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問我，為什么總替醫生說話？我說：“說明我不傻。”別人不解：“你這話怎么說？不傻就替醫生說話？”我說：“傷了醫生、得罪了醫生，倒霉的是醫生嗎？倒霉的是每一個人！”
如今，醫患關系有很多亂象，過去的有些故事很可能是未來的預言。
梁啟超的故事
1926年，梁啟超尿血，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劉博士給他做的手術。割下右腎之后，發現只有黑點，沒有腫瘤，顯然是出了問題。
這件事引起了軒然大波，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馬上發表文章說《寧信醫不如無醫》，接著徐志摩也寫了一篇措辭激烈的抨擊文章《如果我們得病怎么辦》。一時間，社會上出現大量譴責醫生的聲音，大家紛紛建議梁啟超到法院起訴大夫。
那時候的協和不像現在的協和，西醫在中國剛起步，依然處于風雨飄搖和眾多懷疑之中。魯迅曾在文章里用反諷的語氣說：“我告訴醫院的朋友，從來都是這樣的，不要去招那些沒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為治好了出去沒人關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話，就是軒然大波，醫院可能就要倒閉。”
對于這個有明顯錯誤的手術結果，梁啟超沒有動用法律武器。他在風波之中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我和醫院之間的事情》。他認為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醫生的態度、治療都很好，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協和醫院。
這件事發生兩年后，梁啟超又得了病，他依然選擇到協和醫院去求治，最后在那里病逝。
梁啟超當時充分認識到，西醫剛進入中國，這是一門科學，如果因為自己的案例而擊倒西醫，更多的患者將來可能是直接受害者。他沒為自己維權，是不是維護了我們所有人的權益？我們幾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來西醫快速發展的恩澤？
醫生、律師與上帝的故事
再講一個未來的預言。
如今，大家都認為醫患關系最糟糕的是中國。去年我去臺灣的花蓮，參加臺灣慈濟中秋節的一個活動。有一個來自美國的大夫講了一個美國最流行的段子，他說現在美國的醫患關系也很糟糕，律師大量存在，他們跟在患者后面，等在醫院門口，只要有人治病，就給患者發類似小廣告的東西，告訴患者“出了問題找我”。也就是說，律師在慫恿患者跟醫院打官司。因此，美國的醫生幾乎是在律師的監督下生存。監督本身沒什么不好，但是當它成了這樣一種亂象，醫生當然有怨言。
段子是這樣的：都說醫生死后可以上天堂，有一天一個非常棒的醫生上了天堂，他以為上了天堂一定有好的招待，沒想到卻是上下鋪，一屋幾個人。然后他就去找上帝：“我們救死扶傷，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條件這么差？”上帝說：“對不起，我這兒正忙著準備一個隆重的歡迎儀式，我還要親自去致歡迎詞。”醫生連忙問：“什么人？至于您這樣？”上帝答道：“律師。”醫生一聽更生氣了：“我一輩子跟他們打交道，總是他們折磨我，為什么律師上來的時候，你還要如此歡迎他？”上帝說：“每天上天堂來的醫生有很多，律師這卻是頭一個。”
美國的醫生用這樣一個段子擠對律師，我為什么說它是一個未來的故事？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醫生恐怕也要準備好，在未來的某一天，患者的后面跟著的不再是職業“醫鬧”，而是律師。當然，我不認為這是一種退步。當一切進入正常的程序之內，患者的后面有法律進行保護的時候，恐怕是進步。
先守住底線，然后仰望星空
醫療和法治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法律的定義是一個社會最低的道德底線，不是上限，法律從來不承擔過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但是法律的重要職責也恰恰在于此，一個亂的社會，如果底線不被守住，后果是什么？因此談到醫學的發展，我覺得應該分為三個境界：守住底線靠什么？靠法律。提高底線靠什么？靠自律。但是追求上限靠什么？靠全社會更和諧的旋律。
守住底線的時候要注意一些問題，比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醫學是科學，不是神學。結核病菌的分離者特魯多醫生有個著名的墓志銘，上面寫著醫生的職責：“偶爾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撫慰。”
偶爾去治愈，因為有相當多的病，人類目前是治不了的。在這個過程中，有相當多的醫生在給病人治病的時候必須冒風險，但是科學一定會有失敗。中國現在最可怕的一面就是，不允許有任何的過錯，厭惡失敗，整個社會充滿著成功學。
我們不僅不能把醫生的努力當作犯罪或過失，還應該表揚和鼓勵。好孩子都是夸出來的，好行當何嘗不是？這個社會上夸醫生的太少了！如果我們都對醫生形成一種良性的尊重，同時又有方方面面的約束，自律才能成為現實。
我覺得我們要追求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和諧的旋律。中國古人早就強調了，做任何事，圣人從不為大，都是從小的事情做起，才成其大。換一個角度去說，追求更多美好的目標，都要先從守住底線開始。底線守住了，理想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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