，今年的壟變為明年的溝，今年的溝變為明年的壟，這樣能夠保持地力不致衰竭，而又每年都可利用，不必整塊土地休耕。
　　
　　到南北朝時期，農民開始將糧、豆、瓜、菜等作物進行套種、間種、連作和輪作，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時人還發明了把豆科作物當做綠肥進行輪作以翻壓肥田的方法，《齊民要術》稱之為“美田之法”。此后歷代農民都廣泛采用綠肥種植技術，明清時期將綠肥與糧棉進行間作或套種，綠肥的種類已達十多種。
　　
　　“蔭不折枝”，護林造林
　　
　　古人很了解保護森林、植樹造林的重要性，有“食不毀器，蔭不折枝”的說法。
　　
　　早在先秦時期，各國統治者興修水利的同時，就在河堤兩岸種植樹木以防水土流失。管子曾號召在堤防邊的坡地上植樹種草，《呂氏春秋》也記載了類似的護堤經驗。宋明以來，江淮大興圩田，農民在圩區廣植樹木聚沙固堤，形成了“湖岸人家榆柳行，風?低昂似迎客”的動人景觀。
　　
　　歷代皇家苑囿和皇家陵寢也是護林造林的重要場所。這些禁苑面積極大，里面的一草一木都嚴禁砍伐采獲，無疑成了中國古代的生態保護區。
　　
　　宋明以來，宗族觀念加強，各地設立祠堂、宗廟、族墓，與之相關的公共水源、一草一木，也都受到各家族的保護。如福建南靖縣和溪樂土村客家人黃氏家族，將村周兩千多畝山林定為風水林，現還有三百多畝保存完好，成為罕見的原始森林景觀，被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隨著人口壓力不斷增加，明清時期，森林面積逐漸減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現象加劇，主政者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出臺了很多強化植樹造林的措施。雍正四年，官員朱軾呈《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請求頒布法令，將農民植樹作為官吏考核的指標，其他如楊永斌的《勸民種植講學疏》、楊景仁的《備雜糧》等等，十分常見。乾隆三十七年的《捐栽蘆葦樹木議敘》中，確定了將植樹與官吏考核相結合的原則，雍正朝更是提倡百姓栽種蘆葦，生態意義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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