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層面上建構“現代國家”，是目前中國面臨的一個深層次的文化戰略課題。
錢穆先生嘗言：“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其《大哲學家》一書中，列舉出人類文明史上十位最偉大的哲學家，然后又從中挑選出四位最具影響的“思想范式的創造者”：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穌。孔子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每一種文化傳統都有幾位具有恒久影響力的文化圣賢，他們在一定意義上已成為符號化的文化象征。在中國五千年文化傳統中，孔子就是主體文化價值觀的文化象征。
在西方社會，博愛、同情、友善等等基本價值觀是“掛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國文化中，仁、義、誠、信、忠、孝、廉、恥等人倫規范則是與孔子儒家思想緊密相連。在世界不同的文化傳統中，許多基本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盡管在概念與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價值指向與本質意義上卻是相通的。
基督教中的“博愛”、佛教中的“慈悲”和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思想，盡管三者在文化背景和語詞上有所不一，但，在對生命的終極關懷上卻是趨同的�；诖�，錢穆評價孔子是中華五千年文化傳統中“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并不為過。
在對待孔子的文化心態上，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稍有區別。在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更多地呈現為“我應如何更好地遵循孔子的教誨”；在中國大陸則更普遍地凸現為“我為何要遵循孔子的教誨？”正因為有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才偶爾會在海外聽到“文化中國”已經不在中國大陸之譏諷！
中國正謀求建構“現代國家”，經濟大國只是建構它的必要條件之一，若缺乏“文化大國”這一必備條件，所謂“現代國家”只是空中樓閣，而“文化大國”誕生的一大前提條件則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
就目前中國普遍的文化心態而言，“文化認同”正行進在路上。就當下全社會對孔子的評價而言，無論是學者還是平民百姓，許多人對孔子的認識與評價似乎總讓人覺得有點耳熟。
仔細辨析，你會發現當下許多中國人的文化心態在某種層面上還停留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階段。
談到近現代歷史上批孔非儒，有一種社會文化思潮一直被人忽略：在“五四”運動之后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普遍進入了反思與省察階段。在批孔非儒問題上，當時絕大多數一流的知識分子都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觀點過于偏激。換言之，在對待孔子的文化立場上，存在著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集體反思”心路歷程。
譬如，胡適早年主張“全盤西化”，呼吁批孔，“捶碎，燒去！”晚年卻一再申明：“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我不能說我自己在本質上是反儒的。”
如何從“妖魔化的孔子”中小心翼翼地剝離出“歷史的孔子”，至今是一未完成的文化課題。而這一歷史性課題的完成，不僅具有“求真”的學術意義，在建構“現代國家”上更具有現實意義。因為沒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國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當今中國的文化建設正處于由“破舊立新”向“開其新統”轉變的十字路口。應當大張旗鼓地弘揚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旗幟鮮明地樹立以“集其大成”、“開其新統”的孔子為傳統主體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會通基礎上，通過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實現“現代國家”形態。舍此“正道”，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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